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80後文學你怎麼看？文學界的代際衝突
代際衝突是指兩代人因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差異而結成的矛盾關係。
如果你是文學愛好者，你對中國當代文學怎麼看？對80後文學 怎麼看？看到這樣一篇報道，覺得蠻有意思，轉載下來。
人們對中國當代文學代際問題的考察，往往集中於研究某個年齡段的作家及其寫作的代羣特性。廣東省某高校還 成立了“80後”文學研究中心，一些與日俱新的學術著作和當代文學史教材，更是將每10年一個週期的代際更替總結爲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一方面，研究者極 力強調屬於同一代羣的作家的共同特性，他們被視爲同一時代的孿生子，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基因，代羣的文化烙印似乎成爲他們無法擺脫的宿命，“自我” 和“個性”囿於代羣的限制；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在考察不同代際間的關係時，總是強調其對抗的一面，即下一代是上一代的反叛者，他們甚至於勢不兩立，深深 的代溝使他們難以實現真正的交流和有效的溝通。
“低齡潮”未優化文壇年齡結構要深入考察文學的代際關係，必須注意到問題的複雜性。如低齡化寫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媒體和商業話語所“挾持”，相關寫手往往成爲時尚的流星，並不將寫作當做志 業。鬱秀16歲時寫成《花季·雨季》，被貼上“天才少女”的標籤；韓寒高一時因《杯中窺人》問鼎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迅速走紅；春樹17歲時寫成《北京娃 娃》，一鳴驚人；蔣方舟7歲時開始寫作，13歲時已出版《打開天窗》、《正在發育》、《青春前期》和《都往我這兒看》等個人作品集；年僅6歲的竇蔻出版了 《竇蔻流浪記》；邊金陽在9歲時寫成了長篇幻想小說《時光魔琴》，“中國的《哈利·波特》”的金字招牌先聲奪人，在書市上出盡風頭。值得警惕的是，書商與媒體在宣傳和炒作時，總是反覆強調低齡寫作的天才特性，似乎寫作者的年齡越小其作品的含金量就越高，並利用這種反差來激發讀者的獵奇心 理。其實，這些所謂的青春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出版流水線催生的“早產兒”。只要仔細閱讀這些文本，不難發現大都有背語錄、掉書袋的趨向，作者藉此炫 耀自己的淵博，而其天馬行空的想象，從反面看也是爲了掩飾自己現實經驗的貧乏。青春寫作之所以能風行無阻，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深層原因是：苦心孤詣的家長對 打造“天才”兒女的強烈渴望。從多種國民閱讀調查的結果看，中國閱讀量最大的羣體是不同層次的學生，媒體格局的急劇轉變和不斷增強的工作壓力，使成年人的 閱讀量呈逐漸下降趨勢。在吸引同齡讀者方面，青春寫手無疑擁有聲息相通的天然優勢。低齡寫手的不斷涌現，並未優化中國文學寫作者羣體的年齡結構。因爲低齡寫手深陷商業陷阱後，常常成爲過眼雲煙，轉瞬即逝。由此，在更廣闊的時空結構中，“老 化”和“低齡化”並存成爲中國文壇的怪現象：純文學作家年齡的“老化”和商業寫作寫手的“低齡化”。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 一方面，純文學作家的成長本來就比較慢熟，但純文學與商業寫作的界限已愈來愈含混，新生的作家對於速成速效的商業寫作法則的駕輕就熟，已使他們對需要長時 間積累的深度寫作模式缺乏興趣，也難以駕馭；另一方面，純文學的“老化”和商業寫作的“低齡化”，在某種意義上是文學生態長期缺乏多樣性的典型徵候。多代並存是文學常態在討論代際問題時，不少研究者設定的邏輯是單純的取代與退出模式，即新一代浮出水面後，老一代就“武功盡廢”。這種先入爲主的觀點顯然把文學發展簡單化了。事實上，多代作家並存是文學常態，且老新一代作家間也並非只有壓制與反叛，文學史上從不缺乏先輩作家傾力提攜年輕作家的佳話。埃斯卡皮基於統計分析提出： “當上一代的主力軍超過40歲，新一代的作家纔會冒尖。當有地位的作家的聲望逐漸減弱，開始承認年輕作家的壓力的時候，即從平衡出現的時刻起，羣芳鬥豔的 局面似乎纔會到來。”也只有幾代並存的作家在多元互動中共生共榮，文學才能真正出現衆聲喧譁、百家爭鳴的健康生態。