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文章摘抄精選三篇
餘秋雨文章摘抄精選三篇
導語：餘秋雨以擅寫歷史文化散文著稱，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出版後廣受歡迎。此外，他還著有《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等散文作品。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餘秋雨文章摘抄，希望你們喜歡。
一、《狼山腳下》
狼山在南通縣境內，並不高，也並不美。我去狼山，是衝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處風景大多都頂着一個文縐縐的名稱。歷代文士爲起名字真是絞盡了腦汁，這幾乎成了中國文化中一門獨特的學問。《紅樓夢》中賈政要賈寶玉和一羣清客爲新建的大觀園中各種景緻起名題匾，鬧得緊張萬分，其實，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幹過這種營生。再貧陋的所在，只要想一個秀雅的名稱出來，也會頓生風光。名號便是一切，實質可以忽略不計，這便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毛病之一。記得魯迅說過，只要翻開任何一部縣誌，總能找到該縣的八景或十景，實在沒有景緻了，也可想出“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的名目，於是，一個荒村，一所破廟，一口老並，也都成了名勝。這個縣，立即變得古風蘊藉、文氣沛然，不必再有長進。魯迅激憤地說，這種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佈全身，其勢力不在亡國病菌之下。
我願意把事情說得平和一點。起點名字本也無妨，便於人們尋訪和辨認，但一切都調理得那麼文雅，蒼勁的自然界也就被抽乾了生命。自然的最美處，正在於人的思維和文字難於框範的部分。讓它們留住一點虎虎生氣，交給人們一點生澀和敬畏，遠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們一一收納，有意思得多。
早就這麼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間愣頭愣腦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這個名字，野拙而獰厲，像故意要與江淮文明開一個玩笑。
起這個名的由頭，有人說是因爲山形像狼，有人說是因爲很早以前這裏曾有白狼出沒。不管什麼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們已受不住這個名字。宋代淳化年間，當地官僚終於把它改成“琅山”。幸虧後來又被改了回來，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沒勁。
狼山蹲在長江邊上。長江走了那麼遠的路，到這裏快走完了，即將入海。江面在這裏變得非常寬闊，渺渺茫茫看不到對岸。長江一路上曾穿過多少崇山峻嶺，在這裏劃一個小小的句點。狼山對於長江，是歡送，是告別，它要歸結一下萬里長江的不羈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魯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實在是山中小弟，但人們一旦登上山頂，看到南邊腳下是浩蕩江流，北邊眼底是無垠平川，東邊遠處是迷朦的大海，立即會覺得自己是在俯視着大半個世界。狼山沒有云遮霧障的仙氣，沒有松石筆立的風骨，只有開闊和實在。造物主在這裏不再佈置奇巧的花樣，讓你明明淨淨地鳥瞰一下現實世界的尋常模樣。
我想，長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階段總是充滿着奇瑰和險峻，到了即將了結一生的晚年，怎麼也得走向平緩和實在。
遊玩狼山不消很多時間，我倒是在山腳下盤桓長久。那裏有一些文人的遺蹟，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萬里長江在入海前再發一聲浩嘆。
狼山東麓有“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墓。恕我孤陋寡聞，我原先並不知道他的墓在這裏。那天，隨着稀疏的幾個遊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墳去，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駱賓王墓”。歷史名人的墓見過不少，但一見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驚。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驚。駱賓王的歸宿，歷來是一個玄祕的謎。武則天統治時期，這位據說早在幼年就能賦詩的文學天才投筆從戎，幫助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他寫過一篇着名的《討武曌檄》，雄文勁採，痛快淋漓。連武則天讀了，也驚歎不已。徐敬業終於失敗，駱賓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說他已經被殺，有人說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沒有確實憑據。他像一顆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們長久地關注着他的去路。怎麼，猜測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這裏？
對於駱賓王的歸宿，我傾向於做和尚一說。當然拿不出考證材料，全是被早年聽到過的一個故事感染的。
這個故事說，在駱賓王事敗失蹤後的許多年，一天，一位叫來之間的詩人到杭州靈隱寺遊覽。夜間，他就借宿在靈隱寺裏。宋之問看着月色下寂靜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峯，產生了寫詩的衝動。他沉思再三，吟出了這樣兩句：“鷲嶺鬱迢嶢，龍宮隱寂寥。”下面呢？他一時滯塞，怎麼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閾間徘徊，不斷地重複着這兩句，不知不覺間步進了一個禪堂。
突然，一個蒼老而洪亮的聲音從耳邊響起：“這位少年，深夜不眠，還在作詩？”宋之間連忙擡頭，只見一位鬚眉皓齒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長明燈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問心想僧侶中不乏詩中高手，便把已作的兩句讀給他聽，並說自己正詩思枯塞。老憎聽罷，立即嘡聲說道：“何不接這樣兩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宋之問一聽着實一驚，這是多好的詩句啊，遠遠高出於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趕緊謝別，後面的詩句也就源源而來。他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鷲嶺鬱迢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們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落花更發，冰輕葉未凋。風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橋。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這是一首平庸之作，總體詩格不高，宋之問畢竟只是一個小詩人。但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兩句，確實器宇不凡，在全詩中很覺觸目。
宋之問第二天醒來，想起昨夜遭遇，似夢似真。趕到禪堂一看，早已空寂無人。找到一個正在掃地的小和尚，死纏死磨地問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湊到他的耳朵邊輕聲告訴他：“這就是駱賓王！今天一早，他又到別處雲遊去了。”
