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偉人的故事精選8則

導語：大家都知道在近現代的中國如果沒有那些偉人的努力，我們就沒有今天美好的生活。他們通過自身和團隊的奮鬥，做出了普通人不能做出的偉大業績。這些業績對當時或者後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對國家、民族乃至於全人類有益的。以下是本站的小編爲大家精選的中國偉人的故事精選8則，希望大家能夠從中有所收穫。

毛主席出生於湖南。據說那個年代、那個地方又偏南方，人們的身材都不是很高大，超過一米七的男生少之又少。

但他的身高竟高達一米八三，這就意味着他超越常人，出人頭地。毛主席帶領我們走向新中國，而毛主席的歷史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國界，他不僅領導我國人民前進，奮鬥出如今的大好河山，而且確定了社會主義道路，在世界上有着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他的的功績與日月同輝！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毛主席以身作則，勤儉節約，克己奉公，一生堅持只用普通竹木筷子和餐具，可見一斑，讓人佩服不已。

1949年9月，毛主席招待國民黨的起義將領，手下擅作主張去招待科借新碗筷，讓毛澤東十分生氣，衛士長被毛主席嚴肅批評

北京和平解放後，毛澤東等領導人入主中南海。臨近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的應酬也就多起來，難免要遇上請客吃飯的時候。

十分罕見的，毛主席請國民黨的起義將領在家吃午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同志十分重視。由於毛主席家的餐具太過普通，竹筷子都黴變了，斑點怎麼都洗不乾淨。楊尚昆覺得這樣招待起義將領恐怕會招惹客人的笑話。便讓毛主席的祕書和侍衛長去招待科借來一套新碗筷，筷子是十分高檔的象牙筷。

開飯前，毛主席提前前來察看午餐的佈置情況。發現了餐桌上的象牙筷子，嚴肅道：“誰讓你們擺象牙筷？趕快給我拿下去！”

祕書見毛主席十分生氣，委屈地解釋道：“主席，這是從招待科借來的……”毛主席不聽他解釋，大聲道：“我叫你撤你就撤！”說完拂袖而去。

在侍衛長解釋清楚事情原委後，毛主席自我批評自己沒有事先交代清楚後，嚴肅聲明，今後不管來的客人是什麼來頭，都要像平常一樣，不擺闊，更不能鋪張浪費，待客也一律用竹筷。

1956年，毛澤東去廣州視察路上衛士疏忽忘了帶筷子，臨時借了一雙象牙筷，毛主席堅決不用

1956年，毛主席去廣州考察，由於是臨時決定，時間匆忙，隨行工作人員準備不充分。忘了給毛澤東帶筷子。毛主席用餐前，衛士才發現此事。專列招待部門只有象牙筷，衛士只好硬着頭皮借一雙。開飯時，毛澤東看到象牙筷，怒火中燒，隨行人員被嚴厲訓斥。毛主席任憑隨行人員怎麼規勸，堅決不用象牙筷子，進行“罷飯”。衛士通過車上的工作人員，費盡周折，才找到一雙被淘汰了的粗糙不堪，還長短不齊的竹筷。忐忑地彙報。結果毛主席很滿意，拿過竹筷開始用餐。

毛澤東主席以身作則，勤儉節約，決不貪圖享樂的高尚品格，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

紅燒肉，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卻也是色香味俱全的人間美味。

儘管紅燒肉的做法各不相同，口味不一，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有着共同的愛意，尤其是在貧困年代，能吃上一口紅燒肉，絕對是世界上最難忘的事情！

毛主席一生生活簡樸，對吃飯很不講究，山珍海味都不在乎，但是唯獨對紅燒肉，毛主席卻是情有獨鍾，他與紅燒肉之間也發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1948年8月，陝北戰場上，沙家店戰役正在緊張地進行中，毛主席對這場戰役很關注，時刻都在關注着戰場的動態，三天兩夜都沒有踏出過門外一步。

當前線發來捷報，報告殲滅敵36師6000餘人時，毛主席特別高興，就對身邊的衛士長李銀橋說：“銀橋啊，這幾天我用腦子太多了，有些累了，去給我搞點紅燒肉來，我解解饞，補補腦。”

毛主席吩咐完之後，李銀橋立刻去了廚房，告訴了廚師高經文師傅。

高經文也很高興，因爲自從沙家店戰役以來，毛主席的胃口一直不好，吃得很少，現在打了勝仗，毛主席的胃口也就變好了。在高經文的簡單烹飪下，一碗香噴噴的紅燒肉，就被李銀橋端到了毛主席的面前。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紅燒肉，毛主席立刻拿起筷子吃起來，沒過一會兒就都吃完了。

李銀橋見毛主席吃得意猶未盡，就說：“主席，要不要再給您弄點？”

