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個人簡介

王國維個人簡介

導語：民國時期，涌現出許多名聲斐然的國學大師，像學貫中西的陳寅恪，精通哲學、文史及宗教的梁啓超，獨步古今的章太炎，他們在某些領域所達到的高度，幾乎很難被超越。提起民國大師，除了上面介紹的幾位牛人，還必須介紹一人，他就是被郭沫若稱爲“新史學開山鼻祖”的王國維，他平生學無專師，自闢戶牖，成就卓越，其著作《人間詞話》更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了王國維的個人簡介，大家快來看看吧！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省嘉興市海寧人。中國近、現代時期擁有國際聲譽的學者，被新史學的開山。

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把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與中國古典哲學、美學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系，繼而攻詞曲戲劇，他平生學無專師，自闢戶牖，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等方面爲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學術遺產；諡號忠愨。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緒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杭州府海寧州城。王氏家族世代書香，家學淵源及學人輩出的海寧鄉風，對王國維的成長和人生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孫。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將王稟及襲封前爵、賜第鹽官的王沆，在海寧受到當地人民的長期敬仰。

自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讀農學社及東文學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遊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裏，從小聰穎好學。

1883年，他七歲起，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啓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羣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並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

1886年，王國維全家遷居城內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處後成爲王國維故居紀念館。

1892年7月，入州學，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爲“海寧四才子”。求學之路1892年，王國維入州學，名在第六十餘名，同年赴杭應府試未取。1893年，又赴杭應科試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書院。他自從考入州學後，並未用主要精力準備應試，而是從博覽羣書中產生了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的興趣。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國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雖然因爲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遊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爲人做家庭教師，由其父爲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嚮往出國留學。

1895年11月，王國維與莫氏成婚。

1897年年底，王國維與同鄉張英甫等謀創海寧師範學堂，並上呈籌款緣由，未果。

1898年正月，王國維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二月，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其時在《時務報》社師事維新派人士歐榘甲，在東文學社從師日本教師藤田八豐、四崗佐代治，學習日文之餘，兼學英文及數理等。這一年戊戌變法，六君子遇害，王國維深感不平，“頗有扼腕槌胸、搔首問天之慨”（據王乃譽《日記》）。

1900年春，王國維爲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在羅振玉的資助及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於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因病於次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由東京返國抵滬，五月返家養病。八月後，赴武昌農學校任譯授。王國維的編譯工作，始自王氏在東文學社時期，日本留學後，他又在羅振玉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大量譯作，繼而成爲該刊的主筆和代主編，通過編譯，並加以自己的論述，介紹了大量近代西方學人及國外科學、哲學、教育學、美學、文學等領域的先進思想。他從1898年到上海（時年二十二歲），至1906年三十歲其間，除在東文學社、東渡日本留學，還曾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江蘇師範學堂等。此時他以攻哲學爲主，研究了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兼英法諸家，結合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又攻西方倫理學、心理學、美學、邏輯學、教育學，所譯心理學、邏輯學名著有開拓之功。他自稱這一時期爲“兼通世界之學術”之“獨學”時期。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及《靜庵詩稿》、《人間詞》。此外王國維曾擔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三十歲以後，轉治文學。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並對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進行介紹和比較，介紹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名著及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等人。同時，王國維還對美學、詞學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撰有《曲錄》等多部著作，爲《宋元戲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1908年1、2月間，王國維太夫人病故，奔喪返里。3月，與繼室潘夫人完婚。4月，攜眷北上返京，賃屋於宣武門內新簾子衚衕。僑居日本王國維和羅振玉合影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政府解體，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僑居四年有餘。在羅振玉的幫助下，有機會靜下心來做學問，研究方向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一家相鄰居，平時互相切磋，往返論學，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得以盡窺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並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他治甲骨文字，始於此時。由於專力於研究新發現的史料，並能以古文字學爲基礎，研究古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所涉甚廣，著述甚豐。此外，在戲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戲曲考》，被譽之爲“戲曲史研究上一部帶有總結性的鉅著”。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於時局動盪和清王朝滅亡，結合人生體驗，有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頗安定，學術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爲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爲一生冠。”只因生計問題，有同鄉鄒安邀其返滬，爲英國人哈同編《學術叢編》雜誌，他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於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申骨文字及商周歷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志》，爲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志》等。並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3]講學生涯1921年年初，馬衡受北京大學委託，再次來書邀王國維出任北大文科教授，爲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國維允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但沒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當時溥儀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清代慣例，在南書房工作，大都應是進士、翰林以上學問淵博的著名人物，王國維雖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學識，與楊鍾羲、景方、溫肅三人同時入南書房工作，有幸得窺大內所藏，曾檢理景陽宮藏書。

