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派作家劉索拉的訪談錄：我一直在改變
許戈輝：我們到現在請你來上節目，還是特別希望你談八十年代的事兒。劉索拉：無所謂了，不那麼重要了。我特別希望你看到，我後頭做什麼了，而不是八十年代。因爲八十年代對我來說是一個偶然現象，偶然地出了一批藝術家被注意到了。我自己對這個並不是特別重視，因爲我覺得一個藝術家的一生，最重要是你的作品有沒有在改變，而不是說你的作品有沒有多出名。偶然的成功、偶然的被發現、偶然的發財、或者出名了，這都不應該算在你的作品之內，這是偶然的，是外界的，你內部的東西纔是最重要的。作爲一個藝術家的本能，你內部的思索是最重要的。由於你內部的思索不斷在改變，不管是改變到什麼地步，它是在改變，你也不用要求說我是不是更完善了，更成功，更成熟，都不用管，就是你是在往前走，你一定不是停在原地，你一定沒有重複你自己這是最重要的。許戈輝：這倒是讓我想起，人們說天才是99%的勤奮加上1%的運氣，彷彿你再努力，如果沒有那1%的運氣，也很難成就一些事兒，可你卻強調那1%不重要。劉索拉：其實通過自己八十年代的被發現，爲什麼我說是偶然的，因爲我知道在當時有很多人比我行得多，我的生命證實了這個歷史的偶然性，我的生命證實了歷史的不公平。後來我出國以後，我就開始特別有意識地去看，比如像紐約，紐約這麼一個地方，有那麼多有才的人，能夠被聽見的和被注意到的人不多。但是我知道在紐約有多少人，在那兒做着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必須深入進入你才知道，而且這個人可能相對來說已經很偉大了，對於紐約人來說，他非常偉大了，圈裏人會知道，但是出了紐約就沒人知道了，美國人不知道，出了美國更沒有人知道，只有我們這些人知道。因爲我走的地太多了，有多少大師是根本我現在跟所有人說，就不可能有人會知道的。80年代的精神還在1987年，劉索拉以作家身份訪美，從美國回來第二年，她又接受了一個工作邀請前往英國。2002年又和德國世界文化大廈簽約爲國際顧問，移居海外的二十年時間嘗試了各種改變，她唱搖滾、學藍調、沉醉於自由爵士，也嘗試過各種實驗音樂和世界音樂，不斷地探尋新的藝術表達途徑。許戈輝：1988年你排演根據你的小說《藍天綠海》改變的搖滾歌劇，後來由於時局原因未能成形，之後你就去了英國。近些年你的作品還有被斃掉的情況嗎？劉索拉：沒出現過。許戈輝：你自己跟自己玩，不理他們？劉索拉：因爲現在我們參加音樂節，演出在音樂廳裏，我們不見得非得上電視是不是，我們也不非得要當主流是吧。我們要想當主流，那就當，不當就不當，因爲誰也擋不住誰，創作者是不會被擋住的。沒有一個國家能把一個創作者給擋住，你明白嗎，搞創作的人不怕這個，因爲我腦子是活的，人是活的。你只要做，你用不着抱怨，你不讓我寫一百個人的，我寫五十個人的，不讓我寫五十人，我寫十個人的，你不讓我寫十個人的樂隊，我寫倆人的，我還能寫下來，你什麼都不讓我寫，我做錄音。其實八十年代這個精神是在的，只不過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國外的藝術家就是這麼活下來的，國外的藝術之所以老存在，是國外藝術家習慣了，就你不讓我做這個，我做那個去。比如說中國的歌唱家就覺得不進大都會，不唱金色大廳就白活了，我記得我在英國農村的時候，去教堂，就有很好的歌唱家，他們在倫敦如果沒有演出的話，就在當地教堂，每個星期都去唱歌，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我有時候跟中國的歌唱家說，爲什麼你們就不可以這樣去做，因爲我們都在國外，在國外的話，教堂或者各種中心經常有機會可以唱，大家就覺得我這樣多浪費時間，我這叫什麼呀，我這唱什麼呀。我得進大都會，這就變成了我們的心理負擔，就是說我們必須被主流承認，然後在歷史上被記上一筆。如果回憶我的八十年代僅僅就是被歷史記了一筆，也真的沒有意思。