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生平故事

陳獨秀生平故事

陳獨秀（1879～1942），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週評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爲中央局書記。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消總書記職務。其後，他堅持城市爲中心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工人運動，反對農村武裝鬥爭，組織託派組織。1929年11月，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後在上海建立託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託派觀點。抗戰爆發後，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與託派中央決裂。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爲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1942年5月，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小時候的陳獨秀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捱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準，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爲二十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制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咔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徵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爲之終身奮鬥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餘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志。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爲核心。一九零四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編輯、排版、校覈、分發、郵寄，他一一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爲苦。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比韓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時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謂“三害”，與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陳氏又云：“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爲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爲後援的政黨。”他開始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爲政黨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黨。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而這段時間裏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四十一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向下層露臺上看電影的羣衆散發傳單。這是空前絕後的舉動，以後愛惜羽毛的教授們是不敢效仿的[]。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賈政式的人物。陳氏的作爲，太出格了。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歷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者一人承擔，而與大衆無關。這一次，大衆與知識者息息相關了。李辛白在《每週評論》發表短詩《懷陳獨秀》：“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這首未被重視的小詩，卻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詩中人稱的轉換已微妙地說明了知識者的位置：你——他們——我們，痛苦是“你”必須承擔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在中國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爲中共總書記。遠在廣州的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興奮、驚喜、冷靜、懷疑、憂懼?八年之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遊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陳獨秀只能是陳獨秀，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陳獨秀黨”或“陳獨秀派”。後來，他的託派學生們再次將他開除出託派共產黨，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被捕後，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當局要求“嚴懲”、“處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決”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湖南清鄉司令何鍵，以及國民黨許多省、市、縣、鄉的“黨部”等單位。同時，江西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爲標題，幸災樂禍地發表消息。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吧。兩個自稱革命的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真是耐人尋味。《紅色中華》發表多篇社論，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而《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爲叛國”。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髮污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陳獨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無人格無人性無人情的，而革命家則是單純而天真、固執而頑強的俠客和文人的結晶體，亦即葛蘭西所說的“哲學的實踐者”。陳氏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實現自由社會。”他的熱情從未冷卻，難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學生傅斯年談論世界大勢，悲觀地說：“十月革命本來是人類命運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佈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陳氏卻堅定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隱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獨秀文存》是本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來等勸陳去延安，當時中國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邊胡鬧。但陳拒絕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裏沒有他可靠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結果不歡而散。中國領袖們沒有讀過《獨秀文存》，他們沒有看透陳獨秀：誰也無法把他“養起來”。同樣的道理，今天成千上萬的被“養起來”的文人們，能指望他們寫出什麼樣的文字來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悽苦的，但卻是自由的。蔣介石的資助被他拒絕，胡適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晚年陳氏所做的有兩件事：一是重估一切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錯不改的，陳獨秀卻截然相反。他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了全盤的反思和清理。這種否定自己的勇氣是最可貴的。

另一項工作是語言文字學研究。陳氏最後一本著作是《古陰陽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紀後半葉，語言學在人文科學中成爲顯學，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語言學中實現，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語言學家，如維持根斯坦、海德格爾、福柯、羅蘭·巴特、哈貝馬斯……陳獨秀選擇語言學，並非陶淵明式的、尋找一條自適之路、一處溫馨的桃花源，而是與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頂散發傳單的行爲一樣——高屋建瓴。天地大氣的分合洶涌，只有真正的“龍”才能體驗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過的都是“蟲”的生活，有幾個稱得上“龍”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