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世存訪談錄：退藏背後的智慧
用專家會診的眼光去讀史許戈輝：您2005年出版的作品《非常道》可以說是以一種顛覆的方式書寫中國歷史，您所創造的文體也被稱爲“微博體”，短小的碎片式文體挖掘了歷史的邊角料，給了讀者走近歷史的新途徑、新角度。我也特別想請教您，讀史需要掌握方法，您又是怎樣去讀史的呢？餘世存：我的興趣點主要是人的話語，這可能是一個方向，比如說有人問鄧小平，他在長征的時候做了什麼，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着走”，這個很有意思，一問一答，意韻豐富。還有我記得我最初有那個動機的時候，是看文革的資料，比如說毛主席開會，如果他不發言，然後康生他們發言，會怎麼講。那些講話有時候我都覺得像小孩兒在一起過家家一樣，比如康生說，我們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還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會議上，批評譚震林、陳毅，說他們不應該去頂撞中央文革小組，康生等毛主席說完話之後就說，“毛主席發怒了，這是無產階級之怒”，我覺得這個特別搞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我被雷到了。我就想這麼有趣的話，爲什麼教科書上沒有，那麼我能不能把它們捋出來。許戈輝：是不是看多了，也會養成一種敏銳的判斷力？餘世存：沒錯，是有了分辨能力，而且我說即使是我餘世存寫的書，你也不應該把它當做唯一的一個認知體系。就像現代人看病，要請專家會診，不能只請一個專家。我們讀《論語》，看了錢穆的本子，也得看李零的本子，有的人甚至去看于丹的本子，但你不能說我看了于丹的就認爲那是真正的《論語》，這是錯誤的，你還應該看李澤厚的《論語》，南懷瑾的《論語》，要多看幾家，這樣才能對《論語》有一個真正的認知。我覺得這是我讀史讀出來的一個觀念，就是一個專家會診的眼光。許戈輝：有不少讀者從當年《非常道》讀到今天您的《人間世》，發現了一種改變，覺得您從尖銳敏感變得豁達圓潤，您同意嗎？餘世存：確實有這個轉變，我覺得這是人到中年的一個必然過程，“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二十歲時不狂妄，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三十而仍狂，亦非吾子也”，過了三十歲之後還那麼狂妄、憤怒，那你也不是我的孩子。人年輕的時候，可能是一個激進的，用理想這把尺子去衡量一切的人，但是當人到中年的時候，可能會有種種現實的考慮，會更寬容地打量這個世界，所以《人間世》比《非常道》可能在某種意義上要溫潤了許多。拒絕進入一切體制許戈輝：您出生在湖北隨州的一個小鄉村，當年您考上北京大學應該是家裏學識最高的人了，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吧？餘世存：當然，我有好多文章寫過這件事，包括我父親當時就帶着我到村後面的山上去燒紙錢，感謝祖墳冒青煙了。這會讓你覺得你活着是有任務的，有使命的，你應該去尋找你的使命，完成它，纔不辜負這個家族、這個村、這片地區的一種厚望。許戈輝：1992年，您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北京一中教書，當時對這份工作滿意嗎？餘世存：當時對我來說是一個打擊，因爲80年代的大學生，在制度安排上是屬於國家幹部，從我們農村的孩子的角度，就覺得出來應該分機關，應該去吃香的喝辣的。從我自己內心的角度，我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在校園裏生活，應該走出校門纔好，結果還是進了校園，所以那個時候也有點不甘心。在中學教了兩年就離職下海，那時的社會氛圍也是大家紛紛下海和出國，想要去尋找更大的機會，實現自我價值，跳到海里做了兩三年，好像也不成。許戈輝：下海經商了兩年之後經朋友介紹，您進入了《戰略與管理》雜誌，從普通編輯一直做到執行主編，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對您又有怎樣的改變？餘世存：《戰略與管理》當時的定位很吸引我們這些年輕人，要辦一份什麼樣的媒體，《戰略與管理》的老闆覺得社會上文人清議很多，清議誤國，用清議來研究治國的這個時代應該過去，會有一個專家治國時代到來，另外他覺得中國的現代化有一些硬指標，比如要完成城市化，大半農村人口要從城市轉移出來，如何有序進行，還有中國要完成產業升級等等，這些都需要有專家去做研究分析。我們以前八十年代的知識，是以思想爲主，到了九十年代是以問題爲主，這個問題意識正好接續了中國的一個治學傳統，比如說像明朝末年，顧炎武這些大思想家講究要“學以致用”，我們在大學學的東西，要拿到社會上來爲公衆服務，這是《戰略與管理》所追求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北大中文系出來的，一個讀過詩歌，讀過現代派小說，讀過一點文藝理論、一點哲學和歷史類東西的人，但是在那個時期我的思維一下子就得到了拓展，有了經濟學思維、社會學思維、法學思維，我覺得自己從一個純粹的文人可能變得有點厚度或者更豐富了。