1924年冬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爲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從事《水經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鐘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自己心得、發明和獨創，對古代歷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博得海內外學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5年2月，清華委任吳宓籌辦研究院，並擬聘王國維爲導師。王國維在請示溥儀後就任。此後治學轉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國學研究院普通演講正式開始，王國維講《古史新證》。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書》課程。與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一說吳宓）被稱爲“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塾弟子遍充中國史學界。[4]溘然長逝王國維墓地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餐後至書房小坐。王國維到達辦公室，準備給畢業研究生評定成績，但是發覺試卷、文章未帶來，命研究院的聽差從家中取來。卷稿取來後，王國維很認真地進行了評定。隨後，王國維和研究院辦公處的侯厚培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相談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給了五元鈔票，王國維即出辦公室。王國維僱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王國維吸完一根菸，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於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

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後人無數的猜測。

清廢帝溥儀事後賜王國維諡號爲“忠愨”。

1927年6月3日，王國維入殮，停靈於成府街之剛秉廟，7日，羅振玉來京爲其經營喪事，16日舉辦悼祭。

1927年8月14日，王國維被安葬於清華園東二里許西柳村七間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國維逝世一週年忌日，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樑思成設計。

主要成就

作爲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傑出學者和國際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王國維抓住時代的契機，找到自己的道路，也爲學術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時期走用西方的學術與中國的學術相化合的路徑，開創學術的新境界。他中年後在“五大發現”中的三個方面，即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認爲是這些國際性新學術的開拓者、奠基者。王國維在學術上是置身於一個廣闊的國際學術平臺上來觀察、思考問題的。王國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間詞》與《人間詞話》，這兩者又構成互相印證的關係。他詞作的成就在境界的開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間詞話》所着力強調的。從具體作品分析，王國維的詞作多擺脫了抒寫離情別緒、寵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現個體的人在蒼茫宇宙中的悲劇命運，是對生命與靈魂的考問。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詩詞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傷的氣息。如《採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發現人間的苦難，是與因循守舊、知足常樂的人生相對立的境界，是人的覺醒。如此，“境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他的詞表達的就是一種哲學境界，而超越了倫理的境界。

《人間詞話》中“無我之境”的“無我”，即爲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教育學說》一文中講的“無慾之我”；所謂“理想”與“寫實”的提法，也是來源於叔本華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國維將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觀內化爲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並與中國的傳統藝術實踐進行了完美結合。《人間詞話》成爲中國美學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啓後的理論鉅著。後來王國維在戲曲研究、歷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領域進一步做出突出貢獻，也都與其極富創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導向有關。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談到了治學經驗，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詞句出自晏殊的《蝶戀花》，原意是說，“我”上高樓眺望所見的更爲蕭颯的秋景，西風黃葉，山闊水長，案書何達？在王國維此句中解成，做學問成大事業者，首先要有執着的追求，登高望遠，瞰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瞭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戀花》最後兩句詞，原詞是表現作者對愛的艱辛和愛的無悔。若把“伊”字理解爲詞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畢生從事的事業，亦無不可。王國維則別具匠心，以此兩句來比喻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得的，必須堅定不移，經過一番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帶寬也不後悔。

