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電影《可可西里》用生命詮釋的存在、道德和信仰
《可可西里》是陸川執導的一部電影。影片講述了記者尕玉和可可西里巡山隊員爲了追捕藏羚羊盜獵分子，保護藏羚羊和生態環境，頑強抗爭甚至不惜放棄生命的經歷。
看完陸川的新現實主義風格新片《可可西里》，美國哲學名家羅蒂(Rorty)認爲這是他近年來看到的最好片子，他說他爲其充滿力量感的真實所震動。真實並且"有力量"，這一點很重要，它觸及這個時代的一個美學觀點問題。近年來人們似乎特別喜歡拍攝"真實的"記錄片或者記錄片風格的電影，如此喜歡以至於無條件地崇拜"真實"而忘記了真實是需要力量的。太多軟弱的真實或者無聊的真實最終會傷害人們的智力水平。
記錄片以及記錄片風格的故事片是現在的一個時尚，這有着社會學和文化政治的背景。一個比較表面的原因是，現代社會是個殘酷的生存事實，人們總是被迫看着這個令人失望的真實世界，於是就寧願去看虛假的世界。好萊塢式的"造夢"影片就迎合了人們對美麗的虛假世界的需求，正如王朔曾經指出的，大衆文化就是專門表現那些虛假的真善美的。人們的智力終於在虛假世界中受到了傷害，於是又開始特別喜歡真實。記錄片和記錄片風格的影片便因此能夠以超越了大衆文化的另類姿態去成爲又一種大衆文化。真實雖然總是悲慘世界，但人們能夠在觀看"別人的"痛苦和無聊細節中獲得"暫時倖免於痛苦和無聊"的快感，同
時又能夠用那些痛苦的真實折磨自己，總之，人們喜歡"真實"與"夢'的反差效果。我們可以觀察到，"造夢"和"寫真"正是當下並存的兩種大衆美學觀點。"夢"和"真實"都有可能是非常無聊的，所以，無淪"造夢"還是"寫真"都不是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仍然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美學問題：一個作品怎樣才能成爲一個有力量的作品。不過我更願意把這個問題說成：一個作品怎樣纔不至於傷害我們的智力水平。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現在已經有太多的造夢片或者無聊瑣碎的寫真片損害了人們的智力，它們大膽地假定觀衆是白癡和窺淫癖。
記錄片風格的流行可能還有更深入的精神原因。在這個信息決定生存機會的時代，對信息的需求發展成爲人們一種強迫症，成爲一種無論何時何地的盲目渴望，人們渴望知道更多"真實的'事情。很不幸，絕大多數的信息都是謊言，因爲絕大多數的信息在本質上都是宣傳和廣告。由於人們所"聽"到的主要是些明顯的謊言，於是不信任聽覺，轉而相信視覺，人們想"看"不想"聽"。艾柯曾經指出，只要一用語言，一說話，就是不同程度地在說謊，只有鏡子纔不會說謊。如果把"看"和"聽"當作不同的精神氣質的隱喻，那麼可以發現"看"和"聽"在歷史上不斷循環更替，例如，希臘時代人們重視"看"，而宗教時代則只讓人去
"聽"，到了現代早期，"看"又重新變得重要，而到了當代這個徹底商業化的時代，"聽"又變成人們的主要生活方式。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又想要自己去"看"，這又是物極必反的現象。
陸川的《可可西里》是個社會學式和人類學式的故事片，屬於"看"的慾望。它是個關於可可西里民間自發的巡山隊和偷獵者的真實故事，命運把他們雙方捲入到環環相扣的暴力、血腥、博弈之中，但是沒有女主角——看來陸川不需要這個作料。一個難得一見的充滿男子漢情懷的影片，剛毅，果斷，義無反顧。儘管命運不可抗拒，但沒有一個情節是可以預料的，這一點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它是一個作品對觀衆智力水平的`尊重。最後一槍沒有鋪墊，一打就死，沒有廢話，像塔倫提諾的《低俗小說》或者《落水狗》一樣利索。《可可西里》基本上都以這種乾脆利索的時間節奏在敘事，以至於這個影片需要再看一遍。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一位法國人類學家Le Pichon對《可可西里》的一個嚴肅而詭異的評論，他說這個影片實在"很美"。這個說法都敢說，顯然有些不同尋常。如果是說這個影片的鏡頭、動作、音樂和色彩等等很美，這樣有目共睹的東西並不需要這樣愚蠢地指出來。而且，按照習慣，"美"這個詞彙通 常用來談論那些多少有些浮華的景象，比如優美、柔美、秀美之類。這不適合陸川的電影，尤其不適合《可可西里》，當然，也許我們可以說它是"壯美"的，但這樣一些美學詞彙未免不合時宜，儘管說得沒錯。法國人類學家進一步說，他說的當然不是有目共睹的視覺美，而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那種在"殘酷真實"背後的美。他補充說，因爲這種無形的美，這是他十年來看到的最好的片子。
《可可西里》是個很好的美學個案，它表達了一種值得分析的美學觀點。我感興趣的是，《可可西里》是如何超過當代作品的文化陷阱的。
