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娃到新銳作家,雲南80後的成長故事
甫躍輝：1984年6月生，雲南保山人。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短篇小說見《人民文學》《收穫》《上海文學》《十月》等文學期刊，被《人民文學》列入2011年度“新銳十三家”名單。小說集《少年遊》入選2011年度中國作協“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獲得2009年度《上海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第十屆華語傳媒大獎年度新人提名獎，短篇小說《巨象》。來看看他的成長和創作經歷。 靦腆，看上去習慣沉默。揹着雙肩包，站在新圓通影城的三樓上，笑起來非常爽朗。這是雲南80後作家甫躍輝給我的第一印象。那是2012年的末尾，甫躍輝從上海到昆明參加高黎貢文學節，他是本屆文學節的入圍作者。 從保山施甸一個閉塞的鄉村，到前沿都市上海讀大學，畢業後到文學雜誌社工作，業餘時間創作小說，這是甫躍輝現在的生活，與中國絕大多數寫作者一樣，平凡而充實。但因爲有着“王安憶弟子”“中國第一個文學寫作碩士”等甜蜜的光環，甫躍輝備受關注。 最近，他的短篇小說集《動物園》出版，這已是他的第三部純文學作品。對他的創作態度和才情，文學界前輩甚是欣賞，評論家李敬澤開玩笑說，他是“郁達夫轉世靈童”，70後作家徐則臣甚至說：“他具備了在這個時代可能成爲好作家的幾乎所有條件：有才華，接地氣，有故事。” 【閉塞鄉村山裏娃】 記者：你在一個隱匿於崇山峻嶺的閉塞山村中長大，你和弟弟分別考上了復旦和北大，這件事在當地應該挺轟動的？ 甫躍輝：確實引起一些轟動。我們那個地方，它還不像騰衝和保山那樣的小城市，而是施甸縣的一個小村，挺落後。我弟弟考上北大，之前有四五年，之後也有十來年，沒有人考上北大、清華。復旦的話，我是我們那個村第一個考上的。 記者：現在看來，你們學習的驅動力源於何處？ 甫躍輝：我們縣的高中考上好點的大學的，要麼是官員的孩子，要麼父母是老師。像我家就是農民，我父親是木匠，他們都是初中畢業，但他們挺開明。從小，我和我弟弟放學回家，都會幫忙幹農活，比如插秧、割草什麼的，當時沒有其他同學那麼好的背景，父母也非常鼓勵我們，我們兄弟倆也互相鼓勵。 記者：聽說你和弟弟從小嗜書，閒暇時手中總有本書，這與生活環境有關嗎？ 甫躍輝：也沒有那麼誇張(笑)，其實我們小學時候吧，讀的書非常少，接觸到的書也非常少。印象深的只有兩本，都被我們兄弟翻爛了。一本是我爸到縣城裏，在新華書店買到的《兒童三百六十五日學成語》；還有一本是古典詩歌，從魏晉開始一直到宋朝，五言律詩、絕句什麼的，看了一遍又一遍。高中時候纔開始比較多的看書，《紅樓夢》什麼的都在看。那時候對文學開始有一些興趣，但還沒有分科，在我們那個學校，大家都會朝理科發展，但我就是語文比較好，高考的時候，我的語文成績是全省第二名。 【從最熟悉的經驗出發】 記者：認識你的人，都說你腦子裏有一大堆故事，這些故事從哪裏來？ 甫躍輝：很多是想象的成分比較重。好多人也跟我說，我的小說的細節描寫具體，畫面感強，比如短篇《巨象》，我的好多朋友會對我說：“啊，這是你的真實經歷呀。”我有個小說《魚王》，開始發在《大家》雜誌，它的來源特別簡單，我很小的時候，我爸跟我講過一個事，我們縣有個很大的水池，他們就去抓魚，有個漁網捕到一條很大的魚，把漁網都掙破了，就這麼一個事，非常簡單，就成了我的一箇中篇小說，有些事會永遠存在你的心裏。 記者：讀書、學習、寫作……都是挺耗神的，你通常怎麼去放鬆自己？ 甫躍輝：我也沒什麼事，上班看稿，閒時就看看書、寫小說、睡睡覺，中午打打兵乓球，喝酒呀這些事非常少，女朋友非常理解(笑)。 記者：寫作者所寫的內容，通常都繞不開故鄉的風物和人事。比如，你小說中的柳浪鎮、天和鎮，以及不知生長了幾百年的香樟、笨頭笨腦的石橋等，它們有原始的參照物嗎？故鄉對你的小說創作有哪些深刻影響？ 甫躍輝：就像你說的，許多寫作者也會這樣用。魯迅有魯鎮，莫言有高密東北鄉，國外的作家也很多，到了70後的作家，也還用，80後也有許多人弄，許多人都會用什麼鎮、什麼村，並不是說這種方法落後，但別人已經用過太多了。某一個地方，它可能會讓你的小說有特點，但不是說每部小說都要用那個地方，如果那樣，我會覺得俗套。但故鄉確實對我的寫作有很深的影響，開始創作的時候，人都會從自己最熟悉的經驗出發。 【寫作專業不是培養作家的】 記者：流行觀點認爲，寫作才華是先天所賜，無法培養。但你的身份卻很特殊——中國第一代文學碩士，師出名門，是王安憶的學生。你怎麼看這種“甜蜜的負擔”？ 甫躍輝：不知道該怎麼說，我老覺得這是個僞問題。大衆可能有一個誤解，都認爲復旦那個文學寫作專業，是培養作家的，實際上，這個專業是教寫作的，不是培養作家的。