季羨林論述散文摘抄三篇

季羨林論述散文摘抄三篇

導語：季羨林老先生說說：“我寫東西有一條金科玉律：凡沒有真正使我感動的事物，我絕不下筆去寫。”從他的散文中就不難發現這一點，真情通過文字傾瀉出來。不同時期的散文表達了他真實的心路歷程。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季羨林的論述散文，希望你們喜歡。

散文一：《容忍與限度》

人處在家庭和社會中，有時候恐怕需要講點容忍的。

唐朝有一個姓張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遠揚，一直傳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讚美他治家有道，問他道在何處，他一氣寫了一百個“忍”字。這說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

這個故事非常有名。在舊社會，新年貼春聯，只要門楣上寫着“百忍家聲”就知道這一家一定姓張。中國姓張的全以祖先的容忍爲榮了。但是容忍也並不容易。

1935年，我乘西伯利亞鐵路的車經前蘇聯赴德國，車過中蘇邊界上的滿洲里，停車四小時，由前蘇聯海關檢查行李。這是無可厚非的，入國必須檢查，這是世界公例。但是，當時的蘇聯大概認爲，我們這一幫人，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到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恐怕沒有好人，必須嚴查，以防萬一。

檢查其他行李，我決無意見。但是，在哈爾濱買的一把最粗糙的鐵皮壺，卻成了被檢查的首要對象。這裏敲敲，那裏敲敲，薄薄的一層鐵皮決藏不下一顆炸彈的，然而他卻敲打不止。我真有點無法容忍，想要發火。

我身旁有一位年老的老外，是與我們同車的，看到我的神態，在我耳旁悄悄地說了句：Patience is the greatvirtue（容忍是很大的美德）。我對他微笑，表示致謝。我立即心平氣和，天下太平。

看來容忍確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種美德。但是，我認爲，也必須有一個界限。我們到了德國以後，就碰到這個問題。舊時歐洲流行決鬥之風，誰污辱了誰，特別是誰的情人，被侮辱者一定要提出決鬥，或用手槍，或用劍。

普希金就是在決鬥中被槍打死的。我們到了的時候，此風已息；但仍發生。我們幾個中國留學生相約：如果外國人污辱了我們自身，我們要揣度形勢，主要要容忍，以東方的恕道剋制自己。

但是，如果他們污辱我們的國家，則無論如何也要同他們玩兒命，決不容忍。這就是我們容忍的界限。幸虧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否則我就活不到今天在這裏舞筆弄墨了。

現在我們中國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讓人氣短。在公共汽車上，擠擠碰碰是常見的現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別人，連忙說一聲：“對不起！”就能夠化干戈爲玉帛，然而有不少人連“對不起”都不會說了。於是就相吵相罵，甚至於扭打，甚至打得頭破血流。

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怎麼竟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願：容忍兮，歸來！

散文二：《謙虛與虛僞》

在倫理道德的範疇中，謙虛一向被認爲是美德，應該揚；而虛僞則一向被認爲是惡習，應該抑。

然而，究其實際，二者間有時並非涇渭分明，其區別間不容髮。謙虛稍一過頭，就會成爲虛僞。我想，每個人都會有這種體會的。

在世界文明古國中，中國是提倡謙虛最早的國家。在中國最古的經典之一的《尚書·大禹謨》中就已經有了“滿招損，謙受益，時（是）乃天道。”

這樣的教導，把自滿與謙虛提高到“天道”的水平，可謂高矣。從那以後，歷代的聖賢無不張皇謙虛，貶抑自滿。一直到今天，我們常用的詞彙中仍然有一大批與“謙”字有聯繫的詞兒，比如“謙卑”、“謙恭”、“謙和”、“謙謙君子”、“謙讓”、“謙順”、“謙虛”、“謙遜”等等，可見“謙”字之深入人心，久而愈彰。

我認爲，我們應當提倡真誠的謙虛，而避免虛僞的謙虛，後者與虛僞間不容髮矣。

可是在這裏我們就遇到了一個攔路虎：什麼叫“真誠的謙虛”？什麼又叫“虛僞的謙虛”？兩者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簡直可以說是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掌握一個正確的分寸難於上青天。

最突出的是因地而異，“地”指的首先是東方和西方。在東方，比如說中國和日本，提到自己的文章或著作，必須說是“拙作”或“拙文”。在西方各國語言中是找不到相當的詞兒的。尤有甚者，甚至可能產生誤會。中國人請客，發請柬必須說“潔治菲酌”，不瞭解東方習慣的西方人就會滿腹疑團：爲什麼單單用“不豐盛的宴席”來請客呢？日本人送人禮品，往往寫上“粗品”二字，西方人又會問：爲什麼不用“精品”來送人呢？在西方，對老師，對朋友，必須說真話，會多少，就說多少。如果你說，這個只會一點點兒，那個只會一星星兒，他們就會信以爲真，在東方則不會。這有時會很危險的。至於吹牛之流，則爲東西方同樣所不齒，不在話下。

