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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爲什麼投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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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爲什麼投湖自殺?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爲什麼投湖自殺?

導語:王國維,清朝遺老,國學大儒。1925年,即民國十四年,清華大學籌備國學院,當時能夠和王國維比肩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啓超,一個是章太炎,而論國學功底,王國維排第一。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收集了網友對王國維投壺自殺的看法,大家快來看看吧!

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爲什麼投湖自殺?

看法一:在這裏着重介紹一下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將王稟,受封爲安化郡王,王國維是血統純正的第三十三世孫。家學源遠流長,加之王國維天資聰穎,年紀輕輕就學貫中西。早年研究哲學、美學、詩詞,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國語言,在文學、哲學、史學、美學方面多有建樹。著作等身,其中最爲知名的是《人間詞話》,大家不妨找來讀一讀,領略一下民國大師的風采。

1927年,在清華園執教兩年之後,6月2日,王國維一如往常在學校辦公,批閱文件,料理事務,和同事談論國學院下學期招生的事情。隨後離開清華園,還向一個同事借了五元錢,叫了一輛車悶聲不響地去了頤和園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菸,在湖邊徘徊良久之後,縱身跳進湖中,一代國學大儒,就這樣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時年51歲。

王國維死前,寫下了一句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正是這句話,讓王國維的“沉湖自殺”蒙上了一層神祕的悲壯色彩,“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八個字怎麼解釋?王國維爲什麼要自殺?至今還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

根據學界推測,以及部分當事人的回憶,人們對“王國維爲什麼自殺”這一懸案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也是比較主流的觀點就是“以死殉國”,爲了覆滅的清王朝盡愚忠。

王國維是清朝遺老,忠君愛國,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溥儀對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拖着一根小辮子,頹喪萎頓依然服侍在溥儀的左右。清華要聘任王國維當國學院教授,王國維首先請示於溥儀,得到溥儀的恩准,纔敢應聘。

在清華執教兩年,王國維每到春節都要跑到天津去覲見早就遜位的溥儀,感嘆“有君無臣”。王國維骨子裏,是一個非常守舊的人,抱殘守缺,觀念老舊,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體力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皇帝溥儀趕出紫禁城,王國維引以爲奇恥大辱,要和羅振玉等一幫清朝遺老約定投金水河殉清,苦於家人阻攔沒有成功。兩年後,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眼看着就要掃蕩黃河,入主京師,湖南湖北一帶的前清遺老被北伐軍抓起來砍了頭,王國維聽說之後驚懼不已。甚至和當時的同事陳寅恪、吳宓等商量逃往國外,陳、吳等人躊躇,王國維就深夜枯坐,常常淚流不已。由此可見王國維對北伐軍的侮辱,骨子裏很畏懼。這就可以解釋那句“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話了。

自古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兩年前“北京政變”王國維已經被職業軍人馮玉祥“侮辱”了一次,現在又要面臨被國民黨北伐軍“再次侮辱”。驚懼憂慮之中,想到皇帝溥儀的遭遇,以及有君無臣的處境,上不能報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國維一介書生,無力迴天,唯有一死。

王國維在死前就已經寫好了遺書,交代家人將書籍藏品等託付給陳寅恪和吳宓處理,可見王國維自殺,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王國維效法屈原殉國盡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種觀點,也是學界比較能接受的觀點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見到中國文化日漸衰微的悲愴結局。

這一觀點是王國維的好友及同事陳寅恪、吳宓等人的主張,與其說是解釋王國維自殺的原因,不如說是對他在中國國學文化上做出的貢獻的一種褒獎。在陳寅恪眼裏,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國學大儒,興的還是“爲長者諱,爲尊者諱”的那一套。

其實陳寅恪一開始也認爲王國維的死是“殉清”,這樣的愚忠,未免顯得荒唐。清朝早就覆滅了,剩下一個遜帝溥儀,翻不起什麼大浪。陳寅恪留過洋,沒有王國維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給王國維寫墓誌銘的時候,着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揚了王國維一番,算是爲他在學界正名,美化了一番。

