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下我們的一些思維邏輯的缺陷

邏輯，指的是思維的規律和規則，是對思維過程的抽象。邏輯學是研究思維規律的學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列爲7門基礎學科中的第二門，僅次於數學，《大英百科全書》把它列爲5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邏輯學的重要性。

邏輯能夠對人的思維起到規範作用，讓人的思維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正確，對問題的處理也會更加合適。

遺憾的是，邏輯學在中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中學時，涉及極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學生在學。很多人感覺邏輯學不過是文科中的一個科目罷了，沒有必要大家都學。這是錯誤的認識，邏輯學應該從高中就開始學，而邏輯思維則應該從小學就開始訓練。

對邏輯學教學的忽視造成多數中國人缺乏基本的邏輯常識，更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的訓練，造成了中國人抽象邏輯思維能力相對較差。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維習慣來思考。其思考的結論只是根據某些經驗，通過不完全歸納、簡單類比等思維方法得出，其結論往往是不真實的。

由於邏輯知識和邏輯訓練的缺乏，中國人的思維在邏輯上具有不少缺陷，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邏輯混亂現象非常嚴重，即使是一些學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間，首都10多家主流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以醒目標題報道了10位著名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發出的強烈呼籲：社會生活中邏輯混亂和語言失範現象令人擔憂。筆者在這裏談一些常見的邏輯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維的基本單位。明確概念是判斷與推理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來的判斷和推理就也就很難保證其正確性。

中國人不善於，或者說是不屑於去辨析概念，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國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個明晰、全面、準確、嚴格的定義？幾乎沒有。中國的哲學家極少下定義，儒家講仁？什麼是仁？衆說紛紜。老莊講道，什麼是道？沒有定義。《墨子》中有一點，有對“同”、“異”等抽象概念的定義，非常難得，墨子很偉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馮友蘭先生說：“蓋一名必有一名之定義，此定義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爲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同樣的一個詞，可以表達或者說是對應多個不同的概念。討論問題之前，必須首先弄清這個詞所表達的概念的定義，即一個概念的內涵。概念不清，那麼圍繞這個概念的一切討論都會變得混亂甚至沒有意義。辨析概念是邏輯思維中判斷與推理的基礎，概念不清，判斷與推理就難以進行；即使進行，也可能會產生錯誤的或是模糊的結論。

當人們討論某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對於所討論問題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對於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麼後面的問題的就沒法討論了，討論下去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他們談的是不同的東西。

舉個簡單的例子，幾個人討論馬。第一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000斤重的馬。第二個人說，我見過一匹10釐米長的馬。第三個人說，你們是開玩笑吧，哪裏有重達萬斤的馬？更不會有10釐米長的馬！第一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河馬！”第二個人回答道：“我說的是海馬。”正是因爲他們對“馬”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討論又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海馬和河馬都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馬，此處只是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範偉的的一個小品《賣車》中有一個腦筋急轉彎題，問：“你家的狗爲什麼不生跳蚤？”範偉回答說是因爲講衛生，而正確答案卻是：“因爲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別的玩意兒來！”範偉說：“你說是出生的生啊！”這個問題也是概念的問題，範偉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說的是“出生”的生，雖是同一個字，但是表達的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許多腦筋急轉彎都是通過概念的轉換來迷惑人的。我國的燈謎，大多也是靠着偷換概念來實現。

趙本山的小品《不差錢》中用了“屁精”一詞，引起了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質疑，因爲這個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指善於拍馬屁，二是指同性戀。理解不同，對小品的評價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們討論美女的時候，一個人說這個女孩好漂亮，另一個人說一般情況，又有一個人說根本就是個恐龍嘛！之所以產生這種差別，因爲在他們心中，美女的標準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標準來討論，這種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我們在生活學習中的一些爭論，往往各說各理，誰都不服氣，雖然大家說的是同一個詞語，但是對這個詞語的理解卻千差萬別。即這同一個詞語，表達的卻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討論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個話題，怎麼會有結果呢？當然，對於一些常用的詞語，我們應該按約定俗成的理解來討論。

而在國家政策方針、法律、規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亂將會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產生違法犯罪行爲，給國家人民帶來損失；或者造成執行者無所適從，執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們的行政區劃體制中，“市”便是一個不倫不類的詞。一般來說，城市指的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爲主要特徵的居民點。而在我國，由於實行的是市管縣的制度，作爲行政區的城市，實際上是既有城市又有農村的地區，很多所謂的城市其農業人口還要多於城市人口，是實際上的名實不符。這種名實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響，在城市規劃和經濟社會發展上出現了不少偏差。

比如說“上海市”這個詞，作爲城市的上海市和作爲直轄市行政區的上海市是兩個概念。作爲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區，作爲直轄市則包括郊縣。理解不同，做各種研究的時候，結論就不同。所以我國的直轄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個即有城市又有農村的省級行政區。所謂重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無稽之談，照這樣說，中關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轄市當成城市來看，當成城市來研究、規劃、制定政策，就會產生很多錯誤認識。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區很擁擠，但如果用直轄市的人口和直轄市的面積來算，則小於很多同級別的國際都市。

在這種行政體制下，作爲直轄市近郊的郊區便會無所適從。是城市還是農村？應該把建設重點放在哪兒？是放在離市區近的地方，還是放在傳統縣城？或是另建新城？結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農村，缺乏長遠建設規劃，土地人力財力等資源嚴重浪費。沒有自己的中心城區，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應不能發揮。上海市嘉定區就是一個例子。幾十年來，嘉定的建設中心便是多變的、分散的，嘉定鎮是老縣城，後來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現在開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鎮又新建了安亭新鎮，南翔鎮、江橋鎮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區，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從二十年前就能確定一個建設中心，現在嘉定早就發展成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區都處於這種尷尬的狀況之中。

在中國的很多法律法規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則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不斷地出臺司法解釋，全國人大不斷出臺立法解釋，就是爲了填補法律的漏洞，對某些概念和條文做出更爲清晰明確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釋這樣的嚴重損害法律嚴肅性的情形並不少見。

再看一個醫院亂收費的報道。據《楚天都市報》2009年10月29日報道，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醫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諮詢費”、“疾病健康教育費”。當遭到羣衆質疑時，醫院領導拿出了上級的文件，說明可以收取這個費用。確實，黃岡市衛生局有相關的文件，但問題就出在這個文件上。文件只規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麼是“健康諮詢”？什麼是“疾病健康教育”？卻沒有具體的概念界定，這就留下了漏洞，醫院就可以隨意地理解這個概念並收費。正如該醫院護士所說，“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們平時對你說的話。”“健康諮詢”就是患者向護士詢問的話。按這種理解，他們就是收費有理。實際上，像這家醫院這樣收費的絕不是個別現象，很多醫院都在鑽這個空子。這個事件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爲制度制定者沒有明確相關概念的內涵。

陳志武在《中國人爲什麼勤勞而不富有》一書中講過這樣一件事，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提出的很多條款都是籠統和模糊的，比如：美國應該爲中國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這句話作爲合同協議條款怎麼理解呢？什麼叫“應該”？什麼叫“更多”？什麼叫“管理人才”？怎麼樣算“培養”？每一項都是模糊的，是無法明確的，雙方都難以執行，美國完全可以不認賬，“應該”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國家可以用“經驗不足”來作爲藉口，但其實是思維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嚴謹的法治思維，概念模糊。而這些參加談判的都是中國的精英、專家，連這些人的思維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別說其他了。而反觀美國提出的條款，則要明確、嚴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