可是怎樣掌握這個分寸呢？我認爲，在這裏，真誠是第一標準。虛懷若谷，如果是真誠的話，它會促你永遠學習，永遠進步。有的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這種人往往不能進步。康有爲是一個着名的例子[]。他自稱，年屆而立，天下學問無不掌握。結果說康有爲是一個革新家則可，說他是一個學問家則不可。較之乾嘉諸大師，甚至清末民初諸大師，包括他的弟子梁啓超在內，他在學術上是沒有建樹的。

總之，謙虛是美德，但必須掌握分寸，注意東西。在東方謙虛涵蓋的範圍廣，不能施之於西方，此不可不注意者。然而，不管東方或西方，必須出之以真誠。有意的過分的謙虛就等於虛僞。

回到“滿招損，謙受益”這句古話，歷代引用不輟，一直到今天，還經常掛在人們嘴上。可見此話道出了一個真理，經過將近三千年的檢驗，益見其真實可靠。

根據我自己的思考與分析，滿（自滿）只有一種：真。假自滿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說大話，那不是自滿，而是騙人。謙（謙虛）卻有兩種，一真一假。假謙虛的例子，真可以說是俯拾即是。故作謙虛狀者，比比皆是。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謙虛，做學問更是如此。如果一個學者，不管是年輕的，還是中年的、老年的，覺得自己的學問已經夠大了，沒有必要再進行學習了，他就不會再有進步。事實上，不管你搞哪一門學問，絕不會有搞得完全徹底一點問題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1000年，也是辦不到的。因此，在做學問上謙虛，不但表示這個人有道德，也表示這個人是實事求是的。

我自己怎樣呢？我總覺得自己不行。我常常講，我是樣樣通，樣樣鬆。我一生勤奮不輟，天天都在讀書寫文章，但一遇到一個必須深入或更深入鑽研的問題，就覺得自己知識不夠，有時候不得不臨時抱佛腳。人們都承認，自知之明極難；有時候，我卻覺得，自己的“自知之明”過了頭，不是虛心，而是心虛了。

因此，我從來沒有覺得自滿過。這當然可以說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我又遇到了極大的矛盾：我覺得真正行的人也如鳳毛麟角。我總覺得，好多學人不夠勤奮，天天虛度光陰。我經常處在這種心理矛盾中。別人對我的讚譽，我非常感激；但是，我並沒有被這些讚譽衝昏了頭腦，我頭腦是清楚的。我只勸大家，不要全信那一些對我讚譽的話，特別是那些頂高得驚人的帽子，我更是受之有愧。

散文三：《走運與倒黴》

走運與倒黴，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絕對對立的兩個概念。世人無不想走運，而絕不想倒黴。

其實，這兩件事是有密切聯繫的，互相依存的，互爲因果的。說極端了，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經發現了。他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老子的“福”就是走運，他的“禍”就是倒黴。

走運有大小之別，倒黴也有大小之別，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運越大，則倒的黴也越慘，二者之間成正比。中國有一句俗話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形象生動地說明了這種關係。

吾輩小民，過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鹽、醬、醋、茶。有時候難免走點小運，有的是主動爭取來的，有的是時來運轉，好運從天上掉下來的。高興之餘，不過喝上二兩二鍋頭，飄飄然一陣了事。但有時又難免倒點小黴，“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沒有人去爭取倒黴的，倒黴以後，也不過心裏鬱悶幾天，對老婆孩子發點小脾氣，轉瞬就過去了。

但是，歷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們，他們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個地區、一個行當的安危。他們得意時，比如打了一個大勝仗，或者倒賣房地產、炒股票，發了一筆大財，意氣風發，躊躇滿志，自以爲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兩二鍋頭了得!然而一旦失敗，不是自刎烏江，就是從摩天高樓跳下，“而今安在哉!”

從歷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曆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黴則走不了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司馬遷算的這個總賬，後來並沒有改變。漢以後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是在倒黴之後，才寫出了震古鑠今的傑作。像韓愈、蘇軾、李清照、李後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從來沒有過狀元宰相成爲大文學家的。

瞭解了這一番道理之後，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爲，意義是重大的。它能夠讓我們頭腦清醒，理解禍福的辯證關係；走運時，要想到倒黴，不要得意過了頭；倒黴時，要想到走運，不必垂頭喪氣。心態始終保持平衡，情緒始終保持穩定，此亦長壽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