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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巖鬆《白說》: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要訛救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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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白巖鬆新書《白說》裏關於“老人摔倒扶不扶”話題的評論: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要訛救他的人。

白巖鬆《白說》: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要訛救他的人

原爲白巖鬆在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京師公益講堂上的演講。2015年9月,安徽淮南女大學生袁大宸與摔倒老人的戲劇性事件,引發網友們的熱議,讀一讀白巖鬆這篇文章,有些觀點值得思考。

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要訛救他的人

作者:白巖鬆

中國人DNA裏的“二元對立邏輯”

中國人從小就習慣給人貼上“好人”和“壞人”的標籤,我們這一代可能感觸更深。小時候看電影不多,一看電影便要問爸爸媽媽,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後來發現我們這代人最幸福,因爲好人壞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電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則是胡漢三、南霸天、黃世仁那樣,從長相上就能看得出來。這樣一種“非黑即白”的傳統延續下來,並不僅僅因爲這方面的文化基礎是如此淺薄,更主要是在於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革命”的背景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你死我活的問題,是矛盾對立的關係,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幾乎沒有中間地帶。這種“革命基因”慢慢滲透到我們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裏,形成了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法則。

非常遺憾的是,如今很多年輕人依然帶有“非黑即白”“非對即錯”的邏輯觀。可事實上,人性是極其複雜的,沒有純粹的“好”也沒有純粹的“壞”。每個人心中都並存着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這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有事一個人是大家公認的“好人”,但或許在其他情況下,人性中的“壞”也會釋放出來。

遺留在中國人DNA中的二元對立邏輯,讓我們對很多事物的判斷都是危險的。打破這種簡單對立的思維,是一個真正的基礎,全社會都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前行。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讓人性“變好”,而是約束人性中的負面慾望、揚善棄惡;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爲準則,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線,它不能讓你變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絕壞的行爲—搶劫、偷東西、殺人是不行的;此外還有環境,如果一個社會環境充滿善意和安寧,人們和諧相處,人性中的善就會更多地被激活。

我們倡導道德、公益和愛,期待更多的響應,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滿世界去尋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環境等,把人們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發出來。

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訛詐救他的人?

當年的“小悅悅”事件到寶馬車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訛詐攙扶者的案例,讓大家都很難過,覺得中國人的道德底線一塌糊塗。可是,問題僅僅在於“道德”嗎?

請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道德是從哪兒來的?

如果“小悅悅事件”發生在國外,第一會受譴責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纔是司機與圍觀者。我們可以說,小悅悅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們在城市裏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嚴肅的法制角度看問題,是不關注這些點的。作爲兩歲多孩子的監護人,小悅悅父母的監管缺失,是這起悲劇的真正關鍵點。

《人民日報》有一位知名記者,講過一個經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國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國,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臨時有事出門,時間不長,就把妹妹的孩子單獨留在家裏。正好這時候妹妹從美國打電話過來,跟孩子聊天,問他“你大姨呢”,孩子說“不在家”。妹妹一聽急了,“就你一個人在家嗎?”孩子說:“對,就我一個人。”姐姐回來以後,妹妹對她勃然大怒,說:“姐姐你這是違法行爲!”因爲在美國,把未成年兒童單獨留在家裏就是嚴重的違法。

說到這兒,如果大家不解,還可以換一個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爲什麼一瞬間反而要抓住對方說:“你撞了我!”因爲這個老人是“壞人”嗎?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兩輛汽車追尾,司機肯定下車就打。爲什麼呢?不打不行!誰打輸了誰賠錢。可是現在,誰還會爲了追尾大打出手?經常是把車靠邊一停,互相遞根菸,把保險號一抄就完了。

對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中國人很講禮節,道德水準提升了。可是,爲什麼中國人撞車後的道德水準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因爲有“交通強制險”的介入。所有汽車必須買保險,一旦發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爭取權益,於是在這個問題上,人性裏“善”的一面流露出來。

摔倒的老人爲什麼訛詐救他的人?因爲大部分老人沒有醫療保險,他摔倒在地不能動彈的時候,最大的痛苦還不是來自肉體——中國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腦子裏蹦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孩子要給自己掏錢治傷,少則幾千多則上萬,他扛不住。在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輩子的善,但是這一瞬間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扶他起來的人。如果中國的老人都有醫療、養老保險,還會發生這麼多起訛詐事件嗎?

因此,涉及道德的問題,不應追問人們“有沒有道德”,更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環境、相關的法律制度,是否進步到了讓人們“可以展現道德”的時候。中國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讓“德”展現出來的制度保障與大環境。我認爲,此時此刻的中國,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所有糟糕事件的發生,都是在強迫我們去設法提高基礎保障和社會綜合配套設施。

我從來不願聽到人們站在道德的立場上談論道德。那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