毛主席還在回味着紅燒肉的美味，一聽李銀橋這話，立刻搖着頭說：“這可不行，銀橋，說是解饞補腦，多了可就不好了。”

李銀橋看着毛主席認真的樣子，心裏既心疼又感動。

在隨後的三大戰役期間，毛主席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有時伏案起草報告命令，有時挑燈仔細察看地圖，非常辛苦。李銀橋看在眼裏，覺得要爲毛主席補補身體，於是就想起了毛主席最愛吃的紅燒肉。

可是，在當時的解放區，連糧食都很稀缺，上哪裏去弄肉啊？

一天工作後，毛主席端着小米飯，就着辣椒，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對李銀橋說：“銀橋啊，你要是給我隔三天弄一碗紅燒肉，我肯定能打敗蔣介石！”

李銀橋聽後，心裏很不是滋味，決定無論如何也要給毛主席做一碗紅燒肉吃！

兩天後，毛主席的餐桌上果然多了一碗紅燒肉，這讓毛主席高興不已，來不及整理桌子上的文件，就夾了一塊送到了嘴裏，一邊吃一邊說：“銀橋啊，這紅燒肉的味道真好啊，這肉怎麼這麼鮮呢？”

李銀橋說：“主席，昨天我和警衛連的戰士們去山上打野豬，可惜的是，讓那頭大的跑了，只打到了這一隻小的。”

毛主席聽完後，哈哈大笑，對李銀橋說：“銀橋啊，謝謝你啊，解了我的饞啊！趕緊過來，你也嚐嚐這野豬做的紅燒肉！”

李銀橋連忙拒絕，但毛主席催他說：“趕緊過來，嚐嚐啊，這幾個月，你也沒見過什麼葷腥。”

李銀橋不好拒絕，就拿了雙筷子，夾了一塊紅燒肉。

毛主席又問：“銀橋，剩下的豬肉，你們準備怎麼辦？”

李銀橋抹了抹嘴，說：“主席，剩下的肉都給您留着，方便您以後解饞補腦。”

毛主席搖了搖頭，笑着說：“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可這野豬肉啊，不能讓我一個人吃，你吃完後，去給伙房說，剩下的肉就讓同志們分了吧。”

這件事，李銀橋一直記憶猶深，直到晚年時還經常跟人說起來，每次說完都會流淚。

紅燒肉中的紅色，廚師們一般都會用醬油來上色，但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長達22年之久的廚師程汝明，卻用糖色來代替，這其中又有着怎樣的故事呢？

1954年，著名大廚程汝明被調到毛主席身邊做廚師長，當時李銀橋就對程汝明說：“程師傅，毛主席吃的飯菜，不用太講究，平常人家吃什麼，他就吃什麼，您就照這個來，還有，毛主席最喜歡吃紅燒肉。”

程汝明記在了心裏，沒過多久，由程汝明掌勺的紅燒肉就端上了毛主席的餐桌。

毛主席放下手裏的工作，端起了一碗“二米飯”（大米加小米），夾了一根辣椒，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可是當他要吃紅燒肉時，手中的筷子卻不動了。

毛主席看着紅燒肉，愣了一會兒，隨後叫來李銀橋，說：“銀橋，你問問伙房，今天的紅燒肉是用什麼上色的？”

李銀橋去了伙房，問程汝明，程汝明回答說：“用醬油上的色，怎麼了？”

李銀橋恍然大悟，說：“都怪我，程師傅，忘了給您說，主席他不吃醬油。”

程汝明有些疑惑，主席爲什麼不吃醬油啊？李銀橋給他解釋說：“毛主席小時候家裏開過醬油坊，有一次他看見那醬油缸裏有白色的蛆蟲，覺得噁心，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再也不吃醬油了。”

聽完李銀橋的解釋，程汝明這才明白過來，急忙和李銀橋一起去見毛主席。

毛主席看見程汝明來了，說：“小程啊，你做的飯很好吃，只是我要提一個小小的建議，我這個人不吃醬油，以後的紅燒肉裏，就不要放醬油了。”

程汝明聽完後，連忙點頭答應。

可是，紅燒肉如果不用醬油，顏色就出不來，怎麼辦？程汝明就想了個辦法，用糖色代替醬油，這樣做出來的紅燒肉，不僅甜鹹兼備，而且鮮嫩無比。

從此，每次做紅燒肉時，程汝明都用這個法子烹飪，端上去之後，毛主席也非常愛吃，因此，程汝明後來自豪地說：“只要上了這道紅燒肉，毛主席保準不會剩下！”

雖然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多吃紅燒肉會增加心腦血管的負擔，保健醫生也給廚房下了“通牒”，不要再給主席做肥肉吃。

毛主席聽說後，搖着頭說：“醫生的話，不可不聽，也不可全聽。我這幾十年的生活習慣了，你們不要強迫我改變。”