這個故事很能使得後代文人神迷心醉。這位從亂軍中逃命出來的文學天才躲進了禪堂，在佛號經卷間打發着漫長的歲月，直至鬚髮俱白。但是，藝術的天分並未因此而圓寂，勃鬱的詩情一有機遇就會隨口噴出。政事、兵刀、討伐、敗滅阻遏了他的創造，只落得這位名播九州的鉅子隱名埋姓、東奔西藏。中國文學史在戰亂中斷了一截，在禪堂中毀了幾章。留下了數不清的宋之問，在寫寫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宋之問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詩人。如果是這樣，那末，故事中的駱賓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國文學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們仍然不妨設想，駱賓王自覺那夜因一時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體衰走不得遠路了，行行止止，最後選中了長江和狼山，靜靜地在那裏終結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學大師臨江而立時所產生的文思是極其燦爛的，但他不願再像那天晚上隨口吐露，只留下讓人疑惑的一座孤墳。墳近長江入海處，這或許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種凝聚，一種表徵。
據《通州志》記載，駱賓王的墓確實在這裏，只不過與現在的墳地還有一點距離。240多年前，人們在一個叫黃泥口的地方發現一壞浸水的黃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殘損的“唐駱”二字，證之《通州志》，判定這便是文學大師的喪葬之地。於是稍作遷移，讓它近傍狼山，以便遊觀憑弔。
駱賓王《討武曌檄》中有着名的兩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他當然不是在預言自己，但是這兩句又頗近預言，借了來，很可描述中國文人的神祕命運。
狼山腳下還有另一座墓，氣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狀元張謇。
張春中狀元是1894年，離1905年中國正式廢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終結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終結長江的狼山。
中國科舉，是歷代知識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脈長流。中國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榮辱，大多與它相關。一切精明的封建統治者對這項制度都十分重視。《唐摭言》記，唐太宗在宮門口看見新科進士級行而出，曾高興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識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過科舉的橋樑抵達帝王的“彀中”。駱賓王所討伐的武則天也很看重科舉，還親自在洛城殿考試舉人。科舉制度實在是中國封建統治結構中一個極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會競爭欲挑逗起來，納入封建政治機制。時間一長，它也就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科舉人格，在中國文人心底代代遺傳。可以設想，要是駱賓工討伐武則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廢棄科舉，中國文人的羣體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麼改觀。
這事情，拖拖拉拉千餘年，直到張謇才臨近了結。張謇中狀元時41歲，已經感受到大量與科舉制度全然背道的歷史信息。他實在不錯，絕不做“狀元”名號的殉葬品，站在萬人羨慕的頂端上極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藍。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長江邊上，才能構成對大海的渴念。面壁數十載的雙眼已經有點昏花，但作爲一個純正的文人，他畢竟看到了世紀的暖風在遠處吹拂，新時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強勝弱滅。
我們記得，如果那個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駱賓王隨口吐出過“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的詩句；如果是宋之問自己寫的，或者是別的詩人幫着寫的，也同樣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文人對大海的依稀企盼。這番千古幽情，現在要由張騫來實現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頂，山頂上，有一幅石刻對聯：
登高一呼，山鳴谷應；
舉目四顧，海闊天空
於是，他下得山來，着手辦紗廠、油廠、冶鐵廠、墾牧公司、輪埠公司，又辦師範、職業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劇場、醫院、氣象臺，把狼山腳下搞成一塊近代氣息甚濃的綠洲。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看到他這一宏偉實驗的種種遺址。
一個狀元，風風火火地辦成了這一大串事，這實在是中國歷史的Paradox——我只能動用這個很難翻譯的英語詞彙了，義近反論、悻論、佯謬吧。其實，駱賓王身上也有明顯的Paradox的，出現在他的文事與政舉之間；不同的是，張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時代的許諾，他終於以自己的行動昭示：真正的中國文人本來就蘊藏着科舉之外的蓬勃生命。
張謇的事業未能徹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鳴谷應；他的眼光有限，舉目四顧也不能窮盡海闊天空。他還是被近代中國的政治風波、經濟旋渦所淹沒，狼山腳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總的來說還應該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寬大而堂皇，樹影茂密，花卉絢麗，真會讓一抔黃土之下的駱賓王羨煞。
不管怎樣，長江經過狼山，該入海了。
狼山離入海口還有一點距離，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張春經營的南通更走向現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現代中國文人的命運纔會受到更嚴峻的選擇和考驗。
如果有誰氣吐萬匯，要跨時代地寫一部中國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詩，那末我想，這部史詩比較合適的終結地應該是上海。那裏，每天出現着《子夜》式的風化，處處可聞張愛玲式的惋嘆。最後一代傳統文人，終於在街市間消亡。
汽笛聲聲，海船來了又去了，來去都是滿載。狼山腳下的江流，也隨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聲聲，驚破了沿途無數墳地的寧靜。
二、《寂寞天柱山》
現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這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曾驚奇地發現，中國古代許多大文豪、大詩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潛山）安家。他們走過的地方很多，面對着佳山佳水一時激動，說一些過頭話是不奇怪的；但是，聲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聲言非要在那裏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處不同的時代竟不謀而合地如此聲言，這無論如何是罕見的。
