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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古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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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古城會”

孫犁:“古城會”

一九三八年初冬,敵人相繼佔領了冀中大部縣城。我所在的抗戰學院,決定分散。在這個時候,學院的總務科劉科長,忽然分配給我一輛新從敵佔區買來的自行車。我一直沒有一輛自行車,前二年借親戚間的破車子騎,也被人家討還了。得到一輛新車,心裏自然很高興,但在戎馬倥傯、又多半是夜間活動的當兒,這玩意兒確實也是個累贅。再說質量也太次,騎上去,大梁像藤子棍做的,一顫一顫的。我還是收下了,雖然心裏明白,這是劉科長在緊急關頭,採取的人分散物資也分散的措施。

我帶着一個劇團,各處活動了一陣子,就到了正在河間一帶活動的冀中區總部。冀中抗聯史立德主任接收了我們,跟着一百二十師行軍,當天黃昏站隊的時候,史主任指定我當自行車隊的隊長。當然,他的委任,並非因爲我的德才資都高人一籌,而是因爲我站在這一隊人的前頭,他臨時看見了我。我雖然也算是受命於危難之時,但夜晚騎車的技術,實在不夠格,經常栽跤,以致不斷引起後面部屬們的非議。說實在的,這個抗聯屬下的自行車中隊,是一羣烏合之衆。他們都是些新參加的青年學生,他們順應潮流,從嬌生慣養的家裏出來,原想以後有個比較好的出路。出來不多兩天,就遇到了敵人的大進攻,大掃蕩,他們思家心切,方寸已亂。這是我當時對我所率領的這支部隊的基本估計,並非因爲他們不服從或不尊重我的領導。

一百二十師,是來冀中和敵人周旋打仗的,當然不能長期拖着這個掉動不靈的尾巴,兩天以後,冀中區黨委,就下令疏散。我同老陳同志被指令南下,去一分區深縣南部一帶工作。

一天清早,我同老陳離開隊伍往南走,初冬,田野裏已經很荒涼,只有一堆堆的柴草垛。天晴得很好,遠處的村莊上面,有一層薄薄的冬霧籠蓋着,樹林和草堆上,也都掛着一層薄薄的霜雪。路上沒有一個行人,也遇不到一隻野兔。四野像死去了一樣沉寂,充滿了無聲的恐怖。我們一邊走着,一邊注視着前面的風吹草動,看有沒有敵情。路過村莊,也很少見到人。狗吠叫着,有人從門縫中望望,就又轉身走了。一路上都有驚魂動魄之感。

我和老陳,都是安平縣人,路過安平境,誰也沒想到回家去看看。天快黑的時候,我們到了深縣境內。

“我們在哪裏吃飯住宿呢?”一路上我同老陳計議着。

“我二兄弟國棟,聽說在大陳村教武術,這裏離大陳村不遠了,要不我們去找找他吧!”老陳說。

老陳兄弟三人,他居長,自幼讀書,畢業於天津第一師範,後在昌黎、慶雲等處執教多年,今年回到家鄉參加抗日,在抗戰學院任音樂教官。

他的三弟,聽說在南方國民黨軍隊做事。他的二弟在家過日子,我曾見過,是個有些不幺不六的愣小夥子,常跟人打架鬥毆,和老陳的溫文爾雅的作風,完全不一樣。

天很黑了,我們纔到了這個村莊。這是個大村莊,我們順南北大街往前走,沒遇到一個人。我們也不敢高聲喊問。走到路西一家大梢門前面,老陳張望了一下,說:

“我記得他就在這個院裏,敲門問問吧!”

剛敲了兩下門,就聽得有幾個人上了房,梢門上有像城牆垛口一樣的建築。

“什麼人!”有人伸出頭來問,同時聽到拉槍栓的聲音。

“我們找陳國棟,”老陳說,“我是他的大哥!”

聽到房上的人嘀咕了幾句,然後說:

“沒有!”

緊接着就望天打了一槍。

我同老陳踉蹌登上車子,彎腰往南逃跑,聽到房上說:

“送送他們!”

接着就是一陣排槍,槍子從我們頭上飛過去,不過打的比較高。我們騎到村南野外大道上,兩旁都是荊子地,我倒在裏面了。

我們只好連夜往深南趕,天明的時候,在一個村莊前面,見到了八路軍的哨兵,纔算找到了一分區。

在一家很好的宅院裏,很暖和的炕頭上,會見了一分區司令員和政委。並見到了深縣縣長張孟旭同志,張和老陳是同學,和我也熟。他交給我們一臺收音機,叫我們每天收一些新聞,油印出來。

從此,我和老陳,就馱着這臺收音機打游擊,夜晚,就在老鄉的土炕上,工作起來。

我好聽京劇,有時抄新聞完了,老陳睡下,我還要關低聲音,聽唱一段京戲。老陳像是告誡我:

“不要聽了,浪費電池。”

其實,那時還沒有我們自己的電臺,收到的不過是國民黨電臺廣播的消息,參考價值並不大。我還想,上級給我們這臺收音機,不過是叫我們負責保管攜帶,並不一定是爲了聽新聞。

老陳是最認真負責,奉公守法的人。

抗戰勝利,我又回到冀中,有一次我在家裏,陳國棟來找我,帶着滿臉傷痕,說是村裏有人打了他。我細看他的傷,都是爪痕,我問:

“你和婦女打架了嗎?”

“不是。有仇人打了我。”他吞吞吐吐地說。

我判定他是自己造的傷,想借此和人家鬧事。我勸他要和睦鄰里,好好過日子,不要給他哥哥找麻煩。最後,我問他:

“那次在大陳村,你在房上嗎?”

“在!”他斬釘截鐵地說。

“在,你爲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黑燈瞎火,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你哥哥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嗎?”

兵荒馬亂,聽不出來。”

“唉!”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和我們演了一出古城會!”

1981年11月4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