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紅軍王定國的長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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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紅軍王定國的長征故事

1913年冬天，四川營山安化鄉一個姓王的貧苦佃農家庭迎來一個女孩，取名乙香。

20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處在社會最底層，沒有田地，沒有房子。唯一的棲身之所，是借別人的一面山牆搭起的茅棚。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小乙香六七歲時便不得不像個小大人一樣替父母分擔生活的重擔。那時候，她跟隨父母外出給人家幹活，推磨、養蠶、洗衣服，什麼活都幹。在賣擔擔麪的麪食館推磨時，小乙香抱着和自己一樣高的磨棍，從天黑推到月照東牆。說是推磨，實際上是把磨上的橫棍捆在肚子上，用整個身子推着磨盤轉，同時也防止睏倦摔倒。主人家有時候給幾文銅板，有時給點麥麩子。麥麩子拌着切碎了的紅苕葉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貧苦生活卻鍛造了小乙香倔強的性格和剛直的本性。被軍閥抓了壯丁的三叔從兵營裏偷偷逃跑了，拉兵的頭目和當地的土豪便用鐵鏈子鎖走了小乙香的父親，並要王家請客擺平此事。平地起風雲，這件事使本來就沒有根底的王家不亞於一場地震，小小年紀的乙香毫不膽怯，她衝來人說：“人是你們拉走的，跑不跑我們又不知道，憑什麼抓人要錢?”一個小小的黃毛丫頭竟敢如此頂撞，惱羞成怒的惡棍們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頓。爲了平息此事，王家只得把棲身的茅棚賣了兩吊錢，給當官的送禮。一家人只能在街上租了半間草房，悽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傾盡全力去“討生活”，仍擺脫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因爲貧窮，乙香的一個妹妹活活餓死了;後來，父親染病身亡，家裏沒錢安葬，三歲半的二弟被賣掉，換回4塊做棺材的木板和兩升麻豌豆。

15歲的乙香也被送給一個李姓人家做媳婦。纏着小腳的她每天在田裏一身泥一身土地幹活，婆婆生氣時就揪着辮子打她。每次被打後，乙香都會跑回自己家，在母親那兒尋求一點安慰。

那時，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祕密發動羣衆、組織農會。乙香有兩個舅舅，都是耿直剛強的農民，他們與地下黨員楊克明、張靜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邊地下有個門，如果有人從前門進來，屋裏的人可以從後門出去，靠着大山的掩護就能避開追捕。因此，兩個舅舅常常帶一些朋友來乙香家裏開會，談論一些窮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兒。

因爲這個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幾個桌子以賣酒作掩護。每天，乙香和母親在前面賣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楊克明、張靜波他們從後門離開。負責放哨的乙香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們是好人”，同樣不知情的母親只是對外稱這些人都是自家的親戚。那個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祕密聯絡點。

以賣布做掩護的地下黨員楊克明給乙香講了不少外面的新鮮事兒：山那邊小孩子上學不要錢，重慶的女娃兒不包腳等等。乙香當時是個聰明能幹、性格開朗、能說會講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識，後來就到處去向農民宣傳。

漸漸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幫着送信、放哨。在楊克明的鼓勵下，乙香剪了長髮，放開了剛裹不久的雙足。“放了腳走路安穩，走山路快，幹活有勁。剪了辮子，大人想揪着辮子來抓我也不容易了。”就是這麼樸素的想法，讓乙香邁出了婦女解放的第一步。

李家族長知道後，派來幾個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們湊了40多塊銀元，結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關係。

1933年10月，許世友率領紅九軍打到營山，解放了乙香的家鄉，成立了營山縣蘇維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擔任內務委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時起，代表過去的“乙香”不見了，“王定國”這個名字伴隨了她的一生。

由於四川軍閥楊森的反撲，爲了保衛年輕的蘇維埃，支援紅軍作戰，成立了400多人的營山縣婦女獨立營，王定國任營長。她帶領婦女營的同志們手持梭鏢大刀，和男同志一起衝入敵人陣地，殺頑敵，抓俘虜，英姿颯爽。

1934年初，黨派王定國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沒有紙和筆，王定國和同學們就相互在別人的背上學寫字;而且，全憑記憶認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當時蘇維埃頒佈的《勞動法》《土地法》就是他們的教程。雖然學習時間不到3個月，但之前不識字的王定國學會了一些簡單的字，如“人”“風”等字。

在蘇維埃學校學習時，王定國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工作隊，奔赴紅江縣。在這兒，她結識了著名的紅軍女將領張琴秋，“那時她很年輕，皮帶上彆着一把小槍。”張琴秋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女黨員，留學莫斯科5年回國後，先後成爲紅軍中唯一的方面軍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師長，新中國成立後又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王定國把張琴秋稱爲“沒有授銜的將軍”。

