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哈佛演講稿：永遠別向複雜低頭
永遠別向複雜低頭
演講時間：2010年6月7日
——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勵志演講稿
尊敬的Bok校長，Rudenstine前校長，即將上任的Faust校長，哈佛集團的各位成員，監管理事會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有一句話我等了三十年，現在終於可以說了：“老爸，我總是跟你說，我會回來拿到我的學位的！”
我要感謝哈佛大學在這個時候給我這個榮譽。明年，我就要換工作了（注：指從微軟公司退休）……我終於可以在簡歷上寫我有一個大學學位，這真是不錯啊。
我爲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感到高興，你們拿到學位可比我簡單多了。哈佛的校報稱我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成功的輟學生”。我想這大概使我有資格代表我這一類學生髮言……在所有的失敗者裏，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還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軟總經理）也從哈佛商學院退學了。因此，我是個有着惡劣影響力的人。這就是爲什麼我被邀請來在你們的畢業典禮上演講。如果我在你們入學歡迎儀式上演講，那麼能夠堅持到今天在這裏畢業的人也許會少得多吧。
對我來說，哈佛的求學經歷是一段非凡的經歷。校園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聽我沒選修的課。哈佛的課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過着逍遙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寢室裏總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討論着各種事情。因爲每個人都知道我從不考慮第二天早起。這使得我變成了校園裏那些不安分學生的頭頭，我們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種拒絕所有正常學生的姿態。
Radcliffe是個過日子的好地方。那裏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數男生都是理工科的。這種狀況爲我創造了最好的機會，如果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這裏學到了人生中悲傷的一課：機會大，並不等於你就會成功。
我在哈佛最難忘的回憶之一，發生在1975年1月。那時，我從宿舍樓裏給位於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個電話，那家公司已經在着手製造世界上第一臺個人電腦。我提出想向他們出售軟件。
我很擔心，他們會發覺我是一個住在宿舍的學生，從而掛斷電話。但是他們卻說：“我們還沒準備好，一個月後你再來找我們吧。”這是個好消息，因爲那時軟件還根本沒有寫出來呢。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日以繼夜地在這個小小的課外項目上工作，這導致了我學生生活的結束，以及通往微軟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開始。
不管怎樣，我對哈佛的回憶主要都與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動有關。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壓力，有時甚至會感到泄氣，但永遠充滿了挑戰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種吸引人的特殊待遇……雖然我離開得比較早，但是我在這裏的經歷、在這裏結識的朋友、在這裏發展起來的一些想法，永遠地改變了我。
但是，如果現在嚴肅地回憶起來，我確實有一個真正的遺憾。
我離開哈佛的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平等。人類在健康、財富和機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們使得無數的人們被迫生活在絕望之中。
我在哈佛學到了很多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思想。我也瞭解了很多科學上的新進展。
但是，人類最大的進步並不來自於這些發現，而是來自於那些有助於減少人類不平等的發現。不管通過何種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體系、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還是廣泛的經濟機會——減少不平等始終是人類最大的成就。
我離開校園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在這個國家裏，有幾百萬的年輕人無法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也不知道，發展中國家裏有無數的人們生活在無法形容的貧窮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幾十年才明白了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是在與我不同的時代來到哈佛的。你們比以前的學生，更多地瞭解世界是怎樣的不平等。在你們的哈佛求學過程中，我希望你們已經思考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新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怎樣最終應對這種不平等，以及我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爲了討論的方便，請想象一下，假如你每個星期可以捐獻一些時間、每個月可以捐獻一些錢——你希望這些時間和金錢，可以用到對拯救生命和改善人類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會選擇什麼地方？
對Melinda（注：蓋茨的妻子）和我來說，這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將我們擁有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在討論過程中，Melinda和我讀到了一篇文章，裏面說在那些貧窮的國家，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死於那些在美國早已不成問題的疾病。麻疹、瘧疾、肺炎、乙型肝炎、黃熱病、還有一種以前我從未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導致50萬兒童死亡，但是在美國一例死亡病例也沒有。
我們被震驚了。我們想，如果幾百萬兒童正在死亡線上掙扎，而且他們是可以被挽救的，那麼世界理應將用藥物拯救他們作爲頭等大事。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那些價格還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藥劑，並沒有送到他們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個生命都是平等的，那麼當你發現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棄了，你會感到無法接受。我們對自己說：“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它理應是我們努力的頭等大事。”
所以，我們用任何人都會想到的方式開始工作。我們問：“這個世界怎麼可以眼睜睜看着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簡單，也很令人難堪。在市場經濟中，拯救兒童是一項沒有利潤的工作，政府也不會提供補助。這些兒童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爲他們的父母在經濟上沒有實力，在政治上沒有能力發出聲音。
但是，你們和我在經濟上有實力，在政治上能夠發出聲音。
我們可以讓市場更好地爲窮人服務，如果我們能夠設計出一種更有創新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如果我們可以改變市場，讓更多的人可以獲得利潤，或者至少可以維持生活——那麼，這就可以幫到那些正在極端不平等的狀況中受苦的人們。我們還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壓，要求他們將納稅人的錢，花到更符合納稅人價值觀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一種方法，既可以幫到窮人，又可以爲商人帶來利潤，爲政治家帶來選票，那麼我們就找到了一種減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個任務是無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覺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都將會改變這個世界。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樂觀的。但是，我也遇到過那些感到絕望的懷疑主義者。他們說：“不平等從人類誕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類滅亡的最後一天也將存在。——因爲人類對這個問題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觀點。
我相信，問題不是我們不在乎，而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此刻在這個院子裏的所有人，生命中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時刻，目睹人類的悲劇，感到萬分傷心。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做，並非我們無動於衷，而是因爲我們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麼我們就會採取行動。
改變世界的阻礙，並非人類的冷漠，而是世界實在太複雜。
爲了將關心轉變爲行動，我們需要找到問題，發現解決辦法的方法，評估後果。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所有這些步驟都難於做到。
即使有了互聯網和24小時直播的新聞臺，讓人們真正發現問題所在，仍然十分困難。當一架飛機墜毀了，官員們會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他們承諾進行調查、找到原因、防止將來再次發生類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員敢說真話，他們就會說：“在今天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來自於這次空難。我們決心盡一切努力，調查這個0.5%的死亡原因。”
顯然，更重要的問題不是這次空難，而是其他幾百萬可以預防的死亡事件。
我們並沒有很多機會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體總是報告新聞，幾百萬人將要死去並非新聞。如果沒有人報道，那麼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即使我們確實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關報道，我們也很難持續關注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況問題又如此複雜，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幫助他人。所以我們會將臉轉過去。
就算我們真正發現了問題所在，也不過是邁出了第一步，接着還有第二步：那就是從複雜的事件中找到解決辦法。
如果我們要讓關心落到實處，我們就必須找到解決辦法。如果我們有一個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麼當任何組織和個人發出疑問"如何我能提供幫助"的時候，我們就能採取行動。我們就能夠保證不浪費一丁點全世界人類對他人的關心。但是，世界的複雜性使得很難找到對全世界每一個有愛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動方法，因此人類對他人的關心往往很難產生實際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