陳寅恪在輓詞中寫:“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是以靜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說一出,時人紛紛讚譽。

王國維之死,乃是爲日漸衰微的中華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個層次,這纔是國學大儒的襟懷。

話雖然說得好聽,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王國維是殉道,是因爲文化衰微而自殺,那麼他在當時的最高等的清華學府執教,爲傳承中國文化培養人才,豈不是比自殺更有意義?何況文化衰微,和“義無再辱”又有什麼關係?另外道聽途說的觀點就是死於對現實的驚懼,故友羅振玉逼債,妻妾出軌等。種種猜測,首先來自於末代皇帝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那本書中的胡編。

溥儀說王國維早年因爲家裏窮困,得到故友羅振玉的不少賑濟,在日本期間,王國維一家人的開銷,幾乎都是來自於羅振玉的資助。後來王國維和羅振玉不和,羅振玉追討舊債,王國維還不上錢,悲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

王國維的葬禮,是羅振玉主持的,如果羅振玉逼債導致王國維自殺,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禮?溥儀之所以這樣胡編,不過是爲了逃避責任。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溥儀寫自傳的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溥儀被特赦,早就不是什麼末代皇帝,已經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終日。人家要他解釋一下老師自殺,溥儀能不推脫責任嗎?

餘者如妻妾出軌導致王國維自殺,更是無稽之談。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國學大儒,豈能爲了兒女情長的事情投湖自盡!?

綜上所述,王國維之所以義無反顧地跳進昆明湖自殺,比較靠譜的推測就是“以死殉國”。他既怕北伐軍打進北京城,將他們一幫前清遺老拉出去砍了頭,又心憂在天津避亂的主子溥儀皇帝被北伐軍抓住,凌辱一番。皇帝受辱,做臣子的還有什麼顏面活下去?

所以王國維驚懼之中,寫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轉身就跳進了昆明湖,兩分鐘之後氣絕身亡。

一代國學大師,就此告別紅塵,告別了那個充滿血腥、苦痛和悲傷的世界。

看法二:王國維1877年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王國維是中國現代有國際聲譽的知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專注於對中國古文化的研究。

王國維是史學大家,自幼熟讀古書經章典籍,溥儀皇帝老師,屬於舊時代高級知識分子,其信仰在清末民初那個時代看來也是偏於保守。1927年6月北伐軍已即將進入河北,北伐軍向來比較”革 命“,沿路砍了不少人的頭,其中包括一些大儒,比如說葉德輝。這些人是和王國維有接觸的,這讓王國維感到很痛苦,覺得自己也有可能會被北伐君所殺或所辱。期間有人勸他退避國外,他也常常去找吳宓或者陳寅恪去商議應對之策,但是王總是躊躇不定,”只是在居所裏流淚“。

王國維自殺之前日上午,他還參加了學生的畢業典禮,期間表現,一切如常,還找學生說話,笑容依然。自殺之日,參加會議,參與討論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後還找人借錢。

1927年6月2日上午,在北平頤和園的魚藻軒前,一個矮瘦的男子,身着長衫,頭戴瓜皮帽,腦後借拖着一條長辮。他慢無目的地走動着,突然,他跨過雕欄,投入昆明湖中。一陣水響今後,湖裏恢復了沉寂。待到人們聞聲趕來將其撈上岸時,他已停行了吸吸。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來關於他的死因有種種解釋,至今依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一種觀點認爲王國維之死是爲清室殉節。王國維是溥儀信任的少數臣子之一,因此對溥儀有知恩圖報的思想。他自尊心比較強,當時的局勢比較動盪,北洋對小朝廷的羞辱已經過去,國民黨北伐又即將成功,北京政局非常動盪,誰都知道即將來臨一場暴風雨。