當然，醫生的話也不能都不聽，毛主席的紅燒肉就做了一些改變。

首先是在紅燒肉的數量上，每次做一小碗就夠了，其次是瘦多肥少，以瘦肉爲主，肥肉爲輔。毛主席雖然吃得不過癮，但也坦然接受了。

在女兒李敏的回憶中，建國初期，在毛主席的餐桌上很少能見到紅燒肉，因爲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國家百廢待興，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毛主席自然要以身作則，與人民同甘共苦。

當時買肉都是憑票供應，如果毛主席以自己的名義去買豬肉，完全不是什麼難事，但他一次也沒有這麼做過，也絕對不允許身邊人這麼做，毛主席如果真要解饞時，往往會把李敏和李訥的指標擠出來一些，用來買肉。

在一次家庭生活會上，毛主席的舉動更是把女兒李敏給看哭了。當時參加會議的，除了李敏、李訥以外，還有警衛員、廚師等人，毛主席在那裏算賬，算他們一天飯錢多少、菜錢多少，算完之後，毛主席說：“老百姓一天吃多少，我們就吃多少，我們在吃喝這方面，要和他們去比，堅決不能搞什麼特殊。”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飲食更是簡單到了極點，除了日常的“二米飯”和辣椒之外，像一些野菜，比如馬齒筧、蕨菜，還有烤紅薯，都是餐桌上的常客，曾經連續7個月都沒有吃過一口肉，連他最喜歡的紅燒肉也謝絕了。

廚師長程汝明實在看不下去了，這樣下去，毛主席的身體準會出問題，於是他就把豬肉熬成了豬油，又把一些肉剁成了肉丁，放在蔥花餅裏，給毛主席吃。

起初，毛主席對這蔥花餅讚不絕口，對程汝明說：“你的蔥花餅做得很好吃啊，沒想到你還有這個手藝。”

可是時間久了，毛主席就發現了其中的“蹊蹺”，就找來程汝明，對他說：“現在正是困難時期，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我怎麼能吃肉呢？你以後不要再做蔥花餅了。”

有一次，周總理來彙報工作，特地帶了一點豬肉，給毛主席補補身體。毛主席看了看那塊肉，問他：“你平時也吃嗎？”

周總理笑了笑，沒有回答，只是說：“主席工作太辛苦，我讓小程做一碗紅燒肉，補補腦。”

毛主席搖了搖頭，說：“你自己不吃，卻讓我來吃，我就這麼特殊嗎？要我說，大家都不吃，送給需要它的人吧。”

這就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即使是自己最喜歡的東西，也絕不能搞特殊！

1976年1月8日，操勞一生的周恩來總理走完了78年的人生旅程。他離去後，骨灰灑向祖國大地，身後沒子女，卻有十里長街百萬羣衆灑淚送別。50多年革命生涯，26載總理重任，“周恩來”這個名字是中國人民永遠的懷念。

紅軍長征時，周恩來作爲黨和中央紅軍主要負責人之一，身兼數職，極度繁忙。儘管如此，他仍嚴格要求自己參加組織生活。1935年6月底，紅軍到達兩河口地區休整，根據組織改選，警衛員魏國祿當選了周恩來所在黨小組的組長。一次，周恩來問爲什麼很久不開黨小組會議。魏國祿告訴他，小組會開過了，看首長忙，就沒通知。沒想到，周恩來用平時少見的嚴肅態度批評道：“那怎麼能行？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

1966年3月8日凌晨5時29分14秒，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發生6.8級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來親自前往受災最嚴重的白家寨村。他一邊走一邊不時停下來跟羣衆握手，說着：“鄉親們，你們受苦了、受驚了、遭災了，我來遲了。”

當天颳着很大的西北風，可週恩來發現羣衆都是面對西北風而坐，原來縣委專門搭了一個坐北朝南的背風講臺讓總理避風。周恩來不同意，堅持改變佈置，讓羣衆背風而坐，他自己迎着風講話。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來農曆45歲生日。南方局的同志決定“熱鬧一下”，準備好瓜子、水果和糕點，想給忙碌中的周恩來一個驚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見周恩來下樓。爲了不讓請他的同志爲難，周恩來說：“你們的心意我領了，請把這些茶點留給加夜班的同志吧！”後來，周恩來只讓廚房爲他做了一碗普通掛麪作爲紀念。吃過麪條，他再次開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幾個小時。當晚，他寫下《我的修養要則》：加緊學習，努力工作，堅持原則，向羣衆學習。

1958年1月到杭州視察，周恩來隨身帶着自己的鋪蓋：舊被子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在梅園新村用的那牀，枕巾中間已經破損，他把中間剪掉、兩端縫上繼續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給他換了條新枕巾。瞭解情況後，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要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他還強調，即使以後富裕了，也不能丟了這個光榮傳統。

