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導語：巴金的真實觀則更爲直白的體現於他的作品之中。因爲巴金不同於茅盾等作家完成作品時所具有的系統性和理論性，故而他的作品唯求“真”，以“真”動人，以“真”取勝。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希望你們喜歡。
一、《長夜》
我對着一盞植物油燈和一本攤開的書，在書桌前坐了若干時候。我說若干時候，因爲我手邊沒有一樣可以計算時間的東西。我只知道我坐下來時，夜色剛剛落到窗外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來時，門前還有人力車的鈴聲，還有竹竿被人拖着在路上磨擦的聲音，還有過路人的談笑聲。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給書本吸引了去。我跟着書本活了那麼長的時間。我的心彷彿落在一個波濤洶涌的海上受着顛簸。於是我擡起頭，我發見我仍然坐在書桌前面，這許久我就沒有移動一下。
火在燈罩裏寂寞地燃着，光似乎黯淡了些，我把頭動了動，忽然發覺一堆一堆的黑影從四面八方向着我壓下來，圍過來。但是燈火發出一圈光亮，把它們阻擋了。我看見黑暗在周圍移動，它們好像在準備第二次的進攻。
四周沒有聲息。我不知道馬路是在什麼時候靜下來的。我注意地傾聽，我很想聽見人聲，哪怕是一聲咳嗽，一句笑語。在平日甚至夜深也還有人講話，或者笑着、哼着歌走過馬路。我聽了片刻，仍舊沒有聲息。我奇怪，難道這時候醒着的就只有我一個人?爲什麼我四周會是死一般的靜寂？
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的心裏攪動，又彷彿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濤似的在往上翻騰。我用力鎮定了我的心，我把頭再埋到書本上去。一條一條的蚯蚓在我的眼前蠕動。我抓不到一個字義。爲什麼?難道是黑暗傷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靜寂損壞了我的腦子？
我把燈芯轉亮，我再看看四周，黑暗似乎略爲往後退了，它們全躲在屋角，做出難看的鬼臉，無可奈何地望着燈光。
我又埋下頭，而且睜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書本上。這一次蚯蚓停住不動了，它們變成了一行一行的字……
我進到了另一個時代裏去經歷另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站在一羣叫囂的人中間，高聳的斷頭機的輪廓貼在淡藍色的天幕上，一個臉色慘白的年輕人帶着悲痛立在臺口，他用眼光激動地在人羣中找尋什麼東西，他的嘴顫抖地動了一下。一個少婦帶着一聲尖銳的哀叫向着臺口撲過去，她仰起那張美麗的臉去承受從臺上投下的眼光。淚珠沿着年輕人的臉頰滾下來。一隻粗壯的膀子伸過來拉他，他再投下一瞥依戀的眼光，於是斷念似的睡倒在木板上面。少婦伏在臺階上傷心地哭着。
懸在架上的大刀猛然落下。我的心一跳。應該聽見那可怕的聲音。鮮紅的血濺起來。又一個頭落在籃子裏。那隻粗壯的手拿着頭髮把這個頭高高舉起給臺下的人看。慘白色面顏顯得更慘白了。眼睛微微睜開，嘴半閉着。
我的心發痛。“爲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我似乎聽見這一句痛苦的問話。
我吃驚地舉起頭，房裏仍然只有我一個人。黃色的燈火孤寂地在玻璃燈罩裏擺動，任是怎樣搖晃，也發不出一點聲音。背後牆壁上貼着我自己的影子，它也是不會發聲的。窗外、門外，夜悄悄地溜過去。沒有人從門縫裏送進一句不等回答的問話來。那麼又是我的心在說話了。但是會有人來給我一個回答麼？
我等待着。這次我聽見聲音了。皮鞋的聲音，一個男人的腳步。腳步聲漸漸地近了。是一個朋友麼?他在這深夜來找我談什麼事情?或者他真的是來給我回答那個問題的。
我激動地等待着叩門聲。我幾乎要站起來出去開門。但是聲音寂然了。馬路上靜得好像剛纔並沒有人走過似的。我屏住氣息傾聽，沒有風聲，甚至沒有狗叫。世界決不能夠是這麼靜。難道我是在做夢?我咳一聲嗽，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多麼空虛，彷彿響在一個荒涼的空場上。未必我已經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摸摸自己的手，自己的臉頰，它們還是溫暖的。我把手在桌上一擊，響聲立刻傳到我的耳朵裏。我可以相信自己還是一個活人。
燈光又開始暗起來。黑影也跟着在活動了。它們恢復了原先的陣地，而且進攻。燈用它的亮光抵抗，顯得很吃力。我知道油快完了。我動動腳，想走去拿油瓶。但是一陣麻木抓住我的腿。這時我才注意到我的一雙腿快凍僵了。我需要活動。我要表示我的存在。我還需要亮光。我跟麻木的感覺掙扎了一會，才縮回兩隻伸了好久的腿。我終於站起來了。
我打了一個冷噤。寒氣似乎穿過衣服，貼到皮膚上來了。我的腳尖和腿彎微微發痛。手指也有一點麻木的感覺。夜一定深了。我應該上樓去睡。但是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躺下來，我更不願意閉上眼睛。我的腦子還是清醒的，我不願讓夢給它罩上一層糊塗。
我穿過包圍着我的寒氣和黑暗，走到廚房去拿了油瓶來給燈加了油。於是燈光又亮起來。這燈光給我驅散了黑暗和寒氣。我聽聽四周。還是墳場上似的靜寂。沒有人在馬路上走過。我失望地在書桌前面坐下，又坐在原來的地方。
我的頭又埋在書上。慢慢地、慢慢地一幅圖畫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仍舊是那個斷頭臺。兩個少婦坐在階上，身子捱得很近。一個埋着頭低聲在哭，另一個更年輕的卻用柔和的聲音安慰她。
