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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散文隨筆精選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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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鐵生散文隨筆精選五篇

史鐵生散文隨筆精選五篇

導語:史鐵生完成了許多身體正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對於人的命運和現實生活的衝突,沒有停留在表面進行思考,而是去拷問存在的意義。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五篇史鐵生散文,希望你們喜歡。

史鐵生散文隨筆精選五篇

1、《理想的當代文學批評》

聽說有這樣的醫生,對治病沒什麼興趣,專長論文,雖醫道平平,論文卻接二連三地問世。無病之病,他們也接診病人,也查閱病歷,卻只挑選“有價值”的一類投以熱情。

據說那是爲了科研。毫無疑問我們都應當擁護科研,似不該對其挑選心存疑怨。但是,他們的挑選標準卻又耐人尋味:遇尋常的病症棄之,見疑難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餘纔是其論文的對象。前者之棄固無可非議,科研嘛。但是後者之避呢,又當如何解釋?

要點在於,無論怎麼解釋都已不妨礙其論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聞,我拿不出證據,也不通醫道。尤其讓我不敢輕信的原因是,“尋常”與“疑難”似有非此即彼的邏輯,棄避之餘的第三種可能是什麼呢?第三種熱情又是靠什麼維繫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麼領域,論文的數量都已大大超過了而且還在以更快的速度超過着發明與發現,便又可信上述耳聞未必虛傳。於是想到:論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動機。論文也可以僅僅是一門手藝。

世上有各種手藝:燒陶、刻石、修腳、理髮、釀酒、烹飪、製衣、編席……所以是手藝,在於那都是沿襲的技術,並無創見。一旦有了創見,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藝,而要讚歎:這是學問!這是藝術啊!手藝,可以因爲創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長爲學問或藝術。反之,學問和藝術也可以熟諳成一門手藝。比如文學作品,乃至各類文章,常常也只能讀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

其實,天下論文總歸是兩類動機:其一可謂因病尋醫問藥;其二,是應景,無病呻吟。兩類動機都必散佈於字裏行間,是瞞不過讀者的。前一種,無論其成敗,總能見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對陌生之域的驚訝、敬畏與探問。後一種呢,則先就要知難而避,然後駕輕車行熟路。然而,倘言詞太過庸常,立論太過淺顯,又怕輕薄了寫作的威儀,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裝,甚至虎皮。

還以前述那類醫生作比——到底什麼病症纔對他們“有價值”呢?不是需要醫治的一種,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種,而是便於構築不尋常之論文的那一種。方便又不尋常,這類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論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難明白,何以不管在什麼領域,都會有那麼不尋常的自說自話了。它們在“尋常”與“疑難”之間開闢了第三種可能,在無病之地自行其樂。

“尋常”,是已被榨乾說盡的領域,是窮途,是一種限制。“疑難”尚爲堅壁,或者說不定還是陷阱,是險徑,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敵,何苦要與它過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頭禪所勸導的:哥們兒你累不累?)所以要棄之與避之。這樣,方便就保住了,只缺着不尋常。然而不尋常還有什麼不方便麼?比如撒一泡曠古的長尿(聽說在所謂的“行爲藝術”中出現過這類奇觀)。對於論文,方便而又不尋常的路在哪兒?在語言市場上的俏貨,在理論的疊牀架屋並淺入深出,在主義的相互幫忙和邏輯的自我循環,在萬勿與實際相關,否則就難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堅壁或陷阱——勢必遭遇無情的詰問。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種熱情,比如說,就像庸醫終於逃脫了患者的糾纏,去做無病的診治遊戲,在自說自話中享受其論說的自由。

我沒說論文是這樣。我只是說有些論文是這樣,至少有些論文讓人相信論文可以是這樣:有富足的智力,有快樂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難。其病何在?無病之病是也。

寫到這兒,我偶然從《華人文化世界》上讀到一篇題爲“當代醫學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圖姆斯的哲學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經驗,寫了一本書:《病患的意義》。文中介紹的圖姆斯對現代醫學的“挑剔”,真是準確又簡潔地說出了我想說而無能說出的話。