1923年，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德國革命情侶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來總理寫給鄧穎超的情書。那個年代的情書，寥寥幾字，卻承載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婚姻生活中，周恩來和鄧穎超始終奉行“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的“八互”原則，堪稱恩愛的模範夫妻。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因不少故鄉親友希望能通過周恩來謀求一官半職，周恩來曾爲此專門召集家庭會議，定下“十條家規”：

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來從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裏做過大小手術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間他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召開會議40次……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仍抱病操勞國事，他說：“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裏報到，才感到安心。”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朱德曾先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威名赫赫。這讓不少讀者誤以爲朱德在黨內擁有這麼崇高的地位，主要是因爲他在軍事方面的卓越貢獻。

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朱德不僅在軍事方面有卓越貢獻，在品德上也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這纔會讓全黨同志都發自內心尊崇朱德。此文分享幾個體現朱德品德高尚的小故事，讓我們一睹偉人風采。

1

朱德23歲時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1911年在雲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在滇軍中從少尉排長做起，一直升到少將旅長，名震川滇。

但朱德對當時軍閥之間的窮兵黷武、爭權奪利感到無比厭倦，1921年，朱德主動離開月收入數以千計大洋的軍界，外出學習。

第二年，朱德到上海拜見大總統孫中山，當時孫中山正打算藉助滇軍的力量討伐陳炯明，以奪回廣州，重建共和政府。因此，孫中山希望朱德重返滇軍，以助他一臂之力。

朱德雖然理解並且同情孫中山的處境，但他早已洞察孫中山這種利用這個軍閥打擊那個軍閥的做法沒有出路，就誠懇建議孫中山應該組建一支真正爲國民而戰、屬於自己的軍隊。

不久，朱德找到陳獨秀，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這讓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大吃一驚，一個滇軍出身的軍閥竟然主動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讓陳獨秀實在難以置信，也不敢相信朱德的誠意。

朱德對陳獨秀坦誠：如果我是爲了個人享受，我就不會來找共產黨了，我完全可以回到滇軍繼續做我的將軍去，還可以成就我個人的功名利祿。但我正因爲要拋棄這些，下定決心要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奮鬥，所以我才選擇了共產黨！

但遺憾的是，陳獨秀拒絕了朱德的請求。朱德並不氣餒，1922年秋，朱德遠赴德國學習戰術，並努力鑽研社會主義理論。在德國他見到了另一個偉大人物，比他小了整整12歲的周恩來。第二年，經周恩來介紹，朱德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分左右兩路軍北上，左路軍由朱德和張國燾率領。毛澤東、黨中央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後，果斷決定繼續北上。

張國燾對形勢悲觀估計，同時又滋生了篡黨奪權的狂妄野心，擅自命令部隊南下，堅持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甚至要另立中央，公開打起反黨旗號。

於是，張國燾召開會議圍攻朱德，逼迫朱德譴責毛澤東，宣佈與毛澤東斷絕一切關係，並要他譴責黨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

朱德嚴詞拒絕，並義正辭嚴地表明立場：你就是把我劈成兩半，你也割裂不了我和毛澤東的關係！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我是舉過手同意的，我決不能反對！

爲了爭取和教育更多人，朱德明確指出：不論發生多大的事情，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一定要冷靜，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不是自己搞內訌，讓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中央北上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是共產黨員，就必須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

哪怕有人囂張地衝朱德叫嚷，要逼他走：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吧！朱德還是決定留在左路軍同張國燾作鬥爭。朱德態度堅決：我是中央派到這裏工作的，既然你們堅持南下，我只好跟你們去，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在朱德的不懈努力下，有效說服、教育和團結了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及時制止了分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

3

1938年，第344旅轉戰太行山區，連戰連捷，部隊決定在沁水縣端氏鎮休整、學習，這一時期，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來部隊檢查工作。

當時，該旅旅長身體不好，請求去延安治病和學習，得到八路軍總部的批准。這時，朱德認爲該旅23歲的團長田守堯的資格和能力，可以擔任代理旅長，旅政委黃克誠表示完全贊同。於是，朱德找田守堯談話，明確告訴他代理旅長職務，等候八路軍總部的任命。

但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不同意朱德的提議，他們認爲由田守堯指揮一個近萬人的主力旅，他的資歷和領導能力還不夠，不久，八路軍總部派楊得志代理第344旅旅長。

田守堯心裏不高興了，就連爲老旅長送行的聚餐會也不參加。朱德見此情景，讓黃克誠召開黨委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幫助田守堯認識自己的錯誤。

在旅黨委的民主生活會上，剛開始沒人發言，黃克誠就先開口，但他對田守堯的批評比較婉轉，不夠尖銳。朱德見狀火了，站起來指着參會的一個個領導幹部說，你們這算什麼民主生活會？不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還算什麼共產黨員？

