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觀後感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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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近幾年,中國導演的大片從古裝題材轉向民族的傷痕,《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釵》都是個中代表,而後便有了今天的《一九四二》。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一九四二》觀後感,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史實災難片,撼動人心。
這部片子讓我覺得痛心。很沉重!
我們是一個泱泱大國,是一個吃不飽的民族,是一個歷經幾千年滄桑的古文明之邦,是一個不講求同胞血脈的民族!讓人憤恨!
一個簡單的小老百姓在災難面前是如此的無助,被敵人打,被同樣落入困境的同類排擠,被自己的武裝(也許在幾天前才被抓的丁,都是農民),被非本地人的歧視,甚至是自己同胞的子彈打在腳邊嗖嗖作響,爲什麼?怎麼了?
人在飢餓的情況下,極度的情況下才能更顯得人的屬性的重要性。但人沒有了肌體,沒有了口中的一點點食物,還談屁的廉恥,屁的民族,屁的貞操,屁的一切?人之將死,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將和我沒關係了,我還談什麼禮義,爲啥日本人都能意識到給災民糧食,讓災民拿起槍口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胞卻不拿自己的生命當回事呢?人們是不是在心底並沒有對異族有多深的憤恨。而充滿仇恨的是自己的同胞!
中國這水太深,太渾,漩渦太多!哎
另外還有一個,爲啥導演要找一個叫白修德的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在片裏還是個分量不小的角色,是想說明第三方看到中國。但是不需要這麼重的戲吧,這是與世界接軌的產物,金陵十三釵裏也是老外咋咋咋的。都怎麼了,沒有老外講不清事實?還是爲了體現我們的世界文明水平接軌化程度很高了當時已經!不是說和老外有怨有仇,是沒事幹就拉幾個老外過來說英文讓人覺得很不高明!是覺得放字幕說英文能去國外拿大獎?
篇二:
這部電影雖然叫《一九四二》,但是可能影射着一九六零年左右的饑荒。都是饑荒,只是執政者不一樣,所以只能說一九四二年的事,不能說一九六零的事。
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內容非常豐富,引發不少的思考。
人的地位區別。
當年民間的貧富之分還是比較明顯的,地主和貧民之間有財力懸殊,在此基礎上有地位的區別。
地主可以使喚家裏的長工,但長工的地位比以前的奴僕要高一些。電影里長工栓住可以拒絕地主要求他一起逃荒的請求,還是有一定自由的。栓住對地主的依附主要是因爲經濟上的差距,同意一起逃荒也有部分因爲路上可以吃地主家的糧食。
民國後期,高層的地位排位應該是這樣的:美國第一,老蔣第二,高級官吏,低級官吏,宋氏家族的排位可能在老美和老蔣之。二戰後期,美國的經濟實力足以獨霸全球,軍事上只有蘇聯可以抗衡。美國的力量加快了中國抗戰的進程,也可能爲中國帶來很多好處。老蔣和宋氏家族的聯姻不僅爲自己獲得了接近孫中山的機會,也和老美連上了線。但這也是累贅,看看今天的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就知道,用政治和軍事獨立交換經濟利益無異於賣身。
老蔣的決斷都受到美國的影響,比如將國軍精銳派往東南亞保護英美諸國在當地的利益,再比如國共談判。國軍裏裝備最好的部隊,被派往印度和東南亞,作爲主力和日軍交戰,主要目的是作爲外交上的籌碼,和英美交換利益。國共談判就不說了。
按現在的官階,李雪健飾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是省部級幹部,而段奕宏飾演的中華民國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可能只是個廳級幹部,但是電影裏他們倆似乎平起平坐。陳布雷和老蔣的關係緊密,再加上祕書性質的職位向來和領導接觸頻繁,所以實際地位和權力都比官階大兩三個等級,古代大臣對宦官尊敬有加也是一個道理。
回過頭來,宋氏家族的官階都不如老蔣,可實際地位卻比老蔣高,老蔣也只是“委員長”,實權卻高過政府主席之類的其他高官。這說明政治資源的流動並不只是依靠行政體系,不只是依靠公文和官職分派。人手上持有着政治資源,人以人的方式分配手上的資源,可能以法律和契約的方式流動,也可能以感情和人際關係分派,乃至進行權錢交易。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爲什麼不循規蹈矩地運作?爲什麼有這麼多的潛規則?