在張琴秋的領導下，王定國與同志們一起向貧苦農民做宣傳工作，擴大紅軍，平分土地，組織農民給前方作戰的紅軍送糧米、做軍鞋，還拿起武器勇敢作戰，保衛革命政權。

一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雪山頂上

1935年，爲迎接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的會合，部隊決定擴大宣傳隊伍，愛唱愛跳的王定國被調到隸屬於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的前進劇社，任服裝道具股股長，主要負責演出的服裝、道具、化妝等工作。王定國回憶，當時，劇社條件非常簡陋，她想了很多辦法應對。沒有道具，每到一個地方演出前，她到當地老鄉家裏借門板、桌椅作道具;服裝是有什麼穿什麼，譬如，演地主的時候就穿上從地主家裏拿來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時候就穿借老百姓的衣服;而化妝則都是王定國自己設計的，先研究一下人物，再想怎麼去體現人物，用墨汁畫眉毛，用買的紅紙做口紅。

在艱苦的行軍中，王定國和劇社的同志們每到一處，顧不上休息，就到戰士們中間，教唱歌曲，排演節目。在翻山越嶺的時候，他們從隊頭走到隊尾，用激越、詼諧的快板和歌曲，鼓舞同志們克服困難。

紅軍第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經兩河口來到毛兒蓋，作短時間休整。休整期間，兩個方面軍的戰友互相慰問。王定國隨劇社到紅一方面軍駐地慰問演出，演出之後，聽說周恩來副主席正在生病，劇社的易維精政委和周武功隊長帶領王定國等劇社各股長共六七個人前去看望。雖在病中，周恩來仍和大家親切交談，誇獎劇社同志說：“你們劇社這些女孩子又行軍，又打仗，又演出宣傳，真是不簡單!”

隨後，王定國一行又去看望了挨着周恩來副主席住的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用藏民的木頭碗泡“茶膏”招待大家。當時茶樹上最好的嫩尖芽做茶葉，老葉子做茶磚，剩餘的筋筋絡絡搗碎後熬製成茶膏。在長征路上，毛主席也就只有一點兒茶膏喝。話題轉到演出上，毛主席說：“你們演的劇裏，劉湘投江了(劉湘是四川軍閥，劇社當時演的劇目有一出叫做‘劉湘投江’)，可是演戲只代表人們的心願。別忘了，劉湘還沒死。反動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劉湘也是不會去跳河自殺的。”王定國等人聽了，心裏十分欽服。

王定國所在的紅四方面軍，3次翻越雪山草地。年輕的王定國當時並不明白如此艱苦的行軍爲什麼會一次次重複，她知道的僅僅是不停地趕路，因爲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劇社大多是年輕的女孩子，長途行軍又累又困，在隊伍暫時停止前進的片刻，站着也會睡着。有時候夜行軍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過去，醒來一看隊伍無影無蹤。拼命追趕幾個鐘頭才能跟上隊伍，這時就又哭又笑。”

長征路上，王定國一直非常幸運，她捱過了飢餓，躲過了敵人的子彈，走過了隨時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她的一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雪山頂上。

那個晚上，王定國和戰友們互相擠着睡着了，但人太多被子蓋不着，王定國醒來後，發現自己的腳趾凍僵了，她拿手一摸，腳趾一下子竟然摸斷了。這樣的情景在現代年輕人想來，有些恐怖，但那時的女紅軍戰士王定國卻絲毫沒有難過與害怕，她把傷骨磨平，包紮起來，仍跟隨在長長的行軍隊伍中。

樂觀和堅強讓王定國在艱苦的長征中堅持了下來。1936年10月王定國跟隨隊伍到達甘肅會寧，同中央紅軍勝利會師，當時，她走完了長征，也走完了自己人生中最艱難、最難忘的一段路。

戰鬥在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紅軍三個方面軍終於在甘肅會寧勝利大會師。王定國沒有想到的是，艱苦的征途並未結束。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總部及三個主力軍組成西路軍，奉命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打通“國際線”。王定國所在的前進劇社隨部隊西征，向河西走廊挺進。

12月5日，劇社奉命慰問突圍出來的紅九軍，不料與馬步芳部隊遭遇。劇社戰士們帶有十幾條槍搶佔了一個三層樓高的土圍子，向敵人開了火。兇殘的敵人以爲遇到了紅九軍軍部，立刻包抄過來，一會兒派飛機來偵察，又用火炮轟擊。

苦戰一天後，劇社已近彈盡糧絕的地步，劇社負責人大部分犧牲。敵人叫囂着撲了過來，從土牆上挖的洞裏爬進來。身材單薄的王定國早已忘了飢寒與傷痛，她舉着刺刀向敵人衝去。涌進來的敵人越來越多，劇社餘下的30多人被敵人從樓上拖了下去。這時，敵人才看清，和他們相持一整天，消耗了他們這麼多兵力的對手並不是紅九軍軍部，而是一羣孩子和婦女!敵人大罵上當了。

