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臺灣大學演講稿：創業路上的三個故事和創業體會

2015年4月21日至23日，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出席在臺北舉行的第五屆三經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會見臺灣一系列政要和企業人事，在臺灣大學發表演講並與學生進行對話。

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首富當年也有等在別人家門口好幾天、求人辦事的時候，也有爲了籌款吃不下睡不着的時候，在和臺大學生交流的時候，王健林坦言，如果不是北京的醫生治療得當，也就沒有現在的萬達，可能精神病院會多個病人。那麼，王健林靠什麼跨過萬達創業路上的三道坎呢？

以下分享王健林在臺灣大學的演講稿：

我的第一桶金是這樣賺到的！

演講時間：2015年4月23日

——萬達集團董事長、中國首富王健林在臺灣大學的勵志演講稿

爲何辭官下海？

我在經商前，15歲就當兵了，從軍17年，做到團職幹部，遇上中國百萬大裁軍，就轉業到地方政府，當了兩年辦公室主任。這兩段人生都還算成功：我做到團級職務時，不到30歲，很年輕，幾十萬部隊當中最年輕的幹部之一；到地方做官員，職務進步很快，很快做到辦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斷然辭官經商。具體兩個原因：一是趕上經商熱。1988年到1995年，很多人辭去原有職務“下海”了。如果沒有當時的經商熱潮，中國今天不會有這麼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二是想改善個人的生活。我就覺得，別人能當萬元戶，我憑能力應該不止萬元戶。

第一個故事：第一桶金是這麼來的

當時遇到的第一個創業難關，就是借錢。第二個難關是拿不到項目。

那時大陸還是“計劃經濟”，比較落後，拿項目也不僅要有錢，還得有“計劃指標”，得出現在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指標名單上才行。

我只好找到大連一個老戰友“借”一點指標，同時付出一點費用。他同意給我幾萬平米指標。但是拿了指標，還得去找當時的市領導批地。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沒人理。市領導被我找煩了，出了一個題目：“你不是想開發嗎？把市政府的北側那塊地給你”。

市政府是一個老建築，很氣派。但它的北側居住區，房子差，設施差，一百多戶人共用一個水龍頭，一個廁所，被認爲“有礙觀瞻”，所以把這片地給我去幹。可這個項目改造完，要1200塊錢一平米的成本，我前面有三家國有公司都不肯幹。因爲大連市當時最好的房子只能賣到一千零幾十塊。

我堅持要幹這個項目，公司裏的很多同志反對。當時我們公司叫“西崗開發公司”，我就說：“開發公司，只有開才能發，你都不敢開怎麼能發呢？”爲了賺錢，得把這個房子賣到1500元一平米，後來我們動腦筋，推出來幾條創新：

第一，當時大陸的房子沒有明廳，一個小過道進去直接就是幾間房。那好，我們做一個明廳；第二，當時房子沒衛生間，縣處級以上幹部才允許配一間衛生間。我們沒管那一套，每戶都配了衛生間，還把木頭窗換成了鋁合金窗，再加一扇防盜門。房子推出來均價1580元每平米。1000多套房子一個月一掃光。就這樣，萬達就成爲了大陸地區第一個闖入了“舊城改造”這一行業的公司；這一單使我們賺到了接近1000萬元。就這樣，我掘到第一桶金，找到了一個盈利的模式——舊城改造很有錢賺，別人不敢幹，我敢，於是在大連就搞開了。

第二個故事：9天9夜沒睡覺

再給大家講一個貸款的小故事。

初期創業，我接下了一個項目，這個工程當時政府幹了一半，覺得費勁不願意幹了，轉給我的。簽完以後突然遇到全國“治理整頓”，貸款就更困難了。爲了啓動這個項目，我就要去找貸款，需要一筆2000萬元的貸款，有土地做抵押，所有的手續都健全，但找了幾十家銀行，沒有一家願意貸給我。

