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後人，這一百年來兒女四散，有毀有譽；孫輩曾孫，幾經沉浮

袁世凱的後人，這一百年來兒女四散，有毀有譽；孫輩曾孫，幾經沉浮

寄語：100年前的6月6日，袁世凱帶着他破碎的皇帝夢離開人世。“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國也不會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會暴卒。”美籍華裔歷史學者唐德剛如此評說。一個人無法改變歷史的走向，卻有可能打亂歷史的進程。袁世凱在百年前中國劇變之時，無疑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這是他的能耐，也帶來了他的複雜。“歷史人物至少要100年後纔看得清楚。”他的曾孫袁宏宇這樣說。現在，正好是100年後，人們看清楚袁世凱了嗎？看清楚了多少呢？袁世凱的後人，這一百年來兒女四散，有毀有譽；孫輩曾孫，幾經沉浮。跟着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袁氏家族的各個成員的情況吧。

一子落魄，一子風光浪蕩，一子頗受尊重

袁世凱“竊國大盜”的名頭，在他去世當年，就已經被同時代的人認定了——長沙人黃毅編著的《袁氏盜國記》問世。7年後，連晚清遺老胡思敬都撰寫了《大盜竊國記》。“袁世凱把民國政府的法統來源定位在清帝1912年退位，這就等於抹去了孫中山的功績。袁世凱死後，孫中山的‘護法戰爭’就是要重新樹立革命黨人建立臨時政府這一法統來源，要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竊國’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的。整個民國時期都採用了‘竊國’這個評價。但後來在國民黨的話語體系裏，不僅帝制復辟是大問題，袁世凱之前的所有行爲也都被負面解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說。

罵名之下，袁家幾房子孫的命運急劇裂變。袁世凱有一妻九妾，共生育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其六子袁克桓的長孫袁宏宇說：“老爺爺去世後，家眷大多遷居天津大營門，形成了一個袁家大院。當時怕改朝換代要遭到清算，躲到天津租界裏就不好抓了。”

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想當“太子”，是狂熱推動父親稱帝的人，因而天津的袁家後人多不願與他來往。抗戰時期，袁克定一支日益敗落，以典當舊物爲生，他晚年只能借住在表弟張伯駒家。張伯駒回憶，華北淪陷後，日本情報頭子想拉攏袁克定加入僞政權，被他回絕。他對張伯駒說，出任固然有了財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漢奸。張伯駒的女兒張傳彩回憶說，她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上學時，課本上大罵“竊國大盜”袁世凱和“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過她回家見到的袁克定，已是落魄的七旬老人，完全沒有“現代曹丕”的樣子了。

與袁克定曾經炙熱的“太子夢”截然相反，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從一開始就反對父親稱帝。當他的哥哥緊鑼密鼓推動帝制時，袁克文卻醉心詩詞戲曲，結交名士。1915年秋天，袁世凱稱帝傳聞甚囂塵上，袁克文帶着姨太太遊頤和園，泛舟昆明湖，觸景生情作詩兩首，其中有一句“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當時大爲轟動，被認爲是他反對帝制的心聲。“老爺爺去世後，我爺爺也遷居天津，但他經常去上海。”袁克文的孫女袁靜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因爲他喜歡唱戲、書法，上海有很多他的票友和文人朋友，他還是上海青幫的大哥。”這位風流二公子娶進門的姨太太有好幾位，交往過的女子更是不可勝數。他沒再做任何工作，只靠題詞賣字得些錢。比起大哥袁克定，他的活法風光而浪蕩。1931年他去世時只有42歲，據說送葬的有上千人，其中既有青幫的弟子，也有自發而來的妓女。

袁家人有一句話：“長子克定最有權，次子克文最有才，六子克桓最有錢。”與兩個哥哥相比，走上實業道路的袁克桓一生要幸運很多。“老爺爺還在世時，我爺爺就和幾個兄弟一起被送出國讀書。他們都由後來的‘南開校父’嚴修帶着，去歐美等國遊歷，學校、專業都是嚴修幫忙挑選的，學軍事、歷史、化學等，各專業都有。我爺爺回國不久，老爺爺就去世了。他繼承了老爺爺的股票，又從幾個兄弟那裏收購了一些，主要有開灤煤礦、耀華玻璃廠、啓新洋灰公司等，都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公司，他擔任這些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等職。後來，他還創辦了江南水泥廠等。做實業是條辛苦路，江南水泥廠建平爐的時候，他去實地考察，天氣很熱，背上都是痱子。新中國成立後，他成了民族資本家，倒是受尊重的。我爺爺是1956年農曆八月十五去世的，從此我們家就不過中秋節了。”袁宏宇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對袁世凱的評價深刻影響後人命運