許戈輝：那當你說八十年代的精神還在，你希望被記住的，或者說希望被人們再度去發揚光大的是哪一部分？劉索拉：八十年代的精神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八十年代對整個社會是有一個積極性的，那個積極性如果延續下去，會有更多更好的藝術作品出來。八十年代好像耕地機把耕地給弄活了，土活了，什麼東西都會往外鑽，所以那是一個希望，如果繼續那麼下去，就會有更多東西鑽出來了，這個國家應該是這樣往上鑽東西的，尤其在文化藝術方面，都應該是支持它往上走的，所以我覺得，你不能封凍。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再去想，當時藝術家真的是可以不想到利益，因爲還沒學會想利益，就想到我有話要說，我要站出來。政府基金如何支持藝術劉索拉旅居海外期間成立了“劉索拉和她的朋友們”樂隊，混合了民樂、搖滾、爵士、即興，在很多音樂節和室內樂演出中大獲好評。不同音樂流派、中西方音樂元素，這些綜合是劉索拉幾十年經驗的結晶。劉索拉：我在國外做過歌劇，然後做過音樂劇，各種舞劇，包括組織樂隊都是靠基金會。我們樂隊第一次在德國演出就是世界文化大廈出資，它屬於德國文化部直屬，專門支持各種各樣的前衛藝術。你要先告訴他你的東西，他要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值得做，然後從藝術的角度去評判。許戈輝：給他看一個文案嗎？劉索拉：看錄像，然後從藝術理念做闡釋。因爲國外做現代藝術，他講究你的藝術理念是新的，而且是有意思的。當時他們就認爲我們這個樂隊在世界上是沒有的而且還是一支中國的這樣的一個樂隊，理念上非常新。所以當時在我們樂隊開場的時候，他們請了70年代現代主義音樂革命的理論大師約翰•凱奇（John Cage）來給我們開場。他的開場就等於說是在給我們一個理論性的奠基，在中國可能就不會在乎這種東西，我們就會說商業開場什麼之類的，但是這種現代藝術理論性的開場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就說能不能請到他，大家很緊張，就把我的錄像給他看，讓他判斷值得不值得爲這樣的樂隊去做理論性開場，結果他答應了，我記得當時世界文化大廈的那些頭兒們特別興奮。這個在中國其實是特別缺乏的，我回國以後發現，中國沒有理論上的音樂評論，音樂評論都太感性了，他不用對比，說這個音樂是一個什麼流派，它是怎麼做的，它的價值在哪，有一些理論性的總結，國外這方面特別發達，音樂會後也會有理論性的評論。另外他們在組織過程中也是非常慎重，包括演出前的調音，調音師跟着我們調了三天，保證達到最好的音樂會效果。前前後後從準備到理論大師的開場、演出後的評論、德國主流媒體的報道，它整體上就是一個很圓滿的演出，也很容易讓這個初生的樂隊再往下走。許戈輝：這樣的樂隊起步時真的非常需要政府、基金會的支持，我們的政府其實總說要支持文化發展、支持民族的東西，你覺得這中間是哪個環節的缺失，導致了像你這樣的藝術家，往往是需要先由國外的基金支持，然後再把成果拿到國內？劉索拉：我覺得現在中國政府開始注意到了要有基金，我也聽說已經開始有這種小基金會，但是我舉一個例子，我去英國，做了一個小小的項目，那個基金會就在一條街上，特別簡單的一個舞蹈場地，年輕的藝術家走進去，拿一個小作品，說來咱們來做一件事，基金會的人就會替你去申請，就這樣的。我們沒有建立起這樣的一個連鎖關係，你不能說北京市有一個基金，所有藝術家夠不着這個基金。所以你需要有各種各樣的一個代理吧，就是中間的這樣的結構，你需要有具體到一個城區、一個街道，有一些由藝術家組成的小機構，它是可以和上面的基金會溝通的，這樣纔可以深入到各個角落去發現藝術家。你只有一個基金會弔在那兒，吊在政府的最高處，在哪兒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有一個基金，但誰能夠得着？誰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