因爲對人類來說,感情需求和規則需求同樣重要。每個人都需要在社會關係中獲得別人的感情支持,那就難免需要以手上的資源做交換。如果每名官員身邊的人都能做到公私分明,認爲拉關係是不正當的,自然不會有這樣的交易,但是喜歡撿便宜也是我們的天性,我們覺得那只是舉手之勞無傷大雅,這種現象難以禁絕。
在逃荒的過程中,人性被層層剝離。表層的是面子和尊嚴,裏層的是生存和真情。
在勸栓住一起逃荒的時候,地主不惜以女兒星星作爲誘餌,說出“只有你可以保護你妹妹”的話。這時候地主的臉色就像是自家的大白菜被豬拱了的樣子。雖然栓住年齡與星星相差無幾,但是畢竟是長工,地位比他們家低多了,把自己的女兒做誘餌只是逃荒時期的權宜之計。保護未出嫁的女兒,本來是父親的職責和尊嚴,爲了活命,爲了安全,爲了女兒,他只能放棄。
面子和尊嚴,開始剝落。
接下來是主動以瞎鹿爲伍。爲了能在路上有個照應,地主主動地要求瞎鹿一家人同行。本來,像瞎鹿這樣的窮人,地主躲都來不及,不會接受瞎鹿套近乎,更不可能主動套近乎。但是這些在逃荒的時候都不重要了。
再接下來是偷驢。偷盜的這種事,向來爲大家所不齒。如果不是逃荒時期,地主絕不會去偷盜,但是在餓得前胸貼後背的時候就顧不了那麼多。
最後是賣身。一路逃荒,被洛陽城拒之門外的一羣人瀕臨絕境,每天都有人餓死,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地主的女兒星星原接受過西式教育的文藝青年,是地主的掌上明珠。到了這時候,爲了一塊餅乾,她接受栓住的索吻,爲了活下去,她把自己賣給了風塵。
爲了生存,一切都剝落了,留下的是真情。
即便是快餓死了,地主也不願意讓女兒賣身,也不能讓孫子先餓死;即便是把自己賣給牛販子,即便是出賣貞操,花枝也要讓孩子們活下,讓他們記得自己的姓氏和家鄉;即便冒着生命危險,栓住也要守護住孩子們的念想,守住對花枝的承諾。
瞎鹿知道地主的兒子想佔老婆花枝的便宜,所以就不願意救受了重傷的他。可是別忘了,電影開篇是花枝到地主家借糧食的。正常來說,瞎鹿應該自己去借的,因爲他知道讓花枝去借糧食可能是羊入虎口[]。可瞎鹿就是這麼窩囊,因爲窮,沒辦法。
反抗,有主動和被動兩種。
刺蝟的反抗是偏主動的。作爲窮人,災年裏他也快餓死了,於是和一大幫人一起到處揩地主的油。但這種揩油也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暴力的搶,而是先禮後兵。先說是借食,災年後還,只有地主不同意,才硬上。
瞎鹿的反抗是偏被動的。他也是窮人,而且是經常被欺負的窮人。不僅老婆被少東家欺負,自己也被少東家當衆罵慫。可是他不敢回嘴,也不敢和刺蝟一起操着傢伙到處搶地主。他的反抗只是在混亂之中拒絕少東家的求助,從地主家順走一袋糧食。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因爲瞎鹿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即便是梁山泊上的好漢,也得顧及家人,上到宋江下到李逵,家人沒有安排妥當,是斷然不可以造反的。
誰的錯?
電影的主線是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對河南饑荒的調查。美國記者對饑荒的關切似乎超過了民國政府高層。官方拒絕承認饑荒的嚴重性,否認存在人吃人的現象,表現出一副積極賑災的樣子。
實際死亡300萬以上,但卻只承認幾千人,爲什麼撒謊呢?