接着，朱德毫不客氣對田守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後，朱德嚴肅總結：點到誰，就該誰唱戲，沒點到你，就不能出臺。我們是共產黨員，都要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

在朱德指導下，第344旅經過學習整訓，成功總結了抗戰以來的作戰經驗和教訓，實現了以打游擊戰爲主的戰術轉變。第二年春天，楊得志調走，田守堯經受住了考驗，先後被任命爲該旅副旅長、新二旅旅長等職務。

從這三件事可以看得到，朱德的確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年輕時候寧願放棄高官厚祿而選擇跟隨中國共產黨，把爲國家和民族利益奮鬥作爲自己的人生目標；在重大關頭能頂住壓力，堅持原則，以卓越的鬥爭藝術成功捍衛黨內團結；作爲共產黨員，無論什麼時候都堅決服從黨中央的決定。

1991年10月16日，“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的頒獎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這是建國以來國務院、中央軍委第一次向科學家授予國家級最高榮譽稱號。這個榮譽稱號的唯一獲得者就是“兩彈一星”元勳錢學森。

錢學森，1911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爲浙江紹興。在開明家庭中成長的錢學森，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1929年，他考入鐵道部交通大學上海學校機械工程學院鐵道工程系。在此期間，他對航天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常花費大量時間查閱相關書籍資料。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派遣飛機進行狂轟濫炸，上海遭到嚴重破壞。目睹日軍戰機肆意橫行的錢學森意識到中國只有擁有屬於自己的強大的航天工業，才能不再受欺辱。於是，從事航空事業捍衛祖國的想法開始在錢學森的心裏紮根。1934年，錢學森放棄自己修習多年的鐵路專業，成功考取清華大學第七批庚款留美學生，登上了開往美國的郵輪。

1935年，錢學森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僅用一年的時間就斬獲碩士學位。翌年，他轉入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進修，師從著名科學家馮•卡門，並很快成爲馮•卡門最重視的學生。1939年，錢學森獲得航空和數學雙博士學位。在博士論文中，錢學森提出了著名的“卡門－錢學森”公式，解決了飛機高速飛行時殼體會發生變形的數學計算難題。後來這項公式被普遍運用於飛機翼型設計。也正因爲這項公式，年僅28歲的錢學森在美國科學界聲名鵲起。隨後的幾年裏，錢學森先後成爲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主任，在美國深受重視。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懷揣“學成必歸，報效祖國”心願的錢學森萬分激動，作出了回國的決定。但就在他積極籌劃回國之際，厄運不期而至。1950年，錢學森受到美國司法部移民局的不實指控，繼而受到拘禁等種種不公待遇，由此開始了長達五年的軟禁生涯。錢學森在美國受迫害的消息輾轉傳回國內。黨中央對錢學森在美國的處境極爲關心，不僅公開譴責美國政府的不當行爲，還積極尋找途徑與美國政府溝通，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扣留錢學森等中國留美人員。經過中方的不懈努力，歷經磨難的錢學森最終於1955年10月1日回到自己魂牽夢繞的祖國。

回國後，錢學森在中央的支持下迅速投身到“偉大的建設高潮”中去，帶領科學家們創造出無數奇蹟。彼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加上國際上嚴峻的核訛詐形勢和軍備競賽的發展趨勢，發展國防尖端技術成爲燃眉之急。錢學森堅信“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從此全面開展相關研究。1956年初，他起草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爲我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創建與發展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實施方案。同年10月，錢學森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此後數年間，他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發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論和系統學等。在錢學森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至1970年4月24日，中國相繼成功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錢學森的偉大不僅在於爲中國的各項事業作出巨大貢獻，還在於他的優秀品格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員。航天事業初創之時，沒有任何外國資料可供參考。錢學森便自編教材，爲年輕的科研人員講授相關知識，還堅持每週與他們討論技術問題。有一次，新研製的一種導彈型號在發射試驗時失敗了。錢學森在找出故障原因後召集大家開會。這些年輕人意識到，是因爲他們考慮不周導致導彈發射失敗。因此，在面對錢學森時，他們愧疚地埋下了頭。錢學森微笑着讓大家擡起頭並說：“如果說考慮不周，首先是我考慮不周，責任在我，不在你們。”這種擔當精神給年輕的科研人員以莫大的鼓勵，使他們能勇於在錯誤中總結教訓，爭取更大的突破。此外，錢學森還多次捐贈稿費、講課費和獎金，自己卻數十年如一日，保持着簡樸的作風。正是錢學森的悉心授教、勇於擔當和簡樸等優秀品質，讓中國航天等事業完成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輝煌歷程，並在一代代科研人員的手中接續發展。