“露西·德木南。”我聽見一個粗暴的聲音叫起來。那個年輕的少婦慢慢地站起，安靜地把臉朝着人羣。怎麼!還是先前那張美麗的臉，還是先前撲倒在臺階上哀哭的女人。現在她神色自若地走上斷頭臺去。她對自己的生命似乎沒有愛惜，上斷頭臺就像去赴宴會。平靜的，甚至帶着安慰表情的面顏是那麼年輕，那麼純潔。一對美麗的藍眼睛望着天空。巴黎的天還沒有她的眼睛這麼美!我想起一個人的話：“爲了使你美麗的眼睛不掉淚，我願意盡一切力量。”見阿·托爾斯泰(1883—1945)的劇本《丹東之死》(1923)第四幕。〖ZK)〗但是她也在木板上躺下了。
“鐺”的一聲，架上的大刀又落了下來。我不由自主地叫出一聲“呀!”彷彿一滴血濺到了我的眼鏡片上，模糊中我看見一個被金絲髮蓋着的人頭滾進籃子裏。
露西·德木南終於跟着她的丈夫死去了。那個籃子裏一定還留着她的丈夫頸項上淌出來的血罷。
我忽然想起了德熱沙爾的詩： 有着溫柔的愛情的女人 小孩兒，小鳥兒， 母親的心，蘆葦的身， 露西，一個優美的女人 ……
……
啊，你可愛的小女人， 爲了追隨你所崇敬的愛人 你在斷頭臺上做了自願的犧牲， 獻出了你年輕的生命。
啊，想起你不由我眼淚縱橫！
……見E. 德熱沙爾的詩集《大革命的詩》(1879年巴黎版)。 詩人的語言在我的耳邊反覆響着。那個披着金髮的美麗的頭又在黑暗中出現了。眼睛緊閉，嘴脣像要發出哀訴似地微微張開，鮮紅的血從雪白的頸項下不斷地滴落……
我把眼睛閉上。我的眼睛已經受到傷害了。我覺得眼珠像被針刺似的痛起來。我取下眼鏡，伸手慢慢地揉眼皮。那個金髮復額的法國少婦的頭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取開手，睜大眼睛。仍然只有一盞燈和一本書。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劇是無可挽回的了。爲什麼今天還會輪着我站到公果爾德廣場上，讓我的心受一番熬煎？
我擡起頭凝神地望着那一圈跳蕩似的金黃色的燈火。我想忘記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是我的思想固執地偏偏粘在那件事情上面。砍去露西·德木南的頭的斷頭機也砍去了羅伯斯庇爾的頭。血不能填塞人的飢餓。爲什麼當時沒有人伸出一隻手把那隻粗壯的膀子拉住?爲什麼從那些昂着頭在臺階上觀看的人中間不發出一聲“夠了”的叫喊？
遲了!斷頭機終於殺死了革命，讓反動勢力得到了勝利！
遲了，一百五十年已經很快地過去了[]。難道我還有什麼辦法來改寫歷史，把砍去的頭接在早已腐爛的身上?對一百五十年前的悲劇我不能夠做任何事情。我縱然懷着滿腔的悲憤，也無從發泄。
但是悲憤也會燃燒的。和眼前的燈火一樣，它在我的胸膛裏燃起來。我的身體應該是個奇怪的東西，先前那裏面有的是狂濤巨浪，現在卻是一陣炙骨熬心的烈火。我絕望地掙扎着。
我又凝神傾聽，我希望在靜寂中聽出一下腳聲，我希望聽出一兩聲表示這個世界還醒着的響動。我希望一個熟人起來叩門。我甚至想，只要有一個人，哪怕是不認識的人也好，只要他走進來，坐在我對面，讓我把我的悲憤全傾吐給他。這時候我多麼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醒着的人。
我聽了許久，坐了許久，希望了許久。
於是像回答我的希望似的在外面起了一種聲音。什麼東西在沙沙地響?難道誰在門外私語，等着我去開門?或者我又在做夢，不然就是我的聽覺失了效用？
我坐着，聽着。我只覺得一股一股的冷氣從腳下沿着腿升上來。我終於聽出來了：雨聲。聲音越來越密，越響。後來連屋檐水滴下聲也聽得見了。雨聲淹沒了一切，甚至掃去了我的希望。
我還是坐着，我還是聽着。我要坐到什麼時候?聽到什麼時候?難道我必須等到天明?或者我還能夠懷着滿腹烈火進入夢中？
我不想閉上眼睛。即使我能進到夢中，我也不會得着安寧。火熱的心在夢裏也會受到熬煎的。那麼我就應該在書桌前面坐到天明麼？
夜更加冷了。這麼長的夜。還不見一線白日的光亮。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纔是它的盡頭。枯坐地等待是沒有用的。不會有人來叩門。我應該開門出去看看天空的顏色。我應該出去找尋晨光的徵象。
我移動我的腿，又是一陣麻木，彷彿誰把冰綁了在我的腿上似的。我掙扎了片刻，終於直立起來了。
燈火開始在褪色。黑暗從埋伏處出來向我圍攻。但是我用堅定的腳步穿過黑暗走到外面，打開了大門。
一股冷風迎面撲上來。暗灰色的空中飄着濛濛的細雨。天空低低罩在我的頭上，看不見一小片雲彩。我的眼前只是一片暗霧。
“難道真的不會有天明麼?”我絕望地問道，我望着這景象發問了。
但是從什麼地方飄過來一聲竹笛似的雞叫。這意外的聲音使我疑心自己的耳朵聽錯了。我屏住氣向這廣闊的空間聽去。
歡呼似的雞聲又響起來。
我吐了一口氣。我的寂寞的心得到安慰了；我的燃燒的心得到寧靜了。
這是光明的呼聲。它會把白晝給我們喚醒起來。
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盡頭了。
1941年冬在桂林
二、《友誼的海洋》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樣寂寞。這一次再訪巴黎，我彷彿在友誼的海洋裏游泳，我發覺有那麼多的朋友。“友誼的海洋”，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也是我當時的感受。我很擔心，我已經游到了中心，怎麼能回到岸上？離開這一片熱氣騰騰的海洋是不是會感到痛苦？
兩個月後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裏寫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給拉回到我離開的地方。一閉上眼睛我就看見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沒在這樣的海里，我也不會感到遺憾。