“袁世凱真正進入學術層面被研究是很遲的事，因爲中國時局變化太快，北洋亂局、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接連不斷。在大陸學界，初期比較有影響的是上世紀40年代陳伯達所寫的《竊國大盜袁世凱》。”馬勇說。在這本書裏，陳伯達稱袁世凱爲“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將他視作“反動派爲了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來絞殺中國的前進步伐，而推選和訓練出來的不尋常之人”。這一評價在很長時間裏，成爲大陸官方對袁世凱的主流評價。馬勇認爲：“陳伯達是有學術背景的，但現在來看，這本書主要是一種政治話語，在當時反蔣的背景下，袁世凱被用來影射蔣介石。”但這套政治話語，深刻地影響着袁家後人的命運。

袁靜的父親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兒子。提起父親，袁靜很傷感。袁家楫上中學時，日僞當局推行奴化教育。袁家楫對學日文很牴觸，帶領同學們捉弄日文老師。日文課上不下去，老師就把他的情況報告給日本憲兵隊。一天晚上，學校的人跑到袁家楫姐姐家，說日本人要來抓袁家楫，讓他快跑。那年汪僞海軍在天津招人，姐姐就給袁家楫報了名，他便到山東威海當了一名汪僞海軍。訓練了一年多，袁家楫受不了枯燥的生活，找機會跑了出來。不久，日本投降了，袁家楫到美國贈送給國民政府的軍艦上服役，後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但父親並不喜歡臺灣的生活，他很快得到了一個去香港的機會，藉機跑回了天津。”那時的袁家楫二十來歲，常常去天津的舞場跳舞，舞技出衆，玩得很快活。

1950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袁家楫被抓了起來。“因爲他迴天津時曾跟同伴說，要是找不到工作，還回香港去[]。這句話讓他被懷疑是特務。”袁家楫被送進監獄，一關就是3年，之後又在工廠和農場勞動改造，一晃二十多年。“那時父親表現比較好，組織上允許他成家，1959年我出生了。父親通常一個星期能回家一天，要是形勢緊張他還回不來。”“文革”開始後，袁家楫在押，袁靜的母親劉愛芳多次被批鬥。紅衛兵總是質問她，爲什麼要嫁給袁世凱的孫子，爲什麼還不離婚。

袁靜在1967年上了小學。“有一次學校要填表，出身一欄怎麼填，父母爲了難。那一晚我和弟弟都睡下了，聽到他們倆在小聲商量，爸爸說是不是填軍閥？媽媽說這麼一填，孩子不就毀了嗎？但他們也沒辦法，最後還是填了軍閥。第二天早上他們怕我看見，還把表裝在信封裏，讓我交給老師。上到三四年級，歷史課講辛亥革命，老師就直接點我的名字，說我們班上就有反動派、賣國賊的後代。下了課，一幫女同學在我後面又追又罵，一直追到家門口，我進門的時候還伸腿絆我。小孩子哪受得了這個打擊，回家後就放聲大哭。後來一到歷史課，我就逃課。那時看着別的孩子戴着‘紅小兵’的標誌，我很羨慕，覺得自己特別渺小。”

袁宏宇比袁靜大9歲，出生於1950年，童年的感受也差不多。“記得我懂事的時候，正開始‘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當時袁家第三代還有好幾位在世，但各家也不怎麼走動。一走動居委會就會懷疑你們是不是要串聯、要復辟，我們小孩子也戰戰兢兢的。上學後看課本上的內容，總有一種自卑感，感覺我的祖宗做了那麼多壞事，好像我也有罪。”

有一次，袁宏宇問曾和袁世凱有過接觸的老保姆，老爺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她說，老爺爺從來不責罵下人。給他請安時，他就點點頭。但大家都怕他看，他一看，大家就被嚇得不敢擡頭。因爲他的眼睛像電燈泡一樣，明亮、銳利，不怒自威。她還說，你老爺爺下身短，上身長，站着比所有人都矮，但坐着比所有人都高，那樣的人天生就是坐着的人，是一個貴人。”

袁家騮的省親之旅

對袁世凱評價的轉折出現在1973年。那一年，袁家楫同父異母的哥哥袁家騮從美國回來了。袁家騮曾在燕京大學讀書，與校長司徒雷登因爲對無線電的共同興趣而成了忘年交。1936年，他在司徒雷登的引薦下赴美留學，並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二戰結束後，他在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和普林斯頓大學從事基礎物理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還曾獲得全美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和駐美工程師協會科學成就獎。袁家騮的夫人吳健雄也是著名核物理學家，有“東方居里夫人”之稱。

