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21世紀教育研究院沙龍演講：我們應該怎樣上學

資中筠，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以下是資先生4月20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上的講話整理稿。

我們應該怎樣上學

演講時間：2015年4月20日

——資中筠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上關於教育反思的演講稿

“我上學時教育界沒有那麼勢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因爲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我最近碰到鄭也夫先生，他寫了很尖銳的一本書《吾國教育病理》，批評中國當前教育。

現在我孩子長大了，家裏沒有小孩在上學，因此我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我所聽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學的，都是糾結得不得了。究竟問題在什麼地方？我就回頭想我們上學的時候是什麼情況，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當然這裏需要特別說明一點的是，過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農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沒有機會上學的。城市裏的小孩大多數可以上學，起碼上小學，擇校問題沒有那麼嚴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區裏上學，如果到遠處，父母哪裏有時間老遠地去送孩子上學，所以都是在所謂的“弄堂小學”就近上學。

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應該回歸人性，應該引發孩子自然的創造力，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有些外國的教育機構就覺得我們特別奇怪，“三好學生”，哪有一個學生什麼都比別人好？別的學生，這個學生有這個長處，那個學生有那個長處，怎麼就有一個學生或者幾個學生什麼都比別人好？這是不符合人的發展規律的。我們那時候當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總的平均分這樣的統計，我們班也有學生特別棒，所有功課年年考第一，全面發展。大多數學生是這科好，或是那科好。經常考前三名的學生是全面發展的。但是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就那麼了不起了，比別人高出很多。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的學習方式是很自然的，當然碰見老師好的那堂課自然就特別喜歡。我當年碰到幾個特別好的數學老師，講的太好了，我們自然而然也被吸引進去，所以我中學六年最好的功課是數學。我當時上的學校是天津耀華中學，師資確實很好。因爲校長（趙君達）很好，當時留美歸來，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在北洋大學（今天的天津大學）做教授。後來自己願意辦中小學，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來辦學，然後他就應聘到耀華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學校，英工部局是英國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機關。解放以後說外國人辦學校是爲了搞“文化侵略”，其實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國社會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見，說你拿了我們納稅人的錢，應該爲這個租界做點兒好事。什麼是好事兒呢，最好的事情就是辦一個學校！所以是他們出錢辦的學校。這個學校建築和設備確實比較好，磚都是從英國運來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厲害，就那個學校巍然不動。學校當時還設有實驗室、大禮堂、室內體育館。很少有中學有這樣的設備的，所以我們當時的全市運動會總拿第一名。學生是全面發展的，但是我的體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長趙君達當時親自口試請來的教員，師資確實是一流的。但這位校長1938年被日本人暗殺了。學校是在英租界，日本佔領天津之後，不能進來。太平洋戰爭之後，英國也成了日本的敵國，日本勢力才進入租借。太平洋戰爭之前，英國和日本並不是交戰國，所以我們的學校不受日本、僞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僞已經施加壓力，要校長改變教科書。趙君達校長還接受了南開中學的學生，辦了一個特殊班，我們下課後就把教室讓給南開學生來上學。因爲當時南開中學不在租界內，被佔領後，南開大學隨着西遷，中學還沒搬過去，那些學生就失學了。日本人藉口裏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許他辦這個學校。怎麼威脅他都不服從，最後就真的派特務暗殺了他。我那時是小學二到三年級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這樣一個學校碰上這樣一位校長。他去世之後，繼任的校長也很不錯，原來的傳統還是繼承下去了。

這個學校還有一個特點（不僅僅是這一所學校的特點，我覺得過去的學校基本上都這樣），沒有現在這麼勢利眼，對誰誰的孩子在哪個學校那麼關注，當時區別沒有那麼大。天津有一個特點，很多過去北洋軍閥政客下臺以後都在那裏的租界上當寓公。我們學校有曹汝霖的孫女、袁世凱的孫女這一類的。徐世昌的侄女還有袁世凱的孫女都跟我同班，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大家只是知道，有人這麼說，但也沒有人注意，沒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事。還有很有錢的大資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貧窮的孩子，衣服還有些補丁。都沒有什麼區別，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誰功課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時候的社會至少在教育界沒有那麼勢利。我特別不喜歡現在社會趨炎附勢的態度。那時老師也很敬業，從來沒有給老師送禮的，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

“幼兒園的費用比大學高很奇怪”

還有一個問題，一個小孩的教育費用如此之高，以至於允許生兩個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兩個孩子，覺得一個孩子已經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輩，，從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個小孩在我的親戚朋友裏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階層，所謂的公教人員，幾個小孩也都能上學。不少人經濟有一點兒緊張，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學費的時候甚至會去借一點兒錢，是有這種情況存在的。但是還沒有像現在那麼負擔重。特別是在知識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學的。那時候大多數是私立學校要交學費。但公立學校真的不用交費，這個很清楚。比如一個縣、一個市都有縣立或市立中學、小學，都是完全不交學費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質量最好的。因此貧寒子弟只要憑成績考進去，就可以上學。

我就覺得納悶，現在上學的費用怎麼那麼高。現在人的收入情況，從城市來講，平均應該比以前高。當然在抗戰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裏面的中產階級收入還是比較高的。我記得好像是陳明遠寫過一本書，計算當時城市裏的中產收入，比如魯迅他們收入好像都還比較高。那是在抗戰以前，一九二幾年到一九三幾年，確實是這樣。抗戰開始以後就每況愈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就相當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學的問題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吃不消。現在幼兒園的費用都比大學高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需要像鄭也夫先生這樣的社會學家來尋找社會原因、制度原因。我們從前上學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等到上大學之後，如燕京大學、滬江大學這種私立學校學費確實比較高。這種學校，一般中產以上的家庭纔出得起學費。但是它們也有獎學金，成績好自然就可以免學費，另外家庭貧寒也可以申請。但是國立大學是絕對不要錢的，比如清華，一個子兒也不交，只需交飯費。還設有助學金，家庭貧寒的學生飯費可以免，當然伙食非常糟糕。當然這裏面把農村排除在外，必須說明這一點，那時貧困的農民是上不起學的。但也不是絕對，也有人到農村去辦學。那些有志之士，像葉聖陶這樣的就到農村去辦學。現在我確實覺得很納悶，撫養一個孩子的費用怎麼就那麼高？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挑學校看升學率是本末倒置”

從前我們挑學校，說一個學校好，一般會說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好，教員很好，風氣很好，學生在裏面都好好學習、不瞎鬧，管得比較嚴，是這樣看的。很少聽到“升學率”這個說法，沒有說挑學校是挑升學率的，因爲好的學校出來的學生考大學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說先有升學率然後學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質量，將來學生出來才容易考上好學校。這整個觀念跟現在很不一樣。

我們那時上學，功課沒有留的那麼緊。我記得一般三四點鐘下課，放學回家最多做一個鐘頭的作業，作業大多數是數學習題一類的，或者是國文老師留了一課書，下個禮拜背下來就好了。我也學鋼琴，再練一個或者半個鐘頭的琴。晚飯後是不做功課的，就是看閒書。睡覺也比較早。在求學期間，我看課外的書要遠遠多於課內的書，同學之間看書借來借去。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寬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