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數年堅守與奉獻。多年以來，錢學森以其舉世矚目的卓越貢獻和堅韌不拔的高尚品格獲得了世人的廣泛認可。人們稱他爲“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航天之父”和“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還將小行星3763命名爲“錢學森星”，以此紀念他的卓越貢獻。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斯人已逝，但人們不會忘記錢學森的偉大功績和高尚品質，他不僅是知識的寶藏、科學的旗幟，更是民族的脊樑、中華的燈塔，他向整個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實力與風采。

在風雨如晦的20世紀初期，和無數仁人志士一樣，青年鄧小平經歷了從樸素的愛國主義者到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浴火重生過程。他16歲遠渡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裏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牢固樹立起一名共產黨人爲人民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並矢志不渝爲此奮鬥了70多年。

“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會孕育了青年鄧小平救國救民的理想和追求。辛亥革命前夕，讀小學的鄧小平參加“保路運動”的鼓動活動；辛亥革命後四川各地武裝起義時，鄧小平曾到父親的軍營裏住了兩天，好奇、興奮地體驗“軍旅”生活；袁世凱稱帝后，軍閥混戰，連年不息。這時，少年鄧小平開始萌發一種“簡單的愛國思想”。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五四運動中，鄧小平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洪流中，產生了初步的愛國和民主的思想。1919年，15歲的少年鄧小平遵父命到重慶爲赴法勤工儉學作準備。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這件事改變了鄧小平的人生。1964年2月，鄧小平同泰國前總理乃比裏談話時曾說：“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着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16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事，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

到了法國，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夢想，“工業救國”“學點本事”等等變成了泡影，失學、失業、飢餓甚至死亡的威脅，迫使他重新對人生作出新的抉擇。施奈德鋼鐵廠、哈金森橡膠廠超強度的勞動，以及勉強餬口的各種打短工，磨鍊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對工人階級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性格開朗、樂於交際的性格又使他很快融入趙世炎、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革命圈子裏。在人生觀形成階段，鄧小平的信念是很純潔的，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履歷表時所說：“我從來就未受過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當共產主義的。”

“入黨宣誓是一件很莊重的事”

鄧小平是在哈金森橡膠廠做工期間逐漸接受革命思想的。王若飛經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談，向他介紹革命思想。鄧小平開始閱讀《新青年》《嚮導》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報”。有自己勞動生活的切身體會，有先進同學的影響和幫助，再加上思想上接受馬克思主義書籍的觀點，鄧小平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和願望。他開始向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靠攏，參加一些活動，受到團組織的關注和重視。

1923年6月，鄧小平來到巴黎，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邊做雜工，一邊在周恩來領導下，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雜誌編輯工作。這個過程，鄧小平在1926年1月寫的自傳中說，那時社會主義的團體在西歐已經成立了，不過因爲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傳，及到1923年5月我將離開蒙達爾紀時，舒輝暲才向我宣傳加入團體，同時又和汪澤楷同志談了兩次話，到巴黎後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結果6月便加入了。我加入團體是汪澤楷、穆清、舒輝暲三同志介紹的。

這是一個確定人生航向的神聖時刻，需要舉行宣誓儀式。年輕的鄧小平心裏充滿了緊張、興奮，直到60多年後對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他描述當時只覺得頭腦嗡嗡作響，甚至能聽到自己心臟怦怦跳動的聲音。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羣談對修改黨章的意見時，他提到舉行入黨宣誓儀式的必要性：“黨員一章中增加了入黨要舉行宣誓儀式的內容很好，我很贊成。我加入共青團時，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詞是事先背好的。入黨宣誓是一件很莊重的事，可以使人終生不忘。”

1924年7月，鄧小平當選爲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書記局成員。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規定，凡擔任旅歐共青團執委會領導成員，即自動轉爲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樣，鄧小平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他還不滿20歲。

“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

舉手宣誓只是革命生涯的開步走，真正將自己的人生同中華民族抗爭、獨立、振興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還要初心與使命意識的不斷淬鍊。

在旅歐共青團執委會工作期間，鄧小平參加編輯《少年》（後改名《赤光》）刊物。他負責刻蠟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裝訂簡雅，被大家譽爲“油印博士”。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黨團工作中，成爲一名頻繁活動的堅定的積極分子。他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積極發展一批學生加入組織；在《赤光》上撰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觀點同“國家主義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參加領導聲援五卅運動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重大集會上發表鼓動人心的演講。他因而成爲法國警察重點監視和驅逐的對象。

根據黨組織的安排，1926年1月，鄧小平離開巴黎到達莫斯科，先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又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這裏，他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著作，進行嚴格的黨性鍛鍊。在政治上最強、鬥爭最劇烈、人才最集中的“理論家班”上，他以犀利的詞鋒、雄辯的口才同國民黨右派學生進行激烈辯論，贏得“小鋼炮”之稱。