唐天寶七年，詩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過時遠遠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選爲自己的歸宿地：“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過了些年，安祿山叛亂，唐玄宗攜楊貴妃出逃蜀中，《長恨歌》《長生殿》所描寫過的生生死死大事件發生在歷史舞臺上，那個時候李白到哪裏去了呢？原來他正躲在天柱山靜靜地讀書。唐代正在漫漫豔情和浩浩狼煙間作艱難的選擇，我們的詩人卻選擇了天柱山。當然，李白並沒有煉成丹，最終也沒有“投跡歸此地”，但歷史還是把他的這個真誠願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願望比李白還要強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蘇東坡在40歲時曾遇見過一位在天柱山長期隱居的高人，兩人飲酒暢敘三日，話題總不離天柱山，蘇東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顛沛流離中年方40而華髮蒼然，下決心也要拜謁天柱山來領略另一種人生風味。“年來四十發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這便是他當時隨口吟出的詩。後來，他在給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寫信時又說：“平生愛舒州風土，欲卜居爲終老之計。”他這裏所說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別稱。請看，這位遊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確無誤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爲“終老之計”了。他這是在用誠懇的語言寫信，而不是作詩，並無誇張成分。直到晚年，他的這個計劃仍沒有改變。老人一生最後一個官職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團練副使”，看來連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終老之計”了。他欣然寫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萬里歸來卜築居
把到天柱山來說成是“歸來”，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極有名望的60餘歲老人的定居處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決定的了，和李白一樣，蘇東坡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終老之計”。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對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蘇東坡癡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對天柱山也抱有終身性的迷戀。王安石在30多歲時曾做過3年舒州通判，多次暢遊過天柱山，後來雖然宦跡處處，卻怎麼也丟不下這座山，用現代語言來說，幾乎是打上了一個鬆解不開的“情結”。不管到了哪兒，也不管多大年紀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經常羞愧：
相看發禿無歸計，
一夢東南即自羞！
這兩句取自他《懷舒州山水》一詩，天柱山永遠在他夢中，而自己頭髮禿謝了也無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與蘇東坡一樣，他也把到天柱山說成是“歸”。
王安石一生經歷的政治風浪多，社會地位高，但他總覺得平生有許多事情沒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這種自羞意識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現於心頭：
看君別後行藏意，
回顧潛樓只自羞。
只要聽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總是送詩祝賀，深表羨慕。“攬轡羨君橋北路”，他多麼想跟着這位朋友一起縱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畢竟是極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責，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處那種野樸的欲求剋制住。而事實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狀態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潛山歸去來。
還可以舉出一些着名文學家來。例如在天柱山居住過一段時間的黃庭堅此後總是口口聲聲“吾家潛山，實爲名山之福地”，而實際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鄉離天柱山（潛山）還遠得很。
再列舉下去有點“掉書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興趣的問題是，在華夏大地的崇山峻嶺中間，天柱山究竟憑什麼贏得了這麼多文學大師的厚愛？
很可能是它曾經有過的宗教氣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別是隋唐以後，佛道兩教都非常興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回祖都曾在此傳經，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國着名的禪宗古剎；在道教那裏，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爲“地維”，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師都曾在這裏學過道。這兩大宗教在此交匯，使天柱山一度擁有層層疊疊的殿宇樓閣，氣象非凡。對於高品位的中國文人來說，佛道兩教往往是他們世界觀的主幹或側翼，因此這座山很有可能成爲他們漫長人生的精神皈依點。這種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風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暢意適懷。例如李白、蘇東坡對它的思念，就與此有關。
也可能是它所蘊含的某種歷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漢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爲南嶽，這次祭山是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也跟隨來了的。後來，天柱山地區出過一些讓一切中國人都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國周瑜，以及“小喬初嫁了”的二喬姐妹。這般風流倜儻，又與歷史的大線條連結得這般緊密，本是歷代藝術家恆久的着眼點，無疑也會增加這座山的誘惑力。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官時曾急切詢問當地百姓知道不知道這裏出過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這種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誘惑。一般的文人至少會對喬氏姐妹的出生地發生興趣：“喬公二女秀所鍾，秋水並蒂開芙蓉。只今冷落遺故址，令人千古思餘風。”（羅莊：《潛山古風》）
