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我的偶像李普曼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Lippmann，1889-1974） 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在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聲譽。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衆輿論》中，開創了今天被稱爲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爲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

沃爾特·李普曼說“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分享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懷念李普曼先生的一篇隨筆文章：我的偶像李普曼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學當了三個多月的訪問學者，肯尼迪學院爲我安排的住處就在查爾斯河邊上，每當日落，我都會一個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緩，岸邊的亂石都沒有經過修飾，河上的石橋一點也不起眼，三百多年來，這裏的風景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每次走在那裏，總會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覺。我在想，這個河邊，這些橋上，曾經走過34 位諾貝爾獎得主、7個美國總統，他們注視這些風景的時候大概都不過三十歲，那一刻，他們心裏到底在憧憬一些什麼？

我還常常想起那個影響我走上職業記者道路的美國人。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就住在查爾斯河畔的某一座學生公寓，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打開門，發現一位銀鬚白髮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麼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十八歲時的某個秋夜，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裏讀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遇到這個細節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顆夢想的種子不經意掉進了我尚未翻耕過的心土中。

在此後的很多年裏，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覺中：我幻想能夠像李普曼那樣的知識淵博，所以我在大學圖書館裏“住”了四年，我的讀書方法是最傻的那種，就是按書櫃排列一排一排地把書讀下去；我幻想成爲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盪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出最理性的聲音，我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六年時間裏我幾乎跑遍中國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樣的勤奮，他寫了36年的專欄，一生寫下4000篇文章，單是這兩個數字就讓人肅然起敬，我也在報紙上開出了自己的專欄，並逼着自己每年寫作一本書；我還幻想像李普曼那樣的名滿天下，他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26歲那年，正在創辦《新共和》雜誌的他碰到羅斯福總統，總統笑着說：“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難拒絕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個行業中，必定會有這麼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級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飄渺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後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爲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遇到了一個沒有精神生活的物質時代。財富的暴發成爲人們唯一的生存追逐，沒有人有興趣聆聽那些虛無空洞的公共議題，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誕生在今日中國，銷售量大概不會超過2000冊，社會價值的物質性趨同讓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成爲最邊緣、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個族羣。

這裏沒有李普曼的新聞傳統和傳播土壤，思想在一條預先設定好的堅壁的峽谷中尷尬穿行，新聞淪爲意識形態的“弄臣”。

我沒有辦法擺脫自我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美的江南城市裏，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職業當成謀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爲一個“財經作家”，在看上去輿論風險並不太大的商業圈裏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寫給大學同學、也是一位偉大記者約翰·裏德――他寫出過《改變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話常常被我用來做自我安慰：“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