他一份所寫的“來俄的志願”中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寫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把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爲一貫的共產主義化。”“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後，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鬥。”

就這樣，從“工業救國”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年輕時的“已打定主意”到晚年的“奮鬥是值得的”，鄧小平用一生的堅持與奮鬥，生動詮釋了一名共產黨人“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堅貞信仰，生動詮釋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真諦。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佔領北平城，強迫青年學生遊行慶祝，14歲的鄧稼先憤然將日本旗幟踩在腳下，離開北平前往昆明。

1941年，鄧稼先考入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而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從吳有訓、周培源、葉企孫、吳大猷等多位知名物理學家，受到了第一流的學術培養。那正是抗戰最爲艱難的時候，昆明城空襲不斷，跑警報成了師生們的家常便飯。在最艱難的條件下，聯大師生仍然堅持教書救國、讀書報國，爲抗戰建國積蓄復興力量。

26歲就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鄧稼先，畢業後的第九天就立即動身，返回當時還一窮二白的中國。當時國際局勢嚴峻，在斷絕了所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中國決定自力更生，自主研發原子彈。曾經有外國專家這樣斷言：“中國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作爲研製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鄧稼先頂着重重壓力和同事們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敲開了自主研製原子彈的大門。一次核試驗的事故中，爲了撿回一枚重要部件的碎片，鄧稼先命令所有的人都在場外待命，自己卻毅然衝進了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受到了致命的輻射傷害。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零八個月後，鄧稼先領導團隊又成功地設計出氫彈，鑄就了國家的和平之盾。

1985年，61歲的鄧稼先終於調回北京，分離28年，妻子許鹿希終於等到丈夫回來，而丈夫卻身患絕症，一年後便與世長辭。鄧稼先躺在病牀上，對大家說的最多的是，“你們大家快回去工作吧！別讓那些國家把我們中國落的太遠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忍受着體內不停出血的劇痛，堅持寫下一份對中國核事業產生着深遠影響的報告，並叮囑他的妻子說：“這份報告比我的命還珍貴。”

1999年，在獲得兩彈一星元勳稱號的23位科學家中，有八位即出自於西南聯大，鄧稼先正是其中一位。先烈們以身許國的信念無論在何種困難面前從未動搖過，他們見證了祖國從積貧積弱到獨立自強的過程，更將自己的滿腔熱血投入其中，無愧於年少時“中興業，須人傑”的承諾。我們追憶這些遠去的背影，也更加明白，國家貧弱之時需挺直脊樑，民族復興之時當成爲棟樑！

2021年5月22日，“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勳章”獲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享年91歲。

1981年獲得我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2001年獲得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2014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有媒體統計，袁隆平共獲得國內國際大獎多達67項。這些獎項、榮譽記錄了袁隆平光輝而偉大的一生。

19歲那年，不顧父母的反對，袁隆平堅持學農。因經歷過大饑荒，深刻體會到糧食的重要性，上世紀60年代，袁隆平作出了重大人生選擇：從事水稻研究。自1962年開始，近60年來，袁隆平和他的水稻研究形影不離，直至生命最後一刻。他曾寄語年輕人：“我希望更多青年從事現代農業！”

回眸袁隆平的一生，不僅其雜交水稻研究成就值得傳頌，生平的一些小事也值得記錄、講述。

因特定的個性和性情，青年時代的袁隆平被大學同學鑑定爲“自由散漫”。他曾向記者這樣形容自己：“我有70多歲的年齡，50多歲的身體，30多歲的心態，20多歲的肌肉彈性！”晚年，袁隆平仍心繫水稻研究，他的祕書曾透露說，哪天不讓袁老看一眼田，他心裏就落空了。

不顧父母反對，堅持學農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於北京協和醫院，在兄弟五個中排行老二。1942年初秋，他從重慶市龍門浩小學畢業，進入復興初級中學，後又轉學至博學中學。

袁隆平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於南京的東南大學，當過小學校長和督學，後在平漢鐵路局工作，母親也是一名教師。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年幼的袁隆平隨父母北京、天津、江西贛州、湖北武漢、重慶和南京等地居住，主要在城市生活。

1949年，在大學填報專業時，19歲的袁隆平與父母發生了爭執。他的父母認爲，學農很辛苦，建議填報理工或者醫學專業，但當時袁隆平有自己的主見。最後，他不顧父母反對，毅然報考了四川重慶相輝學院農學系，果斷跳進“農門”。

學農是袁隆平從小產生的志趣。據他介紹，上小學時，老師帶他們去參觀一個園藝場，看到各式的花草果木，他對這種田園之美、農藝之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53年，袁隆平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南湘西雪峯山麓的湖南省安江農校教書，最初他研究紅薯、西紅柿的育種栽培。就在這裏，袁隆平看到有人餓死在路邊，意識到只有水稻纔是農民的救命糧。

