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說文解字

朱自清：說文解字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着的痕跡，靈感涌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

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着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着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裏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

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纔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裏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的在演變着；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額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爲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擡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

《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甚麼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的因爲這點聯繫，商契便傳爲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着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祕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

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裏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爲“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爲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愛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裏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爲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爲一書，單稱爲《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着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着。《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衆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裏的字，他都蒐羅在他的書裏，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註文的體例。

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

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裏也蒐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纔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裏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得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

“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爲金文。銅器裏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爲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見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週的文字。

清代古器物出土得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兇，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爲甲骨文，又稱爲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

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裏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纔有帛，紙是漢代纔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爲“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裏才見。

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

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

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爲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等。

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聲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爲聲；但水小爲“淺”，金小爲“錢”，貝小爲“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註”，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註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註”。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

六是“假借”，語言裏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爲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爲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

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纔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chang）平聲，“縣長”的“長”(zhang)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註、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

“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地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纔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爲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爲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

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爲“期”，加“”爲“旗”，加“鹿”爲“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地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孽乳而漸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裏。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

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麼，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裏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裏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後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爲“隸書”，因爲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爲扁方的，“斂筆”變爲“挑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爲“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爲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裏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着挑筆，稱爲“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爲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爲單位。這稱爲“今草”。

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爲“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爲“隸書”，而稱漢隸爲“八分書”。晉代也稱爲“楷書”。宋代又改稱爲“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爲了好看。

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爲適用。但現在還通用着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