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長篇散文摘選

朱自清長篇散文摘選

導語：朱自清散文的主題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其一，言志表意；其二，覽勝記遊；其三，書懷抒情；其四，感悟覺世；其五，指摘時弊。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朱自清長篇散文摘選，希望你們喜歡。

一、《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着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鍾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着信裏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錶情姿態等等，並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並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裏，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着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並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隻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麼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苟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裏說過：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囌，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囌”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着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爲依據，不當相提並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啓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纔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啓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於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麼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着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於“敬啓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啓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後世的“敬啓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啓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啓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着，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裏保存着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裏，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後輩去信，就須用“啓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於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並不表明身份。因爲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裏，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裏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裏所舉的除“此頌文祺”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願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份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並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於口氣的關係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裏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於“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着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閒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份，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裏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裏並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臺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臺鑒”，“鈞鑒”，“勳鑑”，“道鑑”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於親近的人或晚輩。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着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後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餘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着，“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啓”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裏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於覺得封建氣，即使不至於覺得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裏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於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於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裏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裏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爲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裏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麼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至於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啓”，“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利落，乾淨。

五四運動後，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裏。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裏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裏，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並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麼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裏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裏，“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着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裏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並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於“真摯的”，也是從英文裏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麼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爲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裏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裏。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着”，“鼎力”，“尊裁”，“家嚴”，“內人”，“舍下”，“拙着”，“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複，並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裏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着的，白話信裏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着”，“家嚴”，“內人”，“舍下”，“拙着”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裏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複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稱呼的重複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於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裏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於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複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裏，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於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錶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並不出於“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爲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文言信裏還不免殘存着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隻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麼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麼可說的。不過這裏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裏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裏是這樣的說嗎！好！

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唸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着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爲什麼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有人說，日記和書信裏，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爲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纔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１日作。

二、《說文解字》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着的痕跡，靈感涌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

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着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着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裏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

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纔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裏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的在演變着；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額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爲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擡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

《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甚麼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的因爲這點聯繫，商契便傳爲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着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祕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

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裏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爲“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爲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愛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裏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爲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爲一書，單稱爲《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着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着。《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衆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裏的字，他都蒐羅在他的書裏，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註文的體例。

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

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裏也蒐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纔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裏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得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

“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爲金文。銅器裏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爲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見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週的文字。

清代古器物出土得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兇，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爲甲骨文，又稱爲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

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裏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纔有帛，紙是漢代纔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爲“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裏才見。

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

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

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爲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等。

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聲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爲聲；但水小爲“淺”，金小爲“錢”，貝小爲“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註”，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註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註”。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

六是“假借”，語言裏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爲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爲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

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纔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chang）平聲，“縣長”的“長”(zhang)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註、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

“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地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纔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爲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爲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

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爲“期”，加“”爲“旗”，加“鹿”爲“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地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孽乳而漸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裏。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

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麼，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裏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裏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後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爲“隸書”，因爲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爲扁方的，“斂筆”變爲“挑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爲“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爲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裏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着挑筆，稱爲“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爲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爲單位。這稱爲“今草”。

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爲“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爲“隸書”，而稱漢隸爲“八分書”。晉代也稱爲“楷書”。宋代又改稱爲“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爲了好看。

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爲適用。但現在還通用着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

三、《山野掇拾》

我最愛讀遊記。現在是初夏了；在遊記裏卻可以看見爛漫的春花，舞秋風的落葉……——都是我惦記着，盼望着的！這兒是白馬湖讀遊記的時候，我卻能到神聖莊嚴的羅馬城，純樸幽靜的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都是我羨慕着，想象着的！遊記裏滿是夢：“後夢趕走了前夢，前夢又趕走了大前夢。”②這樣地來了又去，來了又去；像樹梢的新月，像山後的晚霞，像田間的螢火，像水上的簫聲，像隔座的茶香，像記憶中的少女，這種種都是夢。我在中學時，便讀了康更甡的《歐洲十一國遊記》，——實在只有（？）意大利遊記——當時做了許多好夢；滂卑古城最是我低徊留戀而不忍去的！那時柳子厚的山水諸記，也常常引我入勝。後來得見《洛陽伽藍記》，記諸寺的繁華壯麗，令我神往；又得見《水經注》，所記奇山異水，或令我驚心動魄，或讓我遊目騁懷。（我所謂“遊記”，意義較通用者稍廣，故將後兩種也算在內。）這些或記風土人情，或記山川勝蹟，或記“美好的昔日”，或記美好的今天，都有或濃或淡的彩色，或工或潑的風致。而我近來讀《山野掇拾》，和這些又是不同：在這本書裏，寫着的只是“大陸的一角”，“法國的一區”③，並非特着的勝地，膾炙人口的名所；所以一空依傍，所有的好處都只是作者自己的發見！前舉幾種中，只有柳子厚的諸作也是如此寫出的；但柳氏僅記風物，此書卻兼記文化——如Ｖｉｃａｒｄ序中所言。所謂“文化”，也並非在我們平日意想中的龐然巨物，只是人情之美；而書中寫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的文化，實較風物爲更多：這又有以異乎人。而書中寫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的文化，實在也非寫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的文化，只是作者孫福熙先生暗暗地巧巧地告訴我們他的哲學，他的人生哲學。所以寫的是“法國的一區”，寫的也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說得好：