當然，還會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來，首要條件還是它的自然風景。如果風景不好，佛道寺院不會競相在這裏築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會叫人過多地留連。那麼，且讓我們進山。
我們是坐長途汽車進天柱山的，車上有10多個人，但到車停下以後一看，他們大多是山民和茶農，一散落到山嶴裏連影子也沒有了，真正來旅遊的只是我們。
開始見到過一個茶莊，等到順着茶莊背後的山路翻過山，就再也見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見，一時涌動出無數奇麗的山石，山石間掩映着叢叢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覺收服了。我在想，這種着名的山川實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鏤出來的千古奇蹟。爲什麼到了這裏，一切都變得那麼可心了呢？在這裏隨便選一塊石頭搬到山外去都會被人當作奇物供奉起來，但它就是不肯勻出去一點，讓外面的開闊地長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華都集中在一處，自享自美。水也來湊熱鬧，不知從哪兒跑出來的，這兒一個溪澗，那兒一道瀑布，貼着山石幽幽地流，歡歡地濺。此時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進山前見過一條大沙河，渾濁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見之下就平添了幾分煩熱；而在這裏，幾乎每一滴水都是清徹甜涼的了，給整個山谷帶來一種不見風的涼爽。有了水聲，便引來蟲叫，引來鳥鳴，各種聲腔調門細細地搭配着，有一聲，沒一聲，搭配出一種比寂然無聲更靜的靜。你就被這種靜控制着，腳步、心情、臉色也都變靜。想起了高明的詩人、畫家老是要表現的一種對象：靜女。這種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沒有一處不妥貼的，於是妥貼成一種難於言傳的寧靜。德國哲學家萊辛曾在《拉奧孔》一書中嘲笑那種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開來逐個描繪的文學作品，這是嘲笑對了的。其實風景也是一樣，我最不耐煩有的遊記作品對各項自然風景描摹得過於瑣細，因此也隨之不耐煩書店裏的《風景描寫辭典》之類。站在天柱山的谷嶴裏實在很難產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維，只覺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樣緊密，途不到一絲造字造句的空間。猛然想起黃庭堅寫天柱山的兩句詩：
哀懷抱絕景，
更覺落筆難。
當然不是佳句，卻正是我想說的。
長長的山道上很難得見到人。記得先是在一處瀑布邊見到過兩位修路的民工，後來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階上見過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後在霹靂石邊上見到一位蹲在山崖邊賣娃娃魚的婦女。曾問那位婦女：整個山上都沒有人，娃娃魚賣給誰呢？婦女一笑，隨口說了幾句很難聽懂的當地士話，像是高僧的偈語。色彩斑斕的娃娃魚在瓶裏停佇不動，像要從寂寞的亙古停佇到寂寞的將來。
山道越走越長，於是寧靜也越來越純。越走又越覺得山道修築得非常完好，完好得與這個幾乎無人的世界不相般配。當然得感謝近年來的悉心修繕，但毫無疑問，那些已經溶化爲自然景物的堅實路基，那些新橋欄下石花蒼然的遠年橋墩，那些指向風景絕佳處的磨滑了的石徑，卻鎸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經有過的繁盛。無數的屋檐曾從崖石邊飛出，籌鈸聲此起彼伏，僧侶和道士們在山道間拱手相讓，遠道而來的士子們更是指指點點，東張西望。是歷史，是無數雙遠去的腳，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誠，把這條山道連結得那麼通暢，踩踏得那麼殷實，流轉得那麼瀟灑自如。
如果在荊莽叢中劃開一條小路，一次次低頭曲腰地鑽出身子來，麻煩雖然麻煩，卻絕不會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條足以容納浩浩蕩蕩的朝山隊伍的暢亮山道上，卻不知爲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蕩蕩，光剩下了我們，於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進山前曾在一堵牆壁上約略看過遊覽路線圖，知道應有許多景點排列着，一直排到最後的天柱峯。據說站在天池邊仰望天柱峯，還會看到一種七彩光環層層相套的“寶光”。但是，我們走得那麼久了，怎麼就找不到路線圖上的諸多景點呢？也許根本走錯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條近路，天柱峯會突然在眼前冒出來？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麼念頭都會產生，連最後一點意志力也會讓位給僥倖。就在這時，終於在路邊看到一塊石頭路標，一眼看去便一陣激動；天柱峯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時發現，寫的是天蛙峯，那個蛙字遠遠看去與柱字相仿。
總算找到了一個像樣的景點[]。天蛙峯因峯頂有巨石很像一隻青蛙而得名。與天蛙峯並列有降丹峯和天書峯，一峯峯登上去，遠看四周，雲翻峯涌，確實是大千氣象。峯頂有平坦處，舒舒展展地仰臥在上面，頓時山啊，雲啊，樹啊，烏啊，都一起屏息，只讓你靜靜地休憩。汗收了，氣平了，懶勁也上來了，再不想挪動。這兒有遠山爲牆，白雲爲蓋，那好，就這樣軟軟地躺一會兒。
有一陣怪異的涼風吹在臉上，微微睜開眼，不好，雲在變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頭也開始探頭探腦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絕無避雨處，要返回長途汽車站還有漫長的路途。不知今天這兒是否還會有長途汽車向縣城發出？趕快返回吧，天柱峯在哪兒，想也不敢去想了。
後來，等我們終於趕回到那幅畫在牆上的遊覽線路圖前才發現，我們所走的路，離天柱峯還不到三分之一。許許多多景點，我們根本還沒有走到呢。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嘆息。
論爬山，我還不算是一個無能者，但我爲何獨獨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長途和清寂呢？我本以爲進山之後可以找到李白、蘇東坡他們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爲什麼這個原因離我更加遙遠了呢？
也許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爲何遊人這般稀少呢？
據說，很有一些人爲此找過原因。有人說，雖然漢武帝封它爲南嶽，但後來隋文帝卻把南嶽的尊稱轉讓給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對這種說法只可一笑了之。因爲天柱山真正的興盛期都在撤銷封號之後，更何況從未被誰封過的黃山、廬山不正熱鬧非凡？
也有人認爲是交通不便，從合肥、安慶到這裏要花費半天時間。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難於抵達的地方如峨眉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認爲，天柱山之所以能給古人一種居家感，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是它地處江淮平原，四相鉤連，八方呼應，水陸交通暢達，雖幽深而無登高之苦，雖奇麗而無柴米之匾，總而言之，既寧靜又方便。但是，正是這種重要的地理位置，險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條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成了或要嚴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這樣，它就要比其他風景勝地不幸得多。不間斷的兵燹靜乎燒燬了每一所寺院和樓臺，留下一條挺像樣子卻又無處歇腳的山路，在寂靜中蜿蜒。