第二種觀點認爲,王國維之死源於與羅振玉交惡。王國維死前,二人因子女經濟問題發生齟齬,使長期的信任與友誼隨之破裂。

第三種觀點則是將王國維之死歸因於當時政治鉅變。即當時的北伐戰爭。王國維的好友陳寅恪所評價,王國維之死,非死於所謂逼債,也不是所謂其妻紅杏出牆,而是因爲他看到古文化在沉淪,他爲了古文化而殉葬。

當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時候,他所表現的是理想和世界觀的崩塌,這對一個以精神和文明爲支柱的舊王朝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十分慘痛的。

當時也是西方文化打壓東方文化基礎的時代,不少有影響力的媒體都宣稱漢字拉丁化[]。

這對沉醉國學的王國維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但他並不是守舊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思想上屬於維新派,後期才轉變成政治上的守舊派,回味古學,研究歷史。

他對外國思想文化也有了解,甚至勸說溥儀留洋增加見識。可顛覆中國古文化,徹底否認,這讓使他痛苦萬分。

中國民國十六年,即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留下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筆者認爲:王國維之死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個人性格悲劇,王國維相貌一般,不太注重外在形象,終日悶悶不樂,除了研究學術沒有其他的愛好,難免造成性格上有缺陷。另外近來的壓力,如舊舊知識分子儒葉德輝的慘死,借錢、紅杏出牆等。

當時的國民黨,在守舊思想的人當中是眼中是激進,混亂的。當時北伐軍對那些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不太尊重的,這點上他最接受不了。

新舊文化的交替,新文化運動,西學東漸,人們不再學習傳統文化,像王國維這樣研究古典文化的學者就有些無所適從,新文化的衝擊對他影響很大。

看法三:1927年6月2日,51歲的大學者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魚藻軒投湖自殺,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知識界。由於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並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爲知識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殉清”說法讓人感到懷疑

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因爲這道“詔書”,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爲是“殉清”。王國維自殺兩天後,北京的《順天時報》就以《繼屈平(屈原)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爲題,報道王國維“爲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王國維的一些朋友,如清華校長曹雲祥也持這種觀點,認爲他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卻讓人感到懷疑。最容易令人產生疑問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卻到1927年才自殺,他爲什麼要等這麼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謀復辟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潛心學術,心無旁騖,和清廷並沒有太密切的關係。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王國維爲了謀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第二年,馮玉祥派兵將溥儀趕出皇宮,王國維的這段經歷也就自動終止了。

顯然,有限的接觸,並不足以成爲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卻絕非“殉清”可以解釋,必然隱藏着更爲深層的內涵。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文化本義

實際上,民國年間,王國維的“自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學者樑濟1918年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還有年輕作家王以仁1926年從輪船上跳海;在王國維之後,則有曾作爲茅盾小說原型的青年作家顧仲起1929年跳入黃浦江;被魯迅稱爲“中國的濟慈”的詩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採石磯投水自殺……

透過這些文人自殺的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於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這麼說來,王國維投水自殺,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爲“文化殉節”。這其實也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爭論裏最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爲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到了文化的本義。文,是傳播意義的載體,是故有“文以載道”之說。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來代代相傳的詩、書、禮、樂等習俗制度與傳統經典。爲“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謙謙”的“君子風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爲“文”所“化”之人,也同樣具有表裏一致和人格統一的特徵,就像《大學》所言:“誠於中,形於外。”但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卻在空前未有之時代變局中日漸衰落,“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爲,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無樑濟投水自殺前在《敬告世人書》裏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爲時代風氣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有着更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中迎來了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盪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裏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啓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麼,1927年4月,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在一個信仰強權的時代裏,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梁啓超等名教授們爲了避禍,紛紛開始籌劃逃亡。而王國維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裏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餘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餘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呢?從表面上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爲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爲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正如梁啓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所說:“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士可殺不可辱也。”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着尊嚴和氣節。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與樑濟一樣,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面對因爲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王國維最終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以及其他民國文人的自殺,雖然看起來消極,甚或有些無奈,卻蘊含了豐富和深刻文化意義。因爲在他們的命運裏,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