我本想盡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

但可愛的正是這個“自己”，可貴的也正是這個“自己”！

孫先生自己說這本書是記述“人類的大生命分配於他的式樣”的，我們且來看看他的生命究竟是什麼式樣？世界上原有兩種人：一種是大刀闊斧的人，一種是細針密線的人。前一種人真是一把“刀”，一把斬亂麻的快刀！什麼糾紛，什麼葛藤，到了他手裏，都是一刀兩斷！——正眼也不去瞧，不用說靠他理紛解結了！他行事只看準幾條大幹，其餘的萬千枝葉，都一掃個精光；所謂“擒賊必擒王”，也所謂“以不了了之”！英雄豪傑是如此辦法：他們所圖遠大，是不屑也無暇顧念那些瑣細的節目！蠢漢笨伯也是如此辦法，他們卻只圖省事！他們的思力不足，不足剖析入微，鞭辟入裏；如兩個小兒爭鬧，做父親的更不思索，便照例每人給一個耳光！這真是“不亦快哉”！但你我若既不能爲英雄豪傑，又不甘做蠢漢笨伯，便自然而然只能企圖做後一種人。這種人凡事要問底細；“打破沙缸問到底！還要問沙缸從哪裏起？”①他們於一言一動之微，一沙一石之細，都不輕輕放過！從前人將桃核雕成一隻船，船上有蘇東坡，黃魯直，佛印等；或於元旦在一粒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以驗目力：便是這種脾氣的一面。他們不注重一千一萬，而注意一毫一釐；他們覺得這一毫一釐便是那一千一萬的具體而微——只要將這一毫一釐看得透徹，正和照相的放大一樣，其餘也可想見了。他們所以於每事每物，必要拆開來看，拆穿來看；無論錙銖之別，淄澠之辨，總要看出而後已，正如顯微鏡一樣。這樣可以辨出許多新異的滋味，乃是他們獨得的祕密！總之，他們對於怎樣微渺的事物，都覺吃驚；而常人則熟視無睹！故他們是常人而又有以異乎常人。這兩種人——孫先生，畫家，若容我用中國畫來比，我將說前者是“潑筆”，後者是“工筆”。孫先生自己是“工筆”，是後一種人。他的朋友號他爲“細磨細琢的春臺”，真不錯，他的全部都在這兒了！他紀念他的姑母和父親，他說他們以細磨細琢的工夫傳授給他，然而他遠不如他們了。從他的父親那裏，他“知道一句話中，除字面上的意思之外，還有別的話在這裏邊，只聽字面，還遠不能聽懂說話音的意思哩”②。這本書的長處，也就在“別的話”這一點；乍看豈不是淡淡的？緩緩咀嚼一番，便會有濃密的滋味從口角流出！你若看過瀼瀼的朝露，皺皺的水波，茫茫的冷月：薄薄的女衫，你若吃過上好的皮絲，鮮嫩的毛筍，新制的龍井茶：你一定懂得我的話。

我最覺得有味的是孫先生的機智。孫先生收藏的本領真好！他收藏着怎樣多的雖微末卻珍異的材料，就如慈母收藏果餌一樣；偶然拈出一兩件來，令人驚異他的富有！其實東西本不稀奇，經他一收拾，便覺不凡了。他於人們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寫，使你於平常身歷之境，也會有驚異之感。他的選擇的工夫又高明；那分析的描寫與精彩的對話，足以顯出他敏銳的觀察力。所以他的書既富於自己的個性，一面也富於他人的個性，無怪乎他自己也會覺得他的富有了。他的分析的描寫含有論理的美，就是精嚴與圓密；像一個扎縛停當的少年武士，英姿颯爽而又嫵媚可人！又像醫生用的小解剖刀，銀光一閃，骨肉判然！你或者覺得太瑣屑了，太膩煩了；但這不是膩煩和瑣屑，這乃是悠閒（Ｉｄｌｅ）。悠閒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閒一樣！他的對話的精彩，也正在悠閒這一面！這才真是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人的話，因爲真的鄉村生活是悠閒的。他在這些對話中，介紹我們面晤一個個活潑潑的Ｌｏｉｓｉｅｕｘ村人！總之，我們讀這本書，往往能由幾個字或一句話裏，窺見事的全部，人的全性；這便是我所謂“孫先生的機智”了。孫先生是畫家。他從前有過一篇遊記，以“畫”名文，題爲《赴法途中漫畫》①；篇首有說明，深以作文不能如作畫爲恨。其實他只是自謙；他的文幾乎全是畫，他的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畫！他敘事，抒情，寫景，固然是畫；就是說理，也還是畫。人家說“詩中有畫”，孫先生是文中有畫；不但文中有畫，畫中還有詩，詩中還有哲學。