在圖姆斯看來,現代醫學混淆了由醫生(客體)通過邏輯實證及理性建構的醫學圖景與病患者(主體)親自體驗的異常豐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條理近乎機械、權威(不容懷疑)的“他們”的世界,後者是活鮮、豐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談論的、被研究的、被確認的客觀世界,後者是無言的體驗、或被打斷或被告知不合邏輯的、荒誕不經的主觀世界。正是這一條條鴻溝,不僅帶來醫、患之間認識、情感、論理判斷及行爲等方面的衝突,也使得醫學只配作爲一堆“知識”、“信息”、“技術項目”,而不能嵌入生命與感情世界。爲此,患者圖姆斯爲現代醫學開出了藥方,一是建議醫學教育中重視醫學與文學的溝通,鼓勵醫科學生去閱讀敘述疾病過程與體驗的文學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體悟、理解各種非科學的疾患傾訴;二是親自去體驗疾病。古人“三折肱而爲良醫”,圖姆斯的“折肱”卻爲現代醫學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燒着的紅燭。

以上所錄圖姆斯對現代醫學的“挑剔”和藥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現代文學、藝術和評論之困境的紅燭吧。況且精神的病患甚於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終歸是要打擊到精神上來,纔算圓滿了其魔鬼的勾當。——圖姆斯大約也正是基於這一點而希望醫學能與文學溝通的。

我記得,好像是前兩年得了諾貝爾獎的那個詩人帕斯說過:詩是對生活的糾正。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我們活着,本不需要詩。我們活着,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纔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詩性並不是詩歌的專利,(有些號稱詩歌的東西,其中並無詩性),小說、散文、論文都應該有,都應該向詩性靠近,亦即向糾正生活靠近。而糾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師管教學生那樣給你一種紀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諳世故的學生,捉來一個司空見慣卻曠古未解的疑問,令老師頭疼。這類疑問,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現實生活的某種沉痾痼疾。

1997年3月21日

2、《我的夢想》

的人。我想若是有什麼辦法能使我變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價;如果我來世能有那樣一個健美的軀體,今天這一身殘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夠的報償。奧運會上,約翰遜戰勝劉易斯的那個中午我難過極了,心裏彆彆扭扭彆彆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裏也沒睡好覺。眼前老翻騰着中午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約翰遜歡呼,所有的旗幟與鮮花都向約翰遜揮舞,浪潮般的記者們簇擁着約翰遜走出比賽場,而劉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劉易斯當時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個可憐的孩子,讓我一陣陣的心疼。一連幾天我都悶悶不樂,總想着劉易斯此刻會怎樣痛苦;不願意再看電視裏重播那個中午的比賽,不願意聽別人談論這件事,甚至替劉易斯嫉妒着約翰遜,在心裏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說明還是劉易斯最棒;自然這全無濟於事,我竟似比劉易斯還敗得慘,還迷失得深重。這豈不是怪事麼?在外人看來這豈不是病麼?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爲一個美的偶像被打破了麼?如果僅僅是這樣,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陣再去豎立起約翰遜嘛,約翰遜的雄姿並不比劉易斯遜色。是因爲我這人太戀舊,骨子裏太保守嗎?可是我非常明白,後來者居上是最應該慶祝的事。或者是劉易斯沒跑好讓我遺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績。到底爲什麼呢?最後我知道了:我看見了所謂“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劉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義動搖了繼而粉碎了。上帝從來不對任何人施捨“最幸福”這三個字,他在所有人的慾望前面設下永恆的距離,公平地給每一個人以侷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侷限的無盡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麼史鐵生的不能跑與劉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喪與痛苦的根源。假若劉易斯不能懂得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個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在百米決賽後的第二天,劉易斯在跳遠比賽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個好樣的。看來他懂,他知道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人爲何而燃燒,那不是爲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戰敗,而是爲了有機會向諸神炫耀人類的不屈,命定的侷限儘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我不敢說劉易斯就是這樣,但我希望劉易斯是這樣,我一往情深地喜愛並崇拜這樣一個劉易斯。這樣,我的白日夢就需要重新設計一番了。至少我不再願意用我領悟到的這一切,僅僅去換一個健美的軀體,去換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簡單,我不想在來世的某一箇中午成爲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侷限。我希望既有一個健美的軀體又有一個了悟了人生意義的靈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賜,後者卻必須在千難萬苦中靠自己去獲取批我的白日夢到底該怎樣設計呢?千萬不要說,倘若二者不可來得你要哪一個?不要這樣說,因爲人活着必要有一個最美的夢想。後來知道,約翰遜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爲服用了興奮劑。對此我們該說什麼呢?我在報紙上見了這樣一個消息,他的牙買加故鄉的人們說,“約翰遜什麼時候願意回來,我們都會歡迎他,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事,他都是牙買加的兒子。”這幾句活讓我感動至深。難道我們不該對靈魂有了殘疾的人,比對肢體有了殘疾的人,給予更多的同情和愛嗎?1988年 也許是因爲人缺了什麼就更喜歡什麼吧,我的兩條腿雖動不能動,卻是個體育迷。我不光喜歡看足球、籃球以及各種球類比賽,也喜歡看田徑、游泳、拳擊、滑冰、滑雪、自行車和汽車比賽,總之我是個全能體育迷。當然都是從電視裏看,體育館場門前都有根高的臺階,我上不會。如果這一天電視裏有精彩的體育節目,好了,我早晨一睜眼球覺得像過節一般,一天當中無論幹什麼心裏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過得愉快。有時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賽集中在一天或幾天(譬如剛剛閉幕的奧運會),那樣我會把其他要緊的事都耽誤掉。