1973年，袁家騮夫婦回國省親，走訪了7個多星期。他們見到了久別的兄弟姐妹、從未謀面的侄兒侄孫，還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宴會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舉行，在座的還有郭沫若、錢學森等人。一見面，周恩來就風趣地說：“吳教授是江蘇人，袁教授是河南人，安徽在江蘇、河南之間，所以我就在安徽廳接待你們。”他們當天下午6時開始吃飯、談話，一直持續了6個小時，午夜方散。據袁世凱六弟的後人袁曉林回憶，三伯袁家騮後來告訴他，當時周恩來說了一番話，大意是：“袁家出了三個‘家’，你祖父（袁世凱）是政治家，你父親（袁克文）是文學家，你（袁家騮）是科學家，現在袁家後人中又有了共產黨員，你們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進步了！”

此後，物理學家盧鶴紱院士在上海接待了袁家騮夫婦，主持了他們的學術演講會和座談會；在黃河下游及黃土高原，工程專家給他們講解治理黃河的方法；在全國各地，他們既參觀了文物和試驗所，也參觀人民公社、工廠，和學生們隨班上課，和下鄉知青談話。

周恩來以“政治家”來評價袁世凱，並且以較高規格接待袁家騮夫婦，直接帶來了袁家人的命運向好。袁家楫就是其中之一。“父親獲得了自由，他後來在天津市交通局下轄的汽車修理廠工作，還成爲天津市的政協委員。”袁靜說。

袁宏宇的父親袁家宸，也曾經留學美國，1949年回國。他有心報效祖國，最初沒有單位敢接收，後來當了一名中學老師。“我父親開始教的是化學。‘文革’結束後，學校知道我父親曾經在美國留學，就讓他教英語。他和我母親一輩子都是教師。”

袁世凱研究有了一絲“學術溫情”

中國大陸真正全面、客觀地研究袁世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國內的研究開始比較晚，一是因爲原來很多歷史學者只看重古代史，不屑於做近代史研究；二是因爲袁世凱不是文人型歷史人物，與梁啓超、康有爲、章太炎這些著書立說的人相比，袁世凱留下的多是談話和公文，沒有多少自我意識的表達，所以研究的餘地不大。”馬勇說，“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副所長李宗一在上世紀80年出版了一本《袁世凱傳》，雖然裏面還是有不少‘左’的表達，但是已經進入學術研究的層面了。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更深入，眼界更寬闊，一些原來在神壇上的人被拉下來，而對袁世凱這種原來在黑色地帶的人則有了一絲‘學術溫情’。”

2013年，一套36冊的《袁世凱全集》出版。主編之一、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駱寶善說：“如果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歷史事件看成各種勢力的博弈和妥協，把袁世凱放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對他的評價就能更符合實際。我們以前常說的袁世凱幾大污點，比如戊戌告密、竊國奪權、簽署‘二十一條’拱手賣國等，都不是那麼簡單。”

袁宏宇說：“這些年出版的關於我曾祖父的書漸漸多了，功與過、對與錯，越來越全面。看了這些書我才知道，曾祖父不是一個妖魔小丑似的人物，也做過實事。”袁靜也去北京參加過一些研討會，在會上聽到一些研究者對袁世凱早年功績的評價，覺得很欣慰。

由於學界和社會認知的變化，袁家後人也逐漸開始擺脫“竊國大盜”名聲的拖累，轉而跨入“名門之後”的行列。袁世凱四子袁克端的女兒袁家倜，曾在天津當了20多年的政協委員。她於上世紀80年代末前往深圳，參與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度假村建設項目，成爲深圳第一批創業者。之後她又靠購買原始股賺了不少錢，回到天津後，在五大道袁家所有的洋房裏開了一家西餐廳。《環球人物》記者2010年採訪過袁家倜，時年86歲的她仍然妝容精緻、神采奕奕。

在這一點上，袁靜和袁家倜很相似。她剛剛從天津市僑辦處長任上退下來，還擔任着天津市政協婦女界別委員，衣着時尚，從容自若。歲月的風浪似乎沒有在她的臉上留下太多痕跡，只有在回憶過往時，她的眼中才會流露出沉重的神色。“我相信歷史會給老爺爺一個深入的評價。”幾十年來，每逢清明、祭日，她都去廟裏上上香。“這是我對老人一種簡單的心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