我敢斷定，古代詩人們來遊天柱山的時候，會在路邊的寺廟道院裏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處，一天一天地走過去，看完七彩寶光再灑灑脫脫地逛回來。要不然，怎麼也產生不了在這兒安家的念頭。
因此，是多年的戰爭，使天柱山喪失了居家感，也使它還來不及爲現代遊人作應有的安排。
空寂無人的山嶴，留下了歷史的強蠻。
天柱山一直沒有一部獨立的山志，因此我對它的歷史滄桑知之不詳。約略可說一點的只是——
南宋末年，義民劉源在天柱山區率10萬軍民結寨抗元達18年之久，失敗後天柱山遭到掃蕩，劉源本人則犧牲在天柱峯下；
明朝末年，張獻忠與官軍多次以天柱山爲主戰場進行慘烈的搏鬥，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僅在崇禎十五年九月的一場戰鬥中，張獻忠的起義軍戰死10餘萬人，天柱山地區“屍橫二十餘里”；
以後，朱統價又以天柱山爲據點抗清復明，餘公亮也在這裏聚衆造反。他們都失敗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與火的盪滌；
天柱山成爲最大的戰場是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的將領陳玉成在此與清兵廝殺十幾年，進進退退，燒燒殺殺，待太平天國失敗後再去打點這個舊戰場，全山寺廟幾乎都已不復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詩文，但中國歷史要比這一切蒼涼得多，到了一定的時候，茫茫大地上總要凸現出圓目怒睜、青筋責張的主題，也許是拼死掙扎，也許是血誓報復，也許是不用無數屍體已無法換取某種道義，也許是捨棄強暴已不能驗證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對不起宗教、美景和詩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給這些主題騰出地盤。
它本該早就徹底荒蕪，任蛇蠍橫行、豺狼出沒，但總還有一些人在戰場廢墟上低頭徘徊，企圖再建造一點大體可以稱作文明或文化的什麼。例如直到本世紀20年代還有一個妙高和尚棲息在馬祖洞旁的草菴裏日夜開荒積糧，又四方化緣，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實在是創造了個人意志力的驚人奇蹟。但這又有什麼用呢？本世紀依然兵荒馬亂，油漆嶄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戰火中頹圯。現在，戰爭停息已有很多年了，這兒，也許可以比較長久地改換一個主題？
終於又想起李白、蘇東坡、王安石他們了，在我們遼闊的土地上，讓這樣的文人能產生終老之計的山水，總應該增加一些而不是減少下去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們產生故園感和歸宿感，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進。天柱山的盛衰升沉，無疑已觸及到這個哲學和人類學的本原性問題。蘇東坡、王安石本是不錯的哲學家，天柱山寺廟的僧侶中一定也隱伏過許多玄學大師，他們在山間漫步沉思的時候，是否也曾碰撞到這些問題的邊緣？王安石一直嘆息在這裏沒有人能與他談學問，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這方面的玄機？
至於我，現今也到了蘇東坡所說“年來四十發蒼蒼”的年歲，浪跡四野，風塵滿身。當然不會急着在這裏覓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卻時時體會着“萬里歸來卜築居”的深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尋找嗎？
好像尋找的人還相當的多。耳邊分明響起比我年輕的人的懇切歌聲：“我想有個家……”
是的，家。從古代詩人到我們，都會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個遠遠超出社會學範疇的哲學命題：家。
三、《風雨天一閣》
不知怎麼回事，天一閣對於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裏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後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遊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後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鑽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於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餘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颱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溼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着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裏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裏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乾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爲最後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閒，甚至不讓穿着鞋子踏入聖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裏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爲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蹟。
中華民族作爲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歎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後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着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個爲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於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幹什麼。
只要是智者，就會爲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爲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於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鑑於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託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爲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蒐集書籍；這種人爲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蒐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後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於一身時，他纔有可能成爲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麼，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範