對於友誼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爲對朋友只能講好話、只能阿諛奉承，聽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見，看不慣一點懷疑的表示。我認爲不理解我，並不是對我的敵視；對我坦率講話，是願意跟我接近；關心我，纔想把一些與我有關的事情弄清楚。對朋友我願意把心胸開得大一點，看得高一點，想得遠一點。
在我國駐法大使館爲我們代表團舉行的告別酒會上，我又見到了第二電視臺的記者克萊芒先生，這是我們第三次的見面。我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裏拍電視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從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附近的旅館接到電視臺，同我進行了五分鐘的臨時對話。我們談着同樣的話題：大字報、民主、人權、自由……頭兩次都是面對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時間，我有些緊張，但並未失去冷靜，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場，說了真話，只想到不要引起誤解，卻忘了說服別人。這一次我們碰了杯，我說我真願意跟他辯論一次，幫忙他弄清楚一兩個問題。他說他今、明年還要到中國訪問。我就說，他應當多看看、多聽聽，看了、聽了之後還應當多想想。我的意思是：應當根據自己的見聞做出判斷，不要以爲在中國什麼都是十全十美。儘管今天還有人在刊物上吹噓我們這裏“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也有人因爲外國友人把“五·七幹校”稱爲“五·七營”感到不滿，但是我總覺得外國朋友並不是對我們一無所知。不到三個星期的訪問和交談，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國朋友關心中國，願意瞭解中國，而且正在埋頭研究中國。他們有時接觸到我們設法迴避的問題，也只是爲了加深對我們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就是把“幹校”稱爲“營”的。我對他只說我在幹校裏受到鍛鍊，學會勞動，學到許多事情。但是在幹校的兩年半的時間裏我沒有一天感覺到我是一個“學生”，這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的確有人把我當做“犯人”看待。我還記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隊”老師傅找我談話，對我說：“根據你的罪行，判你十個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腦子裏哪裏有什麼“人權、民主、自由”？據說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其實資產階級從來是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關的時刻，他們根本沒有什麼“遮羞布”。難道我們因此就不敢面對現實？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間所發生的一切徹底檢查一番，總結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裏同克萊芒先生進行第一次電視對話的時候，我說我在國內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說的是真話。他問起李一哲的事情。雖然去年六月我還聽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但是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沒有宣佈罪狀，我知道他們的大字報已經有了法文譯本，在法國電視臺人們正在談論他們的問題。我不瞭解，就沒有發言權，我只好老實地講不知道。我沒有人云亦云，也並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評。要是我當時不動腦筋，就隨口給人戴上帽子，那麼第二次在巴黎看見克萊芒先生，我怎麼向他解釋？因爲李一哲案件已經平反，所謂“反革命集團”只是不實之詞。外國朋友對這個事件倒比我們清楚，講起來有憑有據，頭頭是道。我過去吃過人云亦云的苦頭，現在頭腦比較清醒了。
我同克萊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談到“大字報”的事情，但是在熒光屏上我們只有那麼短的時間，外國朋友對大字報有不同的看法，以爲大字報就是“民主”的化身。談論大字報，難道我沒有資格發言？整整五年中間，成百上千的“大字報”揭發、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說我是“漢奸賣國賊”，在大街上、在大廣告牌上長時期張貼“大批判專欄”揭發我的所謂罪狀，隨意編造我的所謂罪行，稱我爲狗，連我的老婆、兄弟、兒女都變成了狗羣。