因爲這個項目是政府轉給我的，他們覺得對不起我！所以政府開了一個會議，就指定當時某一家國有銀行貸2000萬給我做啓動資金。這家銀行答應了說“可以”，哎，我一聽好事，那我就去找銀行行長吧。前前後後找了50多次，每次都給我躲貓貓。我有時候一見到他了吧，他從後門就走了，我在走廊白站；有的時候在走廊裏堵着他，他說“好好你這樣，你下週二來吧、下週二來吧”；等我下週二去，他出差去了！等等。哎呀！當時就爲了拿到這筆貸款，有的時候一去在那個走廊上（因爲進不去辦公室）一站就是一整天。我想銀行八點半上班，我就八點去吧，站着。甚至站到下班六點也不出來。究竟行長是來了沒來？還是不在？我也不知道，也沒人願意告訴我這個信息。當時站在走廊裏面這種感覺，這種恥辱，我覺得太卑賤了嘛。

除了這家銀行，我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銀行，貸款的時候這個人態度倒是不錯，但也是不給我貸款。我爲了堵到他，曾經跟一個哥們兩個人就開車到他家樓下。我想，你總得回家吧？那我就在你門口候着；你早上總得要出門去上班，總是能碰到你吧？我倆就去在那兒蹲了一個晚上，在車裏候着。反正深秋不是太冷，稍微冷了就開動發動機暖和一會兒，爲了省點油過會兒再把它關掉。一直等到早上七八點也沒見到人進去，也沒見着人出來。

第二天晚上我說再去堵吧，我這個哥們覺得忍受不了，他說太丟臉！無論如何也不能去了。我自己又去待了一個晚上。就是候不着，找不着這個人。其實不是找不着，是他不願意見你，因爲你是民營企業，那個時候民營企業不像今天這個地位。第二覺得你風險大，他不敢放貸給你。放給國有企業虧損了沒了，他不承擔什麼責任；如果放給民營企業可能就要承擔責任，我也理解他們。

在這種無論跑了多少趟都找不到辦法的情況下，就有人給我出了一個主意說“乾脆你就發一個債券”，但是你這得承諾回報，比如兩年按照1.4倍，每年20%，1.4倍收回。沒想到，推出來以後一搶而光，畢竟20%年回報還是很好的。這個方法真正解決了這個項目的難題，才把我們從瀕臨破產的邊緣給拯救回來。

這中間其實還有個小的故事。我接的這個項目，可以說追悔莫及。當然後來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把剩下的老百姓搬走了。但當時真是把我憋的夠嗆！在1993年初的一段時間，我九天九夜都沒有睡着覺，什麼安眠藥，什麼打針就是睡不着覺。到後期整個人都有點精神恍惚，失常了。第十天早上正開着會，“咣噹”一頭就昏迷在地了。我被緊急送到北京，還找了比較好的一個醫院去治療。我至今還記得那個神經內科的主任姓李的女士，一見我面： “沒事，小夥子今晚就讓你睡着”。我說你這麼大本事？“你放心吧，我們高得很”。其實還是給我吃那些藥，可能心理作用，也可能進到醫院裏了，安靜了，我當天就睡着覺了。

第三個故事：3年打了222場官司

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做住宅房地產做得還是不錯了，但是有個問題刺激了我：我們公司有兩個員工得了重病，一個得了癌症，一個得了肝病，每個員工花了一百多萬治療費。當時民營企業是不可以報銷醫藥費的，你自己有錢你給他報銷，沒有錢你的員工可能就等死。那我們是花錢給他治療了，但是也給我一個提醒：如果大量的員工都有了病，再往後發展一二十年大家歲數大了，這公司怎麼辦呢？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安全的、有長期現金流的商業模式。所以我們2000年決定轉行去做商業地產，做不動產，做持有物業，不再搞單純的住宅開發了。

做商業地產的時候，最早因爲不懂，造一座樓，把底層商鋪全部賣掉。在初期的三年當中，買了商鋪的人經營不好，就來告我們，我前三年當了222回被告，雖然只輸了兩場官司，還是讓整個公司疲於應付。成天在打官司，哪還有精力經營？客戶就是這樣，他的出租回報率沒拿到理想中的10%、20%就來告我。如果輸了，可能很多人就扯着橫幅上街上去鬧事。

所以我覺得這樣不行，得研究新模式。怎麼辦？在創新中研究了一個辦法：提出一個模式叫城市綜合體。即做一個商業中心，商業中心旁邊可能做寫字樓，再做城市的商業街，再做一些公寓。把這些公寓、寫字樓賣掉，現金流就有了。這樣，就不用賣大樓裏的商業鋪位了，自己來經營，一下子生意就找到模式了。商業經營旺了，旁邊的樓也升值了，現金流問題也解決了，萬達從此走向了一條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