第三種境界：“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引用南宋辛棄疾《青玉案》詞中的最後四句。梁啓超稱此詞“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這是藉詞喻事，與文學賞析已無交涉。王國維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無勞糾葛”。他以此詞最後的四句爲“境界”之第三，即最終最高境界。這雖不是辛棄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遠意，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要達到第三境界，必須有專注的精神，反覆追尋、研究，下足功夫，自然會豁然貫通，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就能夠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三種境界”論出自晚清學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在《文學小言》一文中，王國維又把這三境界說成“三種之階級”。並說：“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今人常用這“三重境界”來解析愛情離合、仕途升遷、財運得失等等。大師的闡釋與這俗世的輪迴的確是不謀而合的。洞悉人生，愛情也罷，仕途也罷，財運也罷，所有成功的個案無非都是經歷着三個過程：有了目標，欲追求之；追求的過程中有所羈絆，堅持不放棄；成敗關鍵一刻，挺過來了，喜獲豐收。而所有失敗的個案大都是敗在第二個環節上了。

凡人都可以從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卻不是那麼簡單。成功人士果敢堅忍，不屈不撓，造就了他們不同於凡人的成功。他們逾越的不僅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們自我的極限。成功後回望來路的人，纔會明白另解這三重境界的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史學方面王國維先生書法王國維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觀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個方面：殷周研究、司馬遷研究、歷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遼金元研究、漢晉簡牘研究、青銅器物、石經、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遼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爲卓著，貢獻最爲傑出。1925年新印講義《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爲其思想方法的理論總結，提出“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結合的著名“二重證據法”。

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則推王國維。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他將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紙上的材料中國歷史古籍對比來研究，用卜辭補正了書本記載的錯誤，而且進一步對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討，得出嶄新的結論，他的考證方法極爲縝密，因而論斷堪稱精審。

他自己稱以上考證方法爲“二重證據法”，意思是運用地下的材料（考古）與紙上的材料（文獻）相量印證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這種考證方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古史研究上開闢了新的領域，創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讚頌說：“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的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哲學方面王國維在中國哲學學科建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梳理中國哲學所進行的開創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雛形。

有人認爲，王國維是西方哲學的介紹和傳播者，即所謂“早年西洋哲學之介紹”。而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王國維的“哲學姿態”雖然越來越明顯，但是由於所據文獻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將其視爲“中國美學的奠基人”。對於王國維的這種“失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首先，從學術貢獻而言，毫無疑問，他在歷史和文學上的貢獻要超過在哲學上的建樹。其次，他對哲學研究的興趣持續的時間比較短。這使得他在職業分化越來越具體的現代知識體系內很難被歸入哲學家的行列。

但是與同時代僅僅停留在對於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的大部分學者不同的是，王國維不僅能對以叔本華、康德爲代表的一些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脈絡有了更深的理解，並做出自己的評論，而且能夠運用以叔本華的觀念來整理和分析中國哲學的問題和概念，這使他實際上在20世紀初的哲學介紹和研究者中顯得高人一籌。

由於時代的限制，王國維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種“單一性接受的水平”。這種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基於接受對象的單一性而呈現出與接受對象的一致性，就從王國維的論說方式來看，他十分推崇叔本華的觀點，從他的學術取向而言，他所選擇的立場基本與叔本華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對象的單一性也使得王國維對於被接受者有着深入而正確的瞭解。分析和羅列，最後得出結論說：“哲學者，論自然、人生、知識等之根本原理之學也。”正因爲明確將哲學規定爲“根本原理之學”。王國維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顯然是建立在他對於西方哲學的瞭解和掌握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從他的文章的寫法了可以看出，更爲重要的是他是試圖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學的觀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觀念來整理和討論中國哲學的主要問題，梳理中國哲學的一些基本的範疇。

王國維認爲從總體上看，中國哲學側重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而缺乏純粹的形上學的興趣和成果。從範疇整理來說，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論性》、《釋理》、《原命》這三篇文章。比如從王國維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作品《論性》、《釋理》來說，其基本的立場顯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譯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倫理學》的影響。

王國維當時對於西方哲學的瞭解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學的方式來整理中國哲學所做的貢獻之最大的，還在於他初步創立了作爲現代教育的學科而存在的中國哲學的面貌。王國維爲20世紀中國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學傳統創立了一種範式，這種新範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徵就是以西方的哲學問題作爲出發點，對於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爲依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