其實我是第二喜歡足球,第三喜歡文學,第一喜歡田徑。我能說出所有田徑項目的世界紀錄是多少,是由誰保持的,保持的時間長還是短。譬如說男子跳遠紀錄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還沒有人能破,不過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處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這八米九零的,而劉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實上比前者還要偉大,但卻不能算世界紀錄。這些紀錄是我順便記住的,田徑運動的魅力不在於記錄,人反正是幹不過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優美卻能從那奔跑與跳躍中得以充分展現,這纔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來都顯得矯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虛。也許是我見過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劉易斯或者摩西跑起來,你會覺得他們是從人的原始中跑來,跑向無休止的人的未來,全身如風似水般滾動的肌膚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歡並且羨慕的人就是劉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寬腿長,像一頭黑色的獵豹,隨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內,隨便一跳就在八米開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賽中他的動作也是那麼舒展、輕捷、富於韻律,絕不像流行歌星們的唱歌,唱到最後總讓人懷疑這到底是要幹什麼。不怕讀者諸君笑話,我常暗自祈禱上蒼,假若人真能有來世,我不要求別的,只要求有劉易斯那樣一副身體就好。我還設想,那時的人又會普遍比現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時的百米速度也會普遍比現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幾。作小說的人多是白日夢患者。好在這白日夢並不令我沮喪,我是因爲現實的這個史鐵生太令人沮喪,纔想出這法子來給他寬慰與嚮往。我對劉易斯的喜愛和崇拜與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麼辦法能使我變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價;如果我來世能有那樣一個健美的軀體,今天這一身殘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夠的報償。

奧運會上,約翰遜戰勝劉易斯的那個中午我難過極了,心裏彆彆扭扭彆彆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裏也沒睡好覺。眼前老翻騰着中午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約翰遜歡呼,所有的旗幟與鮮花都向約翰遜揮舞,浪潮般的記者們簇擁着約翰遜走出比賽場,而劉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劉易斯當時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個可憐的孩子,讓我一陣陣的心疼。一連幾天我都悶悶不樂,總想着劉易斯此刻會怎樣痛苦;不願意再看電視裏重播那個中午的比賽,不願意聽別人談論這件事,甚至替劉易斯嫉妒着約翰遜,在心裏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說明還是劉易斯最棒;自然這全無濟於事,我竟似比劉易斯還敗得慘,還迷失得深重。這豈不是怪事麼?在外人看來這豈不是精神病麼?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爲一個美的偶像被打破了麼?如果僅僅是這樣,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陣再去豎立起約翰遜嘛,約翰遜的雄姿並不比劉易斯遜色。是因爲我這人太戀舊,骨子裏太保守嗎?可是我非常明白,後來者居上是最應該慶祝的事。或者是劉易斯沒跑好讓我遺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績。到底爲什麼呢?最後我知道了:我看見了所謂“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劉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義動搖了繼而粉碎了。上帝從來不對任何人施捨“最幸福”這三個字,他在所有人的慾望前面設下永恆的距離,公平地給每一個人以侷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侷限的無盡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麼史鐵生的不能跑與劉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喪與痛苦的根源。假若劉易斯不能懂得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個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決賽後的第二天,劉易斯在跳遠比賽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個好樣的。看來他懂,他知道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人爲何而燃燒,那不是爲了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戰敗,而是爲了有機會向諸神炫耀人類的不屈,命定的侷限儘可永在,不屈的挑戰卻不可須臾或缺。我不敢說劉易斯就是這樣,但我希望劉易斯是這樣,我一往情深地喜愛並崇拜這樣一個劉易斯。