如果文壇上一直呈現出兩代主力作家二元 對抗的模式，那麼，文學發展容易出現兩極振盪的惡性循環。兩代作家之間相互看不順眼，凡是對方支持的就是必須反對的，藝術標準就會被意氣所綁架，文學生態 就易失衡。另 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是，中國現當代作家藝術生命普遍短暫，作家個體寫作普遍缺乏可持續性，必然導致文學整體發展格局也缺乏可持續性。文學隊伍過於迅速的世 代交替，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不少作家的未老先衰。也就是說，不少作家雖起步較早，但其文學年齡卻較爲短暫。中國現當代文學之所以會呈現爲事實上的青年文學史 的格局，這與作家藝術生命的普遍短暫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恰如貝多芬所言：“獲得名聲的藝術家常受名聲之苦，使得他們的處女作往往成爲最高峯。”中國現當 代作家普遍未老先衰的根本性原因，就在於不少作家成熟過快，爲了進入主流而趨同，有意識地強化自己寫作的代羣屬性，在小圈子的歸屬感的束縛下，滿足於世俗 的成功，迅速喪失了創新精神。文 學新人的成長過程，就像莊稼的生長過程一樣，要經歷播種、發芽到開花結果。對文學新人的過度關注，一如給莊稼施用過量的生長激素。像所謂的“70後”、 “80後”、“90後”在成長過程中，就遭受到強勁的商業話語的全面滲透，藝術不再是衡量文學的核心準則，資本化、時尚化與娛樂化的生產機制將作家與作品 包裝成文化資本，其目標是討人歡心，以引起最爲廣泛的注意。隨着90年代大衆傳媒的繁榮，炒作文學成爲一種時尚，爲了發揮集團作戰的聲勢，媒體與批評界在製造文壇新熱點時習慣以“代羣”作爲基本單元。面對這種文學 “氣候”，作家們爲了不被冷落，就儘量避免成爲獨自作戰的散兵遊勇，爲了進入文學的主流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創作個性，潛在地表現出一種趨同傾向。似乎只有被 納入某一代羣，尤其是被視爲某一代羣的代言人，才意味着文壇地位的獲取與鞏固。不幸的是，本來就淡薄而脆弱的藝術個性，在代羣的擠壓中快速碎裂。他們在集 體亮相中成爲一時的焦點，又在集體退場中被快速遺忘。正如王蒙所言：“分代我一點也不反對，如果單純地用年齡用經歷劃分作家，我覺得這本身的幼稚性比用觀 念劃分作家還要廉價。第四代人是最新的人，他們有最新的觀念、最新的藝術方法，第一代老了，所以過時了，第二代人正在過時，第三代人一半過時，一半不過， 第四代方興未艾，這樣來劃分就更可笑了。”多樣性有助於文學生態平衡從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文學生態的角度看，不同年齡段的作家應相互尊重，共同建構文學的多樣性，而同一年齡段的作家尤其應避免審美上的刻意趨同，否則，過度的雷 同化會限制主體對審美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的探索，畫地爲牢，在“代”的陷阱中越陷越深。生物多樣性是保持生態平衡的關鍵，文學的多樣性也是文學在充滿活力的 多元激盪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在《組織生態學》一書中，漢南和弗里曼尤其強調組織的多樣性的重要意義，認爲：“對於社會而言，每當未來顯得不確定時，預留的變通形式就顯示出其價值。一個 僅僅依賴爲數不多的組織形式的社會只能繁榮一段時間；一旦環境出現變化，這樣的社會將面臨嚴峻的問題，直到現存的組織被重塑，或者新的組織形式被創造出 來。重組的代價很高，而且可能根本無法工作，因爲這威脅到組織內部的強大聯盟的利益。依靠新組織也是一個難題，因爲這樣的組織是脆弱的。因此，適應新條件 的過程會非常漫長。一個擁有高度的多樣性的系統能夠較好地控制一些形式，使之在應對環境條件的變化時，做出合理的、令人滿意的工作。”文學的持續發展和繁榮，需要保持文學組織和作家代際關係的多樣性。不同文學代羣間的壓制與衝突，並非完全是負面因素，反而對保持文學的多樣性，保持文學的競 爭狀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年齡因素不能被過度放大，更不應被過度詮釋。一些被媒體和文學界人士歸結爲文學的代際問題或年齡問題 的文學現象，若從文學與時代、社會、文化的深刻聯繫的角度進行解釋，可能更貼切、更合理，也更具針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