我記得最清楚：我的愛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人們在我家大門上張貼了揭發她的罪行的大字報，倘使不是我的兒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張大字報真會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說：“大字報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是總得限定一個地方，不能滿城都貼。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處都是大字報，還好看嗎？”我這樣說，已經很能剋制自己了。貼別人的大字報也不見得就是發揚民主。民主並不是裝飾。即使有了民主牆，即使你貼了好的大字報，別人也可以把它覆蓋，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大字報纔有無窮的威力。一紙“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掃地出門，因爲它後面有着“四人幫”篡奪了的一部分權力。但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了。今後呢……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我始終這樣相信。歷史是人民羣衆寫出來的，我始終這樣相信。靠長官意志寫歷史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這一點，關心我們國家前途的外國朋友也能理解，那麼我請他們不要只是留心“民主牆”多了幾張大字報，談了些什麼話，還是更多地注意我們人民羣衆在想什麼、做什麼吧……
雖然我們交談的時間有限，可是我們還是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克萊芒先生告訴我，法國人對我表示關心，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我受過“四人幫”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見到一位訪日歸來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熱情的接待，他說正是因爲他受到“四人幫”長期的迫害。我們對外國朋友很少談“四人幫”的迫害，可是別人知道的比我們料想的多。“四人幫”動員了全部輿論工具宣傳了整整十年，沒有把一個人搞臭，倒反而給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這不是值得深思的嗎？……
倘使我第四次看見克萊芒先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辯論，但是我們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一定加深。我們飛渡重洋，探“親”訪友，難道不是爲了增進友誼？爲什麼我的眼前還有那一片熱氣騰騰的人海？爲什麼我的耳邊還響着法國朋友們的親切招呼？爲什麼我懷着傾吐不盡的真實感情寫下這一篇一篇的回憶？爲什麼我在攝氏三十五度的大熱天奮筆直書的時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寫在紙上？原因是：我想到遠在法國的許多朋友，我重視他們的友情，我爲這友情感謝他們，我也要把這友情留傳給子子孫孫。
七月十六日
三、《生命》
我接到一個不認識的朋友的來信，他說願意跟我去死。這樣的信我已經接過好幾封了，都是一些不認識的年輕人寄來的。現在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是一個很安靜的地方。我的窗前種了不少的龍頭花和五色杜鵑。在自己搭架的竹籬上纏繞着牽牛花和美國豆的長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氣清新，花開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對面屋脊上站着許多麻雀，它們正吵鬧地歡迎新生的太陽。到處都充滿着生命。我的心也因爲這生命的繁榮而快活地顫動了。
然而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漸漸地憂鬱起來。眼前生命的繁榮彷彿成了一個幻景，不再像是真實的東西了。我似乎看見了另一些景象。
我應該比誰都更瞭解自己罷。那麼爲什麼我會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頭呢?難道我就不曾給誰展示過生命的美麗麼?爲什麼在這個充滿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會談到這樣的信呢？
我的心裏懷着一個願望，這是沒有人知道的：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我想揩乾每個人的眼淚，不再讓任何人拉掉別人的一根頭髮。
然而這一切到了我的筆下都變成另一種意義了。我的美麗的願望都給現實生活摧毀乾淨了。同時另一種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腦子裏生長起來，甚至違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夠說這樣話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能夠說這樣話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我什麼時候才能夠說一句這樣的話呢?
1934年7月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