這樣,我的白日夢就需要重新設計一番了。至少我不再願意用我領悟到的這一切,僅僅去換一個健美的軀體,去換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簡單,我不想在來世的某一箇中午成爲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侷限。我希望既有一個健美的軀體又有一個了悟了人生意義的靈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賜,後者卻必須在千難萬苦中靠自己去獲取批我的白日夢到底該怎樣設計呢?千萬不要說,倘若二者不可來得你要哪一個?不要這樣說,音爲人活着必要有一個最美的夢想。

後來知道,約翰遜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爲服用了興奮劑。對此我們該說什麼呢?我在報紙上見了這樣一個消息,他的牙買加故鄉的人們說,“約翰遜什麼時候願意回來,我們都會歡迎他,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事,他都是牙買加的兒子。”這幾句活讓我感動至深。難道我們不該對靈魂有了殘疾的人,比對肢體有了殘疾的人,給予更多的同情和愛嗎?

1988年

3、《想念地壇》

想念地壇,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靜。

坐在那園子裏,坐在不管它的哪一個角落,任何地方,喧囂都在遠處。近旁只有荒藤老樹,只有棲居了鳥兒的廢殿頹檐、長滿了野草的殘牆斷壁,暮鴉吵鬧着歸來,雨燕盤桓吟唱,風過檐鈴,雨落空林,蜂飛蝶舞草動蟲鳴……四季的歌詠此起彼伏從不間斷。地壇的安靜並非無聲。

有一天大霧迷漫,世界縮小到只剩了園中的一棵老樹。有一天春光浩蕩,草地上的野花鋪鋪展展開得讓人心驚。有一天漫天飛雪,園中堆銀砌玉,有如一座晶瑩的迷宮。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開,太陽轟轟烈烈,滿天滿地都是它的威光。數不盡的那些日子裏,那些年月,地壇應該記得,有一個人,搖了輪椅,一次次走來,逃也似地投靠這一處靜地。

一進園門,心便安穩。有一條界線似的,邁過它,只要一邁過它便有清純之氣撲來,悠遠、渾厚。於是時間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電影中的慢鏡,人便不那麼慌張了,可以放下心來把你的每一個動作都看看清楚,每一絲風飛葉動,每一縷憤懣和妄想,盼念與惶茫,總之把你所有的心緒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壇的安靜,也不是與世隔離。

那安靜,如今想來,是由於四周和心中的荒曠。一個無措的靈魂,不期而至竟彷彿走回到生命的起點。

記得我在那園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兒呆坐,張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嘆,在那兒睡了又醒,醒了看幾頁書……然後在那兒想:“好吧好吧,我看你還能怎樣!”這念頭不覺出聲,如空谷迴音。

誰?誰還能怎樣?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個輪椅上的人,和輪椅下他的影子,心說我怎麼會是他呢?怎麼會和他一塊坐在了這兒?我仔細看他,看他究竟有什麼倒黴的特點,或還將有什麼不幸的徵兆,想看看他終於怎樣去死,赴死之途莫非還有絕路?那日何日?我記得忽然我有了一種放棄的心情,彷彿我已經消失,已經不在,惟一縷輕魂在園中游蕩,剎那間清風朗月,如沐慈悲。於是乎我聽見了那恆久而遼闊的安靜。恆久,遼闊,但非死寂,那中間確有如林語堂所說的,一種“溫柔的聲音,同時也是強迫的聲音”。

我記得於是我鋪開一張紙,覺得確乎有些什麼東西最好是寫下來。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記得那份忽臨的輕鬆和快慰,也不考慮詞句,也不過問技巧,也不以爲能拿它去派什麼用場,只是寫,只是看有些路單靠腿(輪椅)去走明顯是不夠。寫,真是個辦法,是條條絕路之後的一條路。

只是多年以後我纔在書上讀到了一種說法:寫作的零度[]。

《寫作的零度》,其漢譯本實在是有些磕磕絆絆,一些段落只好猜讀,或難免還有誤解。我不是學者,讀不了羅蘭·巴特的法文原着應當不算是玩忽職守。是這題目先就吸引了我,這五個字,已經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寫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點,寫作由之出發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難,寫作之終於的尋求,即靈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條蛇的誘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對意義不息的詢問。譬如那兩片無花果葉的遮蔽,以及人類以愛情的名義、自古而今的相互尋找。譬如上帝對亞當和夏娃的懲罰,以及萬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團圓。

