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故事，徒步紅軍萬里長征路線後的感悟

我是含着淚水讀完這篇（長征）的！

作者：佔豪

一年時間能做什麼?

攝影家紀錄片導演左力的選擇是，用374天時間徒步12100公里，重走紅軍長征路，身體力行地向80年前那羣用腳步丈量信仰的英雄致敬。

日前，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做了題爲《一個人的長征》的精彩演講。

講到這一段時他哽住了，花白的頭髮劇烈抖動。

我是在2013年10月10日這一天從江西瑞金出發，經過1年零9天到達陝北吳起縣。剛纔有人問我：今天人們都已經吃飽穿暖喝足了，你爲什麼還要去走長征路？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其實走長征路這件事在我的內心已經埋藏了很久很久。

1995年8月，那一年剛好是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我帶着一個攝製小組在北京拍攝有關抗日戰爭的紀錄片，拍攝的對象是我們共和國的一羣開國上將，其中有楊成武、蕭克、陳錫聯、王平、張宗遜、呂正操將軍等等。最讓我難忘的是楊成武上將, 他曾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他86歲，一見到我就跟我開起玩笑：“你怎麼姓左呢？我過去打死的日本鬼子都姓左。”但是當他跟我談起長征來，他的面色馬上變得非常凝重。長征的時候，楊成武擔任紅四團的政委率領紅四團打先鋒。但是他那天從頭到尾沒有講紅四團的故事，而是講了一個人的故事，那是他的鐵哥們叫陳樹湘。陳樹湘當時28歲是紅34師的師長，紅34師是斷後部隊。紅軍長征路上遭遇了一場最慘烈的戰役——湘江血戰, 那一戰紅軍差一點全軍覆沒。紅34師本來已經到了江邊，但爲了掩護大部隊過江，返身又撲進了敵人的包圍圈，最後全軍覆沒，陳樹湘也因爲腹部被手榴彈炸傷而被俘。他被擡在擔架上連夜送去報功，路上，擡擔架的士兵突然覺得腳下一滑，旁邊的人打着火把一看，在場的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年僅28歲、黃埔二期畢業的陳樹湘竟然用手把自己的腸子拽出絞腸而死。

老爺子講到這一段的時候，他突然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看見他頭上花白的頭髮劇烈地抖動，脖子上的青筋在跳動。等了幾十秒之後，老人才緩緩擡起頭來看着鏡頭。老爺子牙關發抖只說出四個字來：“很殘酷啊！”當時我心裏有一種巨大的傷痛感。我在想：這一代軍人所經歷的是怎樣慘烈的戰爭啊！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瞭解，我們只能從書本上從電視裏去了解碎片化的歷史知識。從那一刻起，我心裏萌發出一個念頭：我能不能到達這些歷史現場，把這些故事帶回來講給我們的孩子聽呢？

2012年，我在一家書店裏發現了一本叫《紅軍》的書。我當時讀完之後在扉頁上寫道：“長征對於上個世紀的人來說或許是一個符號，但對於我來講，卻是一種巨大的神祕。我願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解讀這種神祕。這種解讀並不是完全來自景仰和好奇，而是來自於我骨髓裏早就植入的行走的力量，似乎它在召喚我去踐行一個久遠的夢想。”只有到達歷史現場，才能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我在出發前，研讀了大量的資料，畫了很多草圖，還開着車到達現場去探路。但我不得不說：我很丟人。爲什麼？因爲紅軍出發的時候，沒有什麼回不回家的概念，而我在中途當過幾次“逃兵”。中間有兩次，我根本走不下去了，極度沮喪，甚至懷疑自己的行爲到底有什麼意義。幸好最後我堅持下來了，而且我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徒步走長征路，而是像一個學生一樣在走讀歷史，在行進中學習歷史，我是以這種方式在解讀長征。

1934年10月10日，是紅軍中央機關離開瑞金、長征出發的日子。我也是在2013年10月10日那天，從瑞金沙坪壩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前出發的。到達歷史現場和你坐在家裏看書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一到瑞金，很多故事就向我撲面而來。這個大禮堂相當於建國後的人民大會堂，我以前多次在電影、明信片上看到過，但我到了瑞金才知道，這個大禮堂竟然是錢壯飛設計的。錢壯飛是我們共產黨早期埋伏在敵人內部的一名特工人員是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1931年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就是錢壯飛截獲的。錢壯飛按照紅軍八角帽的形狀設計了大禮堂。但可惜的是，長征途中，錢壯飛在貴州遭遇敵機轟炸，和大部隊失散，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1934年，當86000名紅軍離開瑞金後，國民黨開始對紅軍家屬和孩子進行屠殺，而當時帶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李默庵，竟然是前共產黨員。我聽完之後感到特別震驚。以今天的眼光去看80年前的歷史，你能理解那個年代嗎？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經過劇烈的攪拌之後，人們很難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和位置。而誰又能想到短短15年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華東野戰軍佔領了南京，第一個衝擊總統府的第35軍軍長是前國民黨將領吳化文。這是歷史的巧合嗎？所以，只有到達歷史現場，聞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你纔有可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一代人。“我們流血和犧牲不就是爲了這些孩子嗎”

我在廣西興安的湘江血戰紀念園裏拍過一張照片，秋風瑟瑟，寂寂無人。有5萬名紅軍戰士永遠躺在了那裏，但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那裏曾經發生過什麼。很多人住在江邊，也不知道這段歷史。我在長征這一路上心裏最大的痛點，就是我們共和國的後代對長征的集體遺忘。

我在一所大學演講時，曾有幾個大學生跟我說：左老師，長征原來是一羣流寇一路被別人追着打，差點被滅掉。我對他們說：你們說得沒錯，但真正偉大的東西，不是從勝利到勝利，那隻能叫強大；真正的偉大一定是從弱小到強大、從幼稚到成熟、從失敗到勝利、從落寞到輝煌，這纔是偉大的曲線。

長征就是從逃難開始的，但是接下來發生的，是一次次絕地反擊、向死而生，這也是長征中最動人心魄的環節。很多紅軍戰士並不知道，這一出發，就再也回不來了。一些紅軍家屬肚子裏懷着孩子，挺着大肚子走上了長征路。紅軍女戰士的分娩，構成了長征歷史上最爲慘烈的開局。

這張老照片裏的兩個人，一個是鄧發的夫人陳慧清，旁邊的男人叫董振堂。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至少是開國元勳，因爲他當時已經是軍團長，和林彪、彭德懷平起平坐，可惜他在西路軍的戰役中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