許戈輝：2000年，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您31歲，選擇離開了《戰略與管理》，爲什麼？餘世存：在我成爲《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之前，我的前任執行主編是把《戰略與管理》做成了一個有國家主義色彩的雜誌，我去了之後，就把它往自由主義這邊靠了一下，當時也是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包括我們發的一些文章，有時候也在打擦邊球，有些碰線的，就不斷地要去捱上面的批評，後來就說是不是調整一下，我覺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用經濟學的術語叫“邊際效應遞減”。所以我就說那我還在《戰略與管理》待着幹嗎，離開算了，順便也給老闆一個臺階下，就這樣退出了《戰略與管理》。許戈輝：那時候對未來是怎麼打算的呢？餘世存：那個時候我就問自己，還有哪些單位值得我去呢，後來得出一個結論，可能沒有單位值得我去工作，那個時候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我說那就先別工作，就在家讀書，讀書的過程中，又開始對各種體制很反感了，那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拒絕進入一切體制，包括反體制的體制，我也不願意進去。給自己放個假許戈輝：2005年《非常道》出版之後，你幾乎在一夜之間名聲大噪。兩年後你離開北京，去了大理，爲什麼？餘世存：寫了《非常道》之後，我覺得還不足以讓自己得到安頓，就是有很多學問上的、思想上的問題沒有得到徹底的解答，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繼續讀書，北京的讀書環境不是很好，每天疲於奔命，各種應酬，我就想那還不如去放棄北京的生活，到外地去待幾年。許戈輝：在大理時是什麼樣的生活狀態？餘世存：在大理的生活現在想想，確實是太奢侈了，那個時候也沒有對錢的顧慮，剛開始還陸陸續續有點稿費收入，後來因爲跟外界的聯繫越來越少，包括跟出版社的編輯，報紙的編輯來往都很少，也沒有給他們寫稿，頂多是他們約約稿子纔給他們寫，也不寫專欄了，那個時候完全就是吃老本，但是自己也不發愁，因爲在大理，你有時候覺得錢是多餘的，兜裏面揣個五百、一千的，可能一個月都用不完。大量時間就是，發發呆、逗逗狗、養養花、種種菜、寫寫字、看看書，讀書也沒有說一定要讀出什麼名堂來，完全是陶淵明那種“好讀書不求甚解”。許戈輝：在大理這樣的一種特別閒適的生活，沒有讓你就此就懶惰下去嗎？餘世存：從外表上看是有點懶，但另外一方面自己在尋找的那個東西，我覺得也沒有放棄。比如說我離開北京之前，就大致有一個計劃，說要把中國古代的天文起源這個東西要去捋一下，還有把《左傳》《春秋》能夠再去好好讀一下，所以還是比較踏實地讀了一些書。看似與世隔絕，但在學問上、在精神上其實並沒有隔絕。離開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認爲在中國做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個既政治正確也知識正確的立場，做五四新文化的傳人。比如說我在北京的時候，像上海的張志雄他來北京跟我聊天，爲“文革”的事情就能把桌子掀了，然後離席而走。在大理的時候再回看這些往事，就會覺得很好玩，也會更加寬容地看待這些問題，同時也會想，自己應該站在一個什麼樣的情境裏面更好。許戈輝：從大理回到北京您可以說是“大隱隱於市”了，在您的著作裏一以貫之着啓蒙的精神，您常說今天的知識人也好，文化人也好，應盡的責任不夠，在這個特別的時代，不該把自己放在學者“士”的層面，像冬眠一樣“宅”着。餘世存：很多人都很悲觀，包括像我的老師錢裏羣先生，社科院的學者資中筠先生等等，就認爲中國一代一代的人，他在精氣神方面完全喪失掉了，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對這個問題並不那麼悲觀，就像當年的這些真正的儒家，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這些人想的一樣，中華文明即使再亂，社會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敗，但是它的經典還在，民族文明的原點也在，只要這些原點在，總會有心靈、精神跟它碰撞，然後就會像種子一樣，長成參天大樹，花果飄香。在這麼一個霧霾沉沉的冬天，它其實就是薪火相傳相傳，大家都是木柴，可能是溼柴，傳不了火種了，但是隻要這個經典在，它就是火種，它還是能傳下去的，所以我對這個並不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