“寫作的零度”,當然不是說清高到不必理睬紛繁的實際生活,潔癖到把變遷的歷史虛無得乾淨,只在形而上尋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謎面變化多端,謎底卻似亙古不變,繽紛錯亂的現實之網終難免編織進四顧迷茫,從而編織到形而上的詢問。人太容易在實際中走失,駐足於路上的奇觀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兒,倘此時靈機一閃,笑遇荒誕,恍然間記起了比如說羅伯-格里葉的“去年在馬里昂巴”,比如說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迴歸了“零度”,重新過問生命的意義。零度,這個詞真用得好,我願意它不期然地還有着如下兩種意思:一是說生命本無意義,零嘛,本來什麼都沒有;二是說,可憑白無故地生命他來了,是何用意?虛位以待,來向你要求意義。一個生命的誕生,便是一次對意義的要求。荒誕感,正就是這樣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誕,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無論何時何地,必都是荒誕領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難。

否則,寫作,你尋的是什麼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榮,棄心魂一向的困惑於不問,豈不還是阿Q的傳統?倘寫作變成瀟灑,變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資,它就不要嘲笑喧囂,它已經加入喧囂。尤其,寫作要是愛上了比賽、擂臺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譴責什麼“霸權”?它自己已經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時不時地拋出一份名單,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爭風吃醋,排者乘機拿走的是權力。可以玩味的是,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壇還要醒悟得晚些。

這又讓我想起我曾經寫過的那個可怕的孩子。那個矮小瘦弱的孩子,他憑什麼讓人害怕?他有一種天賦的詭詐——只要把周圍的孩子經常地排一排座次,他憑空地就有了權力。“我第一跟誰好,第二跟誰好……第十跟誰好”和“我不跟誰好”,於是,歡欣者歡欣地追隨他,苦悶者苦悶着還是去追隨他。我記得,那是我很長一段童年時光中恐懼的來源,是我的一次寫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懼或疑難,在原本乾乾淨淨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計謀;我記得我的第一個計謀,是阿諛。但恐懼並未因此消散,疑難卻因此更加疑難。我還記得我抱着那隻用於阿諛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計謀,在夕陽和晚風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寫作的零度。零度,並不只有一次。每當你立於生命固有的疑難,立於靈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兒正如一次次走進地壇,一次次投靠安靜,走回到生命的起點,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兒?是否已經偏離亞當和夏娃相互尋找的方向?

想念地壇,就是不斷地回望零度。放棄強力,當然還有阿諛。現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麪霸,居要豪居,海鮮稱帝,狗肉稱王,人呢?名人,強人,人物。可你看地壇,它早已放棄昔日榮華,一天天在風雨中放棄,五百年,安靜了;安靜得草木葳蕤,生氣盎然。土地,要你氣薰煙蒸地去恭維它嗎?萬物,是你雕欄玉砌就可以挾持的?瘋話。再看那些老柏樹,歷無數春秋寒暑依舊鎮定自若,不爲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過它們的堅強,但在想念裏,我看見萬物的美德更在於柔弱。“堅強”,你想吧,希特勒也會贊成。世間的語彙,可有什麼會是強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愛者的獨信。柔弱不是軟弱,軟弱通常都裝扮得強大,走到臺前罵人,退回幕後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靜聆神命的姿態。想想看,倘那老柏樹無風自搖豈不可怕?要是野草長得比樹還高,八成是發生了核泄漏——聽說契爾諾貝利附近有這現象。

我曾寫過“設若有一位園神”這樣的話,現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樹吧;千百年中,它們看風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濃蔭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記憶,隨時提醒着你悠遠的夢想。

但要是“愛”也喧囂,“美”也招搖,“真誠”淪爲一句時髦的廣告,那怎麼辦?惟柔弱是愛願的識別,正如放棄是喧囂的解劑。人一活脫便要囂張,天生的這麼一種動物。這動物適合在地壇放養些時日——我是說當年的地壇。

回望地壇,回望它的安靜,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個角落,重新鋪開一張紙吧。寫,真是個辦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靜。寫,這形式,註定是個人的,容易撞見誠實,容易被誠實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場之外遭遇心中的陰暗,在自以爲是時迴歸零度。把一切污濁、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兒去檢查,勿使僞劣的心魂流佈。

