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歷史系教授秦暉：傳統文化與新文化運動的若干問題

關於傳統文化與新文化運動的若干問題

演講時間：2015年5月22日

——歷史系教授秦暉在清華大學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演講稿

周秦之變，中國歷史上的另一次大變局

傳統文化是個框，什麼都能往裏裝，你往好裏說是博大精深，往壞裏說，其實就是邊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因此，要評價傳統文化，最好的辦法就是弄清楚傳統文化到底是怎麼變化的。

晚清的時候，很多人都說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千年是個粗略的說法，但顯然，在此之前還有另外一次大變局。關於這次變局，大家都認爲是發生在周秦之際，因此又稱“周秦之變”。按照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秦以後到晚清叫做封建社會。可現在也有人說三代纔是封建，秦以後不是建立了封建社會，而是從封建轉爲了帝國。自秦起這個帝國格局大致已定，其後兩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調整。

在周秦之變的百家爭鳴中，最主要的其實是儒法兩家之爭。儒家主張維護周制，堅決反對變化。相反，法家則要爲秦制鳴鑼開道。儒法之爭對後世的影響很大，衝突延續的時間也很長。周秦之變後，儒家一直有個觀點，就是認爲中國最好的時代是三代，以後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禮崩樂壞。所以，傳統的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後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點就是一直對現狀不滿。貶儒家的人說這是歷史倒退論，稱讚儒家的人說，儒家敢於講現在不好，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種社會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點就是歌頌現在的，維護當下統治的。戰國時期，有一些儒家知識分子頂不住現實壓力就會向法家靠攏，比如說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間的一個過渡人物。《荀子》裏有很多不滿現狀的東西，它還有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叫做從道不從君，很具儒家的現實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論，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后王。法先王和法后王真正的區別在於，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統的象徵，既不能給你高官厚祿，也不能對你實行嚴刑峻法。法后王就是法現在的王，簡單點，就是誰掌權我法誰。法后王這個理論，和“從道不從君”是矛盾的，我覺得整個就顛覆了儒家的東西。因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麼荀子培養的學生，像李斯、韓非，就能徹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場上，甚至做出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來。

儒家主張性善論，法家主張性惡論，到底哪個對，說實在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背後產生的治理邏輯。儒家主張性善論，是出於周制裏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熟人社會和親人社會，雖然人與人之間也有附屬關係，但因爲長期的、直接的人際交往，主人與附屬之間就顯得溫情脈脈，因此也具有一種道德美感。這樣由無數小共同體組成的天下，其實就是封建。但這樣的統治方式就有一個特點，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謂，寧爲父絕君，不爲君絕父。秦制就是把這種小共同體一掃而光，全國只有皇上一個主人，這種制度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附屬關係是陌生人社會的關係。天高皇帝遠，皇帝就用一些受寵的附庸來管那些不受寵的附庸，但這樣的管制往往就會變得更殘酷，因爲管理者和管制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是暫時的、陌生的。法家主張性惡論，是把人民當敵人看的，人民是一個需要制服的對象。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道德上的失落感。

晚清學習西方有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

儘管到了漢武帝時代，儒家看起來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來，但講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卻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構起來的。這種表裏的差異，本身就包含着人們對這種體制的不滿。到了晚清，西學進來以後能在中國夠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原因正在於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時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觸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着儒家的眼鏡去看西方的人——他們的第一印象不是說西方的船堅炮利，對他們觸動最深的，是西方國家對待他們自己的百姓比我們仁義。以前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總說三代沒有了，現在他們發現三代在歐洲，從郭嵩燾到譚嗣同一直都有這樣的感覺。中國的第一個駐外大使郭嵩燾，是洋務運動前期到歐洲去的，用他的說法就是“每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所以，實際上這些人發表這種感慨的時候，並不是從軍事力量的強弱着眼的。

1844年，鴉片戰爭後僅僅四年，徐繼?就寫了《瀛寰志略》，對很多歐洲國家都稱道得無以復加，但他對西方國家評價最高的是美國。我們現在都知道美國是超級大國，但是那個時候的美國，還處於一個門羅主義時代，根本算不得一個強國，軍事實力比英法那些國家差得多，但在徐繼?看來，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這個做法就像我們的三代一樣，是個天下爲公的時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西學與儒學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國人之所以產生學習西方的強大願望，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儒家對秦制的不滿，中國本土文化的資源中本來就有能夠接受這個東西的基礎。

郭嵩燾、徐繼?、鄭觀應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當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講出來的並不多。徐繼?和郭嵩燾是少數幾個敢講出來的，但講出來以後他們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徐繼?還差一點被加罪了。李鴻章的副手張樹聲，是一個官場的油子，當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他對洋務其實也是很懂的，但爲了當官，他什麼真話都不講，他給朝廷寫過很多東西，說中國聲名文物遠在萬國之上，除了引進一些兵器，沒有什麼需要向西方學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戰爭之前十年，當時洋務派還在講“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時候，張樹聲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寫了一個遺折，快馬送到北京。遺折上就說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堅炮利是很次要的，關鍵在於他們育人於學校，論政於議院，講得簡單點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朝廷採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所以，這樣的人到死纔會講幾句真話。

從日本學習西方，道路南轅北轍

我們學西方本來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戰爭日本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就認爲日本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典範，於是大量的人開始學習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學生。所以，此後中國對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從日本來的，包括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適，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周家兄弟、劉半農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學生。可是從日本介紹來的西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因爲日本在近代面臨的問題和中國是完全相反的。

中國的現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雖然接觸中國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諸侯林立，從理論上講倒有點像我們三代時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現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現代化，這個過程很類似於我們的周秦之變。通過明治維新廢藩制憲，消除諸侯，實現天皇集權，稱“大政奉還”。爲了完成這個東西，日本在明治時期曾經對儒家進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說日本在脫亞入歐之前，先有一個脫儒入法的過程。在江戶時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經開始有人崇拜韓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說日本人學習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個類似於秦制那樣的國家，這就是後來形成的所謂的軍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