教寫作和培養作家完全是兩回事，相對來說，爲什麼大家不說數學系是培養數學家的？數學系有幾個數學家，物理系有幾個物理學家呢？歷史系出來就是歷史學家，哲學系出來就是哲學家嗎？不可能，是吧。它跟跑步一樣，每個人都會跑，但不能每個人都成爲劉翔，但劉翔依然是需要有教練的。寫作專業，就是教一些寫作的基本規律，至於你能不能成爲作家，那還要看你自己的修爲和歷練。任何東西，都是需要先天和後天的結合纔可以。 記者：王安憶對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到目前爲止，你在寫作上的一些困惑，能從她那裏找到答案嗎？ 甫躍輝：影響確實很多。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會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除了寫作專業上的東西，還有一些爲人處世、人格上的影響。至於寫作的困惑或者說焦慮，我認爲具體在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內在的，我常會問，我要怎樣才能把這個小說寫好？我能不能有突破？我知道一個事，但想象中和寫出來的卻往往不一樣，想象美好，寫得卻很爛，想要表達的，表達能力往往達不到。有些表達出來了，思考卻不夠深，比如思考“死”，太多太多人想過了；比如愛情，要寫好，真的太困難，這種內在的困惑，任何人都幫不了你、解決不了，只能靠自己更多閱讀、更多思考。 可能還有一些外在的東西，對寫作來說根本不值一提，但常常也會困擾着許多人，發表在什麼刊物，印發了多少，收到什麼影響，獲得什麼獎項，按理說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但人畢竟都是世俗中人，總會想這些，這個時候就需要你去理解、平衡、看淡。像獲獎呀、發表了什麼文章呀，王安憶老師絕不會在任何場合提起。 【寫之前不考慮讀者】 記者：據你自己的分析，從成名史看，王蒙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路遙有《人生》，王安憶有《雨，沙沙沙》，餘華有《十八歲出門遠行》，徐則臣有《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等，都是寫青年的，到了80後，就成了“青春寫作”，在你看來，寫青年(比如你的《少年遊》)和青春寫作，本質上的區隔在哪裏？ 甫躍輝：(笑)實際上非常難區隔，但一定是有區別的。比如王蒙，他寫的也是青年，這樣的作品，跟青春寫作就不一樣。這可能跟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一樣、教育不一樣有關。80後，就多會寫校園，可能跟我們受娛樂文化的影響有關，包括瓊瑤劇的影響呀， 寫出來的作品都比較雷同，劇情都比較狗血。憂鬱呀、患絕症呀，等等，儘管沒辦法說出區別來，但讀過後還是能感覺到。 記者：你說，以郭敬明爲代表的“80後作家”的讀者，大多是獨生子女，自戀自閉，自傷自憐，又賣乖耍酷。無論何種態度，都是爲了向周遭的社會表現自己的獨一無二——他們在自己的小家庭裏本就是獨一無二的。郭敬明的小說，有可能就是因爲他們而出現，卻缺乏像蘇瓷瓷那樣的80後作家一樣，對青春生命有深度闡釋。你寫作會考慮讀者嗎？你在文學的路上，一直堅持的東西是什麼？ 甫躍輝：我一直在堅持的，就是我跟你說的，怎麼把自己思考的東西，更好地表達出來，把你想的，真正寫出不同於別人的看法。至於說讀者， 我是從來不考慮的。有些讀者給我的一些反饋意見，有時候我會覺得很扯淡，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知音。 記者：也就是說，在對純文學價值的追求和對名利粉絲的追求之間，你選擇前者？ 甫躍輝：對呀，也談不上什麼名利吧。你要給我10萬、20萬、100萬，讓我去寫郭敬明他們寫的那個東西，我也寫不出來(笑)，每個人的經歷、思考都不一樣，不是你想要怎麼樣，就能怎麼做。寫作是對認知世界的表達，並不是說，我對世界的認知是一個樣，我的寫作又是另一個樣，不是的。沒有那麼偉大，也沒有那麼玄妙。 都市時報：有沒有一個夢想，這樣一直寫下去，今後要怎樣？ 甫躍輝：(笑)我當時被保送讀研的時候，面試，老師問我一個問題，你要寫到什麼程度？我總不能說寫得很差吧，當時我就瞎胡扯，說要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程度，老師就看了我一眼。我是開玩笑似的就這麼說了，人家那是世界超一流的作家，要達到那個水平，99.99%是不太可能了。我說的不是名利上的追求，而是對世界的一種認知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