有人跟我說,曾去地壇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與地壇》去那兒尋找安靜。可一來呢,我搬家搬得離地壇遠了,不常去了。二來我偶爾請朋友開車送我去看它,發現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壇尋找安靜,莫如在安靜中尋找地壇。恰如莊生夢蝶,當年我在地壇裏揮霍光陰,曾屢屢地有過懷疑:我在地壇嗎?還是地壇在我?現在我看虛空中也有一條界線,靠想念去邁過它,只要一邁過它便有清純之氣撲面而來。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

4、《玩具》

我有生的第一個玩具是一隻紅色的小汽車,不足一尺長,鐵皮軋製的外殼非常簡單,有幾個窗但是沒有門,從窗間望見一個慣性輪,把後車輪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現在還聽得見它的聲音。我不記得它最終是怎樣離開我的了,有時候我設想它現在在哪兒,或者它現在變成了什麼存在於何處。

但是我記得它是怎樣來的。那天可謂雙喜臨門,母親要帶我去北海玩,並且說舅舅要給我買那樣一隻小汽車。母親給我扣領口上的鈕釦時,我記得心裏充滿莊嚴;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後很久,我不知道世上還有比那小汽車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門前,東張西望並不見舅舅的影。我提醒母親: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給我買個小汽車?母親說:“好吧,你站在這兒等着,別動,我一會兒就回來。”母親就走進旁邊的一排老屋。我站在離那排老屋幾米遠的地方張望,可能就從這時,那排老屋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臺階,走進了我永不磨滅的記憶。獨自站了一會兒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經在裏面給我買小汽車呢,我便走過去,爬上很高很高的臺階。屋裏人很多,到處都是腿,我試圖從擁擠的腿之間鑽過去靠近櫃檯,但每一次都失敗,剛望見櫃檯就又被那些腿擠開。那些腿基本上是藍色的,不長眼睛。我在那些藍色的漩渦裏碰來轉去,終於眼前一亮,卻發現又站在商店門外了。不見舅舅也不見母親,我想我還是站到原來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臺階,遠遠地望那綠色的門窗和紅色的樑柱。一眨眼,母親不知從哪兒來了,手裏託着那隻小汽車。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纔看清它有幾個像模像樣的窗但是沒有門——對此我一點都沒失望,只是有過一秒鐘的懷疑和隨後好幾年的設想,設想它應該有怎樣一個門纔好。我是一個容易慚愧的孩子,抱着那隻小汽車覺得不應該只是歡喜。我問:“舅舅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母親愣一下,隨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臺階上張望,然後笑了說:“不,舅舅沒來。”“不是舅舅給我買嗎?”“是,舅舅給你買的。”“可他沒來呀?”“他給我錢,讓我給你買。”這下我聽懂了,我說:“是舅舅給的錢,是您給我買的對嗎?”“對。”“那您爲什麼說是舅舅給我買的呢?”“舅舅給的錢,就是舅舅給你買的。”我又糊塗了:“可他沒來他怎麼買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時間,母親都在給我解釋爲什麼這隻小汽車是舅舅給我買的。我聽不懂,無論母親怎樣解釋我絕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後的好幾年中我依然冥頑不化固執己見,每逢有人問到那隻小汽車的來歷,我堅持說:“我媽給我買的。”或者再補充一句:“舅舅給的錢,我媽進到那排屋子裏去給我買的。”

對,那排屋子: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臺階。我永遠不會忘。惠特曼的一首詩中有這樣一段:“有一個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見最初的東西,他就傾向那東西;/於是那東西就變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繼續了好幾年,或好幾年結成的伸展着的好幾個時代。”正是這樣,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後,當母親和那隻小汽車都已離開我,當童年成爲無比珍貴的回憶之時,我曾幾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殘缺地留在我的印象裏,綠色的門窗紅色的樑柱和高高的臺階……但沒有方位沒有背景周圍全是虛空。我不再找它。空間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經拆除,多年來它只作爲我的一部分存在於我的時間裏。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發現了它。事實上我很多次就從它旁邊走過,只是我從沒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臺階是那樣矮,以致我從來沒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爾停留,見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往那臺階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腳並用,我猛然醒悟,這麼多年我竟忘記了一個最簡單的邏輯:那臺階並不隨着我的長高而長高。這時我才仔細打量它。綠色的門窗,對,紅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臺階,對,是它,理智告訴我那應該就是它。心頭一熱,無比的往事瞬間涌來。我定定神退後幾米,相信退到了當年的位置並像當年那樣張望它。但是張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與記憶中的它相去越遠。從這時起,那排屋子一分爲二,成爲我的兩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兩部分。那麼,如果我寫它,我應該按照哪一個呢?我開始想:真實是什麼。設若幾十年後我老態龍鍾再來看它,想必它會二分爲三,成爲我生命的三部分。那麼真實,尤其說到客觀的真實,到底是指什麼?

