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人張之洞的小故事：張之洞與留學生爭禮儀

晚清名人張之洞的小故事：張之洞與留學生爭禮儀

清朝在庚子賠款之後大力推行“新政”，表現在文化上，就是一面在國內創辦新式學堂，一面派遣大批學生出國留學。派遣的留學生，去日本留學的人數最多。據記載，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僅二百八十人；等到了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學生就已經達到了八千人。爲什麼要大規模地派學生去日本而不是別國？對此，張之洞的論述很有代表性：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考，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應該說，張之洞的主張既表達了中國人要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迫切感，又考慮到了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的諸多具體方便——同文、同種、省費。對最初派遣的留學生，張之洞給他們的臨別贈言是： “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戴紅頂，做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見，清朝對留學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們學成歸來，做大清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發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張之洞爲代表的朝廷大員們的設想進行。中國學生到了日本之後，眼界大開，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禮。同時，對照日本，他們愈加發現祖國的落後，產生了強烈的改造國家的願望；他們翻譯書籍，創辦雜誌，用學到的先進思想啓蒙國民。但是，大清朝缺乏足夠的胸襟，它不願意看到留日學生鼓吹憲政、民主等新思想，對留日學生進行嚴密的監控、防範和鎮壓。這些做法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激化了留日學生與清廷之間的矛盾，促使留日學生幾乎一致地傾向了革命。

更關鍵的是，留學生的新思想在國內得到了響應。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學生黃尊三等一行六十人抵達武昌，他們要在這裏拜別張之洞，然後啓程赴日留學。作爲地方大員，張之洞要求學生們對他行跪拜之禮。這一要求遭到了學生們的拒絕。張之洞感到“很沒面子”，就下令對留學生“不放行”，試圖以此收到壓服之效。其間，湖南巡撫端方與張之洞反覆磋商，端方致電威脅學生：如敢對張之洞不敬，將取消其留學資格。學生們異常憤慨，表示寧肯不去留學，也不能犧牲人格尊嚴。雙方僵持，致使學生在武昌滯留了十天之久。後經多方斡旋，雙方接受了鞠躬之禮。接見之後，張之洞雖然以西餐宴請學生，但大家並不領情。針對此事，黃尊三在留學日記中寫道：“中國大官，只顧一己虛榮，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實屬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張香濤（張之洞號香濤），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無論，思至此又未可慨。”這批學生日後不但沒有回國“戴紅頂，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會，成了“革命黨”，回國後致力於推翻大清王朝的偉大事業。

晚清留學生們的這次“禮儀之爭”有着不同尋常的象徵意義：此舉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有了新的價值取向，他們已不再是科舉制度下造就出來的“舉人”、“秀才”。他們是在與清朝大員爭一種“不下跪”的權利，是在與“大官”爭取一種獨立的人格。

張之洞與晚清留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非常耐人尋味。張之洞是促成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的一位重要的大員，按張之洞的理解，留日學生對他這位老前輩心存感激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以張之洞爲代表的清朝官員的心態是：希望“學”成爲“官”的傳聲筒和應聲蟲，成爲沒有頭腦、不會獨立思考、只會喊“喳”和“萬歲”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學生不這麼想，在他們眼裏，人格尊嚴比什麼都重要。高貴的頭顱和獨立的思考是“學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學者便不再是學者，只能是奴才！

奴才靠跪拜“主子”而獲得賞賜，而學者靠獨立的思考和豐厚的學養贏得人們的尊重。這是有着本質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