災難直接讓人聯想到官方的無能,是對官方的攻擊,有損形象。如果災難發生,也應當報道成自然災害,與人爲無關,否則就會被歸責到官方身上,是對官方的攻擊。
對官方的攻擊會險民國當局於不利,影響他們的執政基礎,影響英美諸國對他們的看法。
這是表面的工作,實在的賑災工作高層還是做了一些,至少發了賑災物資。
但是,這種賑災卻沒能起到效果,一是因爲錢糧本就不夠,二是因爲官僚內部消耗。因爲在抗戰時期,前者情有可原。因爲是抗戰時期,後者非常不可原諒。軍需官將賑災物資倒賣用於謀私,表面上說自己不參合貪污,不接受賄賂,不讓商人賣高價,實際上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樂於接受賄賂。
爲什麼軍需官口頭上還是要清白,不那麼赤裸裸呢?
不管是主動索賄還是被動受賄,對百姓的傷害都是一樣巨大的。區別只是在罪責上,因爲口頭上表現得不那麼主動,可以在追責的時候爲自己做辯解。
災民到了洛陽城,當局卻不讓進,眼看他們餓死,卻不給救濟。災民問爲什麼有了賑災物資也不給,回答說是隻有部分地區是災區,那裏的人才算災民,你們不屬於災民。
災民失去了做災民的權利。
有些得不到救濟的災民投靠了日本人,幫着他們打國軍。這說明百姓的權利不是由誰賦予的,是自然就有的,即便不給選擇權,他們依舊會選擇。
畢竟狼羣不止一個,羊羣可以選擇給不同的狼羣吃。
在老蔣面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對災民投敵這件事是否認的。這時候,李培基代表的是河南,老蔣代表的是國家,如果把河南比作國家的老妻,災民投敵這件事就好比出軌。
篇三:
這天看了《1942》,真的很震撼,內心有太多的感觸,好久沒有看過這麼深刻的片子了,真的拍得太好了,中國的電影太需要有這樣的影片出現了。影片結束時,我哭了。情緒很複雜,悲傷、痛苦、同情、無耐好像都不能準確的描述這個情緒,我說不上來,更像是一種慈悲。我也不願意去太多的思考這個情緒到底是什麼,只是讓自我流着淚。
回來的路上一向在思考爲什麼覺得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說,可能很多人會不覺得好看。我也在整理着自我,到底被什麼打動了,絕對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實。我在看的過程中,會去自然的比較此刻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國,真的猶如天堂一般。覺得自我太愉悅,也感謝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但越往後面看,我確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層的東西,當我突然意識到,咱們此刻的中國去掉經濟高速發展光鮮的外衣後,其實骨子裏面的東西,跟1942年居然沒有兩樣時,我不僅僅僅打了個寒顫。我腦子裏開始浮現出那位外國記者反覆問道的一個問題:“怎樣會這樣?”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軍隊在此陷入膠着狀態,大面積的蝗蟲和旱災使得夏秋兩季絕收。在沒有糧食的日子裏,最後的出路就是販人,年輕的閨女媳婦通常被買去周家口等地的窯子。電影中,徐帆飾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後,爲了孩子能夠有一口吃的,在於男生一夜夫妻之後又將自我賣了了出去,臨走之時,她對僅處了一天的丈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完整)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男生聽罷,默默無語,只能無能爲力的目送馬車離去。
天災也許還能夠用“逃離”來解決,但是戰爭帶來的傷害卻是避無可避。即使河南已淪爲半壁江山,仍是國民政府手裏的糧食支柱,從河南征購的糧食支撐着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天災來時,農民手中僅有的餘糧也被搜刮殆盡,軍糧供給亦不可少。當時的國民政府,從蔣介石開始,對於這場饑荒帶來的災難就處於“甩包袱”的態度。他假裝不堅信的態度也並未避過《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當面遞上的血淋淋的災情照片,中國人向來就是樂忠於報喜不報憂的。即便是最後撥下的救災糧食,要支付軍糧開始,打點上下級關聯,最後到達災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擺出的是一盤沒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幾乎動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災的外在手段:政府動用軍糧的援助、宗教團體和國際社會的發奮、民間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劉震雲和馮小剛是智慧而充滿靈性的,在片尾出現了這樣一幕,大當家收養了一個剛剛失去母親的小姑娘。這就是他們給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類最終開始明白人與自然其實是一個整體,只有人內在和諧了,纔能有風調雨順;只有當人類之間做到不分彼此的去愛時,人禍才能最終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