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範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於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曆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爲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後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爲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蒐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蒐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蒐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蒐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誌、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爲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蒐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蒐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了他蒐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着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係，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裏邊幾冊按他的意思蒐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勳，因而遭到延杖之罰，並下過監獄。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於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着《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爲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裏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爲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於火災，最後只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爲。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範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範大澈。範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範欽，例如他爲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蒐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範欽借書而範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祕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範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裏，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後卻隱藏着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蒐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爲後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着。
實際上，這也就是範欽身上所支撐着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於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着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因此，範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於範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齡的範欽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後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爲範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後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保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爲什麼他不把保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爲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爲什麼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後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覆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麼後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麼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雲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爲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範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後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並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着後輩的眼睛。
大兒子範大沖立即開口，他願意繼承藏書樓，並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範大沖也會有遺囑，範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後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麼能使後代衆多支脈的範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範欽的規範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的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爲什麼。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範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着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爲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祕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爲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爲這種處罰意味着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芸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範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藉着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範家媳婦之後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範家後裔在當時已屬於旁支。反正錢繡芸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鬱鬱而終。
今天，當我擡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憂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裏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裏，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範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對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各房也早有所聞。儘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爲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19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着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啓世迪人，成爲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範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範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爲一個人而不是爲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着的全部鑰匙。這裏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1673年成爲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爲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內，獲准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餘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儘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係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着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麼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麼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範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纔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採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餘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儘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着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今天一閣爲《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爲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中國近代。什麼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燬。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蹟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飢，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裏。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着某種象徵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範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爲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範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採取什麼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裏。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裏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燬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範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祕咒也終於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範欽和他後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爲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爲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於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着，現在已成爲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於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個古老民族對於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於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儘管在範氏家族看來只屬於“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裏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紮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麼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麼時候能把範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