“在上個世紀60年代饑荒的時候，我體會到糧食的重要性，沒有糧食吃什麼事幹不出來，所以我決定從事水稻的研究。”袁隆平說。

不看一眼田，心裏就落空了

2018年，適逢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年近九旬的袁隆平接受採訪時說，自己還有“兩個夢”：“一是禾下乘涼夢，夢想試驗田裏的超級雜稻長得有高粱那麼高、稻穗有掃把那麼長、穀粒有花生米那麼大，我坐在禾下悠閒地納涼；另一個是雜交稻覆蓋全球夢。這就是我的中國夢。”

自1962年開始，近60年來，袁隆平的心一直在水稻研究上。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心還在試驗田裏。

爲推進國家糧食安全，袁隆平提出雜交水稻雙季畝產3000斤攻關目標。2020年12月20日，在海南三亞召開全國雜交水稻雙季畝產3000斤項目啓動會，併成立袁隆平爲首席科學家的項目攻關領導小組。今年5月9日，袁隆平的“超優千號”超級雜交水稻測產傳喜訊：平均畝產1004.83公斤。

“他沒覺得自己應該休息。雜交水稻真的浸入他的血液裏，是他的命根子，他的魂。”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隆平的祕書楊耀鬆接受科技日報採訪時說。

爲方便研究，湖南省農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安排了一塊試驗田。只要在長沙，袁隆平每天都要看上好幾遍。楊耀鬆說，哪天不讓袁老看一眼田，他心裏就落空了。以這塊田爲例，其實他站在自家窗戶旁就能看到，可他依然堅持每天下樓去田裏。

生活節儉，不坐頭等艙

生前，袁隆平穿着很隨便，一點也不講究。

據新華網2007年報道，袁隆平穿的最貴的西裝不會超過800元，買皮鞋不會超過200塊錢。他有還一個“怪癖”——專挑便宜貨買。有一次，他與夫人鄧哲逛商場，看到貨櫃裏有打折到10塊錢一件的襯衫，一口氣買了10多件，“這樣的襯衣好，下田的時候穿起來方便，不用擔心弄髒了。”

作爲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袁隆平可以坐頭等艙，但他從來都是買經濟艙的票。有一次，買機票的同志考慮他工作連軸轉了幾天，爲了讓他在飛機上休息得舒適一點，就買了頭等艙的票。登機前，他才發現是頭等艙，硬逼着送行的祕書退掉頭等艙，換了經濟艙。

袁隆平對自己“小氣”，對他人卻很大方，一直樂於盡全力幫助他人。他帶的一位博士生，是從農村出來的，家庭困難。一次，這位學生打電話給他，說是父親病重住院，急需用錢，他從自己的工資裏給學生寄了2000元。

袁隆平在國際上獲得的所有大獎的獎金，幾乎都捐贈給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農業科技獎勵基金會。1981年，袁隆平獲得了我國第一個，也是迄唯一一個特等發明獎，有10萬元獎金，自己只留了5000元，其它都分給同事、同行了。

在湖南省農業科學院附近，有一家名爲“曹氏民剪”的理髮店，從2003年9月開起，袁隆平常來這裏剪頭髮。

開業10多年，剪頭髮的費用從5元漲到了20元。店主曹小平接受採訪時說，袁隆平重感情，一直是小店的忠實顧客，還親自題寫了店名；她不願收袁隆平的錢，但袁隆平每次都會把錢塞給她。

希望更多青年人從事現代農業

生前，袁隆平關心青年的成長，曾多次寄語、勉勵青年。

2002年2月26日，袁隆平應邀到武漢市矯口區與中小學生面對面交流。一箇中學生說，他看到過一篇報道，說袁院士累倒在稻田裏還不放棄研究，非常敬仰。袁隆平連忙澄清：“一定不要受到誤導，累倒還工作不值得提倡。身體纔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從來沒有在農田裏累倒過……”

2019年9月26日，西南大學農學與生物科技學院的學生們給袁隆平請教其“成功的祕訣”，袁隆平通過以視頻方式回信：“有人問我，你成功的祕訣是什麼？我想我沒有什麼祕訣，我的體會是8個字，知識、汗水、靈感和機遇。”

2020年9月8日，中國農民豐收節將至，農業農村部聯合央視等舉辦的金秋消費季“爲老鄉拼一單”大型直播活動中。當時，袁隆平寄語年輕人：“我希望更多青年從事現代農業！青年農民是國家的希望，現代農業研究需要更多的知識青年。”

同年9月，在結束一場活動休息間隙，因身體疲憊，袁隆平不方便接受採訪。當聽到有學生想跟他合影，他立馬起身，面帶笑容與孩子們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