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郵教授闞凱力：中國的教育有什麼系統性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尤其中產階層的家庭，小孩在國內唸完高中以後，都把孩子送到國外去讀大學，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我們國家的教育到底哪裏出來了問題？

分享一篇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闞凱力2014年12月25日接受鳳凰新聞採訪時的訪談錄：中國的教育有什麼系統性問題？

闞凱力主張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到國外，他!的言論可能有點極端，但他所反映出的教育體制的問題，值得深思。

闞凱力，1945年生人，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貝爾公司戰略技術評價部經理，中國衛星通信公司特別顧問；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銀行電信政策和發展戰略顧問，電信法起草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被稱爲“電信業的大炮”。

以下是鳳凰新聞採訪闞凱力的訪談內容：

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裏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我們不是爲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

問：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歷，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後來唸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後來由於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爲什麼？爲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爲什麼？爲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爲了什麼？爲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慾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慾望，只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裏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裏養幾隻蠶，或者觀察院子裏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着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爲什麼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纔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爲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裏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麼？課堂裏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裏面。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衆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爲是硅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國要幹什麼。那時候，因爲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瞭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麼，想學什麼都可以。我想，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裏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爲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裏教書，所以比較瞭解現在的學生怎麼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面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問：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麼系統性問題？

闞凱力：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爲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爲誰服務？是老師爲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爲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裏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爲老師服務，即使唸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爲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後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麼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只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爲“老闆”。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麼呢？因爲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係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着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係。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裏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纔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歷。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闆要不要學歷無所謂，但是體制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歷。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麼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乾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纔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問：那麼您個人在學校裏這麼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麼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