我說過孫先生的畫工，現在再來說他的詩意——畫本是“無聲詩”呀。他這本書是寫民間樂趣的；但他有些什麼樂趣呢？採葡萄的落後是一；畫風柳，紙爲風吹，畫瀑布，紙爲水濺是二；與綠的蚱蜢，黑的螞蟻等“合畫”是三。這些是他已經說出的，但重要的是那未經說出的“別的話”；他愛村人的性格，那純樸，溫厚，樂天，勤勞的性格。他們“反直不想與人相打”；他們不畏縮，不鄙夷，愛人而又自私，藏匿而又坦白；他們只是作工，只是太作工，“真的不要自己的性命！”②——非爲衣食，也非不爲衣食，只是渾然的一種趣味。這些正都是他們健全的地方！你或者要笑他們沒有理想，如書中Ｒ君夫婦之笑他們僱來的工人③；但“沒有理想”的可笑，不見得比“有理想”的可笑更甚——在現在的我們，“原始的”與“文化的”實覺得一般可愛。而這也並非全爲了對比的趣味，“原始的”實是更近於我們所常讀的詩，實是“別有系人心處”！譬如我讀這本書，就常常覺得是在讀面熟得很的詩！“村人的性格”還有一個“聯號”，便是“自然的風物”，孫先生是畫家，他之愛自然的風物，是不用說的；而自然的風物便是自然的詩，也似乎不用說的。孫先生是畫家，他更愛自然的動象，說也是一種社會的變幻。他愛風吹不絕的柳樹，他愛水珠飛濺的瀑布，他愛綠的蚱蜢，黑的螞蟻，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識的東西；它們雖怎樣地困苦他，但卻是活的畫，生命的詩！——在人們裏，他最愛老年人和小孩子。他敬愛辛苦一生至今扶杖也不能行了的老年人，他更羨慕見火車而抖的小孩子④。是的，老年人如已熟的果樹，滿垂着沉沉的果實，任你去摘了吃；你只要眼睛亮，手法好，必能果腹而回！小孩子則如剛打朵兒的花，蘊藏着無窮的允許：這其間有紅的，綠的，有濃的，淡的，有小的，大的，有單瓣的，重瓣的，有香的，有不香的，有努力開花的，有努力結實的——結女人臉的蘋果，黃金的梨子，珠子般的紅櫻桃，瓔珞般的紫葡萄……而小姑娘尤爲可愛！——讀了這本書的，誰不愛那叫喊尖利的“啊”的小姑娘呢？其實胸懷潤朗的人，什麼於他都是朋友：他覺得一切東西里都有些意思，在習俗的衣裳底下，躲藏着新鮮的身體。憑着這點意思去發展自己的生活，便是詩的生活。“孫先生的詩意”，也便在這兒。

在這種生活的河裏伏流着的，便是孫先生的哲學了。他是個含忍與自制的人，是個中和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人；他不能脫離自己，同時卻也理會他人。他要“儘量的理會他人的苦樂，——或苦中之樂，或樂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額上的鄙夷他人，或脅肩諂笑的阿諛他人”。因此他論城市與鄉村，男子與女子，團體與個人，都能尋出他們各自的長處與短處。但他也非一味寬容的人，像“爛面朝盆”一樣；他是不要階級的，她同情於一切——便是牛也非例外！他說：

我們住在宇宙的大鄉土中，一切孩兒都在我們的心中；沒有一個鄉土不是我的鄉土，沒有一個孩兒不是我的孩兒！（原書６４頁。）這是最大的“寬容”，但是隻有一條路的“寬容”——其實已不能叫做“寬容”了。在這“未完的草稿”的世界之中，他雖還免不了疑慮與鄙夷，他雖鄙夷人間的爭鬧，以爲和三個小蟲的權利問題一樣；但他到底能從他的“淚珠的鏡中照見自己以至於一切大千世界的將來的笑影了”。他相信大生命是有希望的；他相信便是那“沒有果實，也沒有花”的老蘋果樹，那“只有折斷而且曾經枯萎的老幹上所生的稀少的枝葉”的老蘋果樹。“也預備來年開得比以前更繁榮的花，結得更香美的果！”在他的頭腦裏，世界是不會陳舊的，因爲他能夠常常從新做起；他並不長噓短嘆，叫着不足，他只盡他的力做就是了。他教中國人不必自餒；真的，他真是個不自餒的人！他寫出這本書是不自餒，他別的生活也必能不自餒的！或者有人說他的思想近乎“圓通”，但他的本意只是“中和”，並無容得下“調和”的餘地；他既“從來不會做所謂漂亮及出風頭的事”，自然只能這樣緩緩地鍥而不捨地去開墾他的樂土！這和他的畫筆，詩情，同爲他的“細磨細琢的功夫”的表現。

書中有孫先生的幾幅畫。我最愛《在夕陽的撫弄中的湖景》一幅；那是色彩的世界！而本書的裝飾與安排，正如湖景之因夕陽撫弄而可愛，也因孫先生撫弄（若我猜得不錯）而可愛！在這些裏，我們又可以看見“細磨細琢的春臺”呢。

１９２５年６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