“白天，不見太陽;夜晚，不見月亮。房陰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後回憶起被俘的境況，王定國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幸運的是，瘋狂屠殺、活埋紅軍戰俘的馬步芳認爲“劇社有用，留着不殺”，強迫紅軍戰士爲他們唱歌跳舞，並且提出擴大劇社。

趁劇社擴大的機會，王定國和戰友將一些沒有暴露身份的紅軍女幹部掩護進劇社，張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張琴秋任西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是敵人懸賞1000大洋捉拿的紅軍將領。被俘後，她化名苟秀英，裝成燒火做飯的炊事員。得知這個重要情況，王定國同戰友們商量，以劇社都是小孩不會做飯爲名，提出讓“苟秀英”來劇社當炊事員。敵人沒有發現破綻，張琴秋順利來到劇社掩護了身份，躲過了一劫。後來，由於叛徒告密，張琴秋被押送到南京，後來在周恩來營救下才返回延安。

第二年春天，王定國和劇社其他同志又被押解到張掖敵三○○旅旅部，由敵旅長韓起功監管。一面受到敵人的監視和奴役，一面充當臨時的演員。即使身陷囹圄，英勇的紅軍戰士也從未忘記爲理想與自由而鬥爭。在張掖敵旅司令部，王定國發現，有不少西路軍被俘同志被敵人強迫在機關內當兵，還有的在電臺和參謀處工作。經過多次接觸，王定國取得地下黨支部的信任，被選爲支部組織委員。“這個支部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同志、傳遞消息、等待時機、組織重返革命隊伍。然而，河西走廊地區被馬家軍嚴密控制着，這麼多失散的同志怎樣才能回到革命隊伍呢?”王定國說，那時大家的心情真可以用“心急如焚”來形容。

抗戰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爲八路軍，黨中央在蘭州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由與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吳玉章一同被譽爲“中共五老”的謝覺哉出任黨代表。根據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指示，謝覺哉一到蘭州便着手進行營救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工作。受謝覺哉委託，在蘭州和河西走廊各縣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傳教士高金城醫生來到張掖，立即開設一所福音醫院幫助我黨爲營救和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做掩護。

以醫院救護傷員的任務重爲由，高金城親自出面向敵旅長韓起功借王定國等7名紅軍劇社人員到醫院當護士。在高金城醫生的幫助下，王定國和同志們立即開展祕密接應西路軍被俘人員的工作，福音堂醫院也成爲張掖縣地下支部的祕密聯絡點。此後，由於營救活動引起敵人的懷疑，王定國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當年9月，在地下黨支部的決定下，王定國告別了善良的高金城醫生和同志們，踏上了去蘭州的路途。

跨越半個世紀的尋找

1983年，王定國重訪甘肅，瞭解到一批滯留在甘肅、青海的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生活困難。她認爲，當年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及後果，不能由這些無辜的戰友承擔，而且，這些人都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現在不解決，後人不瞭解這段歷史，更難以解決。

於是，她和伍修權一起，自費跑遍河西走廊，越烏鞘嶺，跨湟水河，頂着戈壁烈日，迎着祁連山朔風，爲的是一項幾十年前沒能完成的任務———營救西路軍流散人員。那時，經常有素不相識的西路紅軍女戰士找王定國解決問題，經她過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人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0多人。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走訪，王定國和伍修權向中央寫了調查報告和建議，最終促使中央有關部門出臺專門文件，妥善解決了遺留多年的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的經濟、醫療問題，使西路軍的倖存者能夠安享晚年，先驅者能夠瞑目安息。從此，那些被叫做“紅軍流落人員”的老人，終於得到了屬於自己的稱呼——紅軍西路軍老戰士。西路軍戰友對王定國的義舉深表感激，可王定國只是說：“我做了件該做的事情。”

每逢紅軍長征勝利紀念活動，很多機構邀請王定國外出參加各種活動，有時一個星期總有兩三天睡不了午覺。因爲一去參加活動她常常興奮得睡不着覺，所以很多活動都被家人謝絕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總要批評家人，說人家請的是老紅軍，不是我個人，沒理由不去的。所以只要身體無大礙，家裏人就不得不讓她去。

“能讓大家高興我也很高興。我一個老紅軍，很多國事活動都來接我參加，還圖什麼呢?每天看看新聞、聽聽廣播，天氣好時出去走走。既然笑着愁着都是過，爲什麼不讓自己的晚年在微笑中度過?”王定國臉上的皺紋似乎舒展了許多。

這位老人健康長壽的祕訣，就是她自己總結的：“對生命要積極進攻，不能消極防禦，對生活就該難得糊塗，不違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