5、《角色》

在電影裏,我見過一排十幾個也許二十幾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產科的嬰兒室一塵不染,他們都裹在白色的襁褓裏一個緊挨一個排成一排,睡着,風在窗外搖動着老樹的枝葉但這個世界尚未驚動他們,他們睡得安穩之極,模樣大同小異。

那時我想:曾經與我緊挨着的那兩個孩子是誰呢?(據悉我也是在醫院裏出生的,想必我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一排最初的夥伴兒。)與我一同來到人間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麼都在怎樣生活?當然很難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們都在做着什麼,他們也就可能在做着什麼,人間需要什麼角色他們也就可能是什麼角色。譬如部長,譬如乞丐,譬如工人、農民、教授、詩人,毋庸諱言譬如小人,當然還譬如君子。

可以想見,至少幾十上百年內人間的戲劇不會有根本的改動,人間的戲劇一如既往還是需要千差萬別的各種角色。那麼電影裏的那一排孩子將來都可能做什麼都可能成爲什麼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個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萬懵懂但是含了慾望的生命來到人間。慾望,不應該受到指責,最簡單的理由是:指責,已經是慾望的產物。但是這一排生命簡直說這一排慾望,卻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報答。這一排天真無邪稚氣可掬的孩子,他們不可能都是愛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幗豪傑,這都不要緊這都不值得傷腦筋,最最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運,同樣,也不可能都超凡入聖或見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個幸福而光榮的位置相應只有一個痛苦或醜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來等待着這些初來乍到的生命,令人沮喪的局面也毫無改觀:誰,應該去扮演那不幸的一個?和,爲什麼?

我不相信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個美滿的答案。釋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爲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也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們這樣回答之時他已經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詳,在他這樣回答之後他已經脫離醜陋成了英雄好漢,可問題呢,依舊原封不動地擺在那裏未得答案。因爲正像總統的位置是有限的,佛與菩薩的名額但願能稍稍多一點而已。

我不再尋找它的答案。尼采說:自從我厭倦了尋找,我便學會了找到。

有一個朋友死了。K,她在命運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愛她的人說,要是我們早一點知道,我們可以使她不死。是的,這是可能的。但是,誰能讓億萬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誰能保障這世上沒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這樣去死了,或者其實是:有一個人這樣去死了,這個人的名字恰恰叫做K。因爲產科嬰兒室裏的那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都還沒有名字。

有一個人雙腿癱瘓了。S,他自己不知道爲什麼就連醫生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是他再想站起來走一分鐘都不可能了。愛他的人說將來,將來也許會有辦法讓他重新站起來走。可能的,在不規定期限的將來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麼長久的將來,人間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傷病,醫學的前途不可能沒有新的難題。那麼將來的一個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對他自己和對愛他的人來說與現在這個S有什麼不同呢?現在是將來的過去,現在是過去的將來,將來是將來的現在。產科嬰兒室裏每天都有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都還沒有名字。

有一個人步入歧途。L,也許因爲貧窮,也許因爲愚昧,也許因爲歷史的造就,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饒恕的罪。愛他的人說:貧窮、愚昧和歷史,難道應該由他一個人來負責嗎?爲什麼他不可饒恕?是的,他不可饒恕,因爲人類前行要以此標明那是歧途。但是人類還要前行,還要遇到歧途還要標明那是歧途。產科嬰兒室裏那些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還都沒有名字,他們之中的誰,將叫做L?

有一天,不是在電影裏也不是在產科嬰兒室,我看見一排正在離去或者已經離去的夥伴,一個挨着一個排成一排,安靜之極,風在窗外搖動老樹的枝葉但世界已不再驚擾他們了。用任何塵世的名字呼喚他們,他們不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