通常，一個作品總有其"自己的"美學觀點。這個說法有些古怪，需要解釋，顯然，即使最沒有個性的作品也總有一點點自己的"書寫痕跡"——也許德里達會看重這種由任意性所形成的所謂"個性"。不過，我們通常卻不會在"書寫痕跡"的意義上談論到個性，因爲它終究並不代表什麼意義，即使從對意義的解構的角度去說，沒有力量的"書寫痕跡"其實也解構不了什麼。我疑心後現代主義過分誇大了"另類"和"個性"的價值。意義總是公共性的，或者說，如果一種意義不具有公共性，就沒有力量，因爲沒有公共意義就不能構成社會事實，因此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也就沒什麼意義。，這就是爲什麼許多"自己的"記錄片缺乏力量和魅力的一個原因。無論如何，公共性是力量的來源，無論是商業電影還是藝術電影，都同樣需要通過公共意義而獲得力量。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區別只在於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公共美學觀點。美學觀點當然有庸俗和精良之分，但它們成功的途徑是相似的，都需要在公共性中獲得力量。問題不在於："你有什麼自己的經驗"，而是"你爲我們選擇了一個什麼樣的經驗"。因此，在追求"真實"的時候，就不得不關心到底是"誰的真實"。
列奧•斯特勞斯從"古今之爭"的角度分析了現代性的文化氣質，這很有啓發性。這裏可以借用這個分析角度。從文化氣質上看，現代性起源於平民反對貴族，這是現代文化不重視品質的病根。平民的精神追求是能夠成爲有意義的"個體"而免於僅僅是"大衆"中沒有意義的隨便一個。現代文化果然突出了個人經驗，可是，如果失去了卓越品質，所謂的個人經驗和創作就具有了不可救藥的相似性，雖然是"自己的"經驗，但卻是可以集體"加總"的無個性因素。追求每個人的個性就是失去個性的一個重要原因，顯然，"與衆不同"只有通過卓越品質才能夠實現，同水平的不同經驗其實是雷同的。而由於卓越品質意味着高於衆人，所以爲現代社會所反對，全體民主、普遍商業和大衆文化都直接反對優良品質。從表面上看，大衆文化(例如好萊塢式大片)和邊緣文化(例如邊緣影片)好像是互相對立的追求，可是它們都不追求品質，都追求的是平等，結果就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平等是好的，但是平等不能產生好的東西。這就是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性困難。
進一步說，無論是現代大衆文化還是邊緣文化都通常被以爲是消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運動，大衆文化似乎是人民忘記政治的"嘉年華"(人民被假定需要墮落)，而邊緣文化則似乎是人民對政治支配的反抗和意識形態批判(人民被假定需要憤怒)，這兩個似乎爲民着想的理由被盲目地假定具有正當性，既然具有正當性，就又成爲不需要講究品質的理由。可是，在人偷換概念的時候，歷史已經偷換了本質。在今天，現代性的政治運動已經由原來的反對權貴變成了反對人民，因爲當代的政治支配力量主要不再是傳統的政治權威，而變成了商業意識形態和國際政治意識形態。在這種新政治格局中，傳統的政治權威已經退居第二權威，
而商業和國際政治意識形態通過欺騙人民而反對人民。在這個背景下，大衆文化和邊緣文化不再是對人民的救助，而是誘導和鼓勵人民墮落，它不能消解政治，而是自身成爲一‘種生活政治。
人們沒有忘記也不可能放棄對品質的渴望，因爲人想要好東西，這是本性。品質接近希臘的"卓越性(virtue)"概念。很容易證明所有人都喜歡品質，例如，智慧和勇敢是經典品質，雖然許多人並不勇敢又沒有智慧，但每個人都喜歡或羨慕勇敢和智慧;或者，並非每人都能夠成爲冠軍，但顯然都願意成爲冠軍。可是在這個充滿謊言和僞劣產品的時代，要追求品質成爲了一個文化難題，其中一個荒謬的原因是，生產贗品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更簡易，而更容易成功，贗品不需要認真思考，不需要創造性，不需要手藝，不需要冒險，勞動和智慧同時被貶值。這是個贗品的時代，連人都是贗晶。正因爲贗品便宜，因此成爲了品質的替代品，贗品因爲"可以湊合"而氾濫，結果整個生活都變成了贗品。但問題是，贗品無法永遠湊合，因爲贗品的生產會在"贗品的贗品的贗品......"這一可怕的墮落過程中最後成爲廢品。
說了這許多關於品質的困境，是爲了說明《可可西里》所表達的與衆不同的美學觀點是一個迴歸品質的觀點。而《可可西里》這個影片本身就是迴歸品質的一個例子。如果我對"品質"的理解沒錯的話，那麼，品質意味着創造了一個有力量的真實，同時，因爲這個真實是有力量的，所以它可以被分析，卻不需要被解釋。與此對比，僞劣產品不能被分析，如果分析就完了，因此總需要許多令人吃驚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