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高考1977》有感

觀《高考1977》有感

導讀：敏感的人易缺乏安全感和過分自卑。遇到點事常會設身處地的爲他人着想，生怕自己言行舉止惹得他人不愉快，後來往往不愉快的人都是自己。下面是小編爲你推薦的觀《高考1977》有感。

一位玩電影的網友告訴我某高校舉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看完後導演江海洋、總策劃汪天雲等上臺和觀衆交流。我也說了幾句。該片的確有動人之處，我作爲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憶起了當年的情景。不過我一向喜歡挑刺，就藉機直接嚮導演發難了。

首先，小根寶背的那個大麻包，電影裏說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來根本沒有三百斤。電影給了麻包好幾個大特寫，但麻包並沒有被穀粒漲滿的感覺，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掙起來的。導演也承認了這一點。

觀衆在小根寶背麻包這場戲笑場了，導演覺得很奇怪，比小根寶壯得多的人都沒有把麻包扛到終點，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終點將決定小根寶的命運。這麼緊張的場景，觀衆卻笑了。

準確地說，笑場發生在小根寶已經背上了麻包，正要邁步開始走出去時。這時，女主人公陳瓊（周顯欣扮演）等人撲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這樣做。就在此時，笑場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當於兩個胖男人的重量。身上揹着這樣的重量，關心他的人應該是儘量減少他的困難，讓他快點完成，早點解脫。電影裏卻是撲上去抱住他不讓他走，其中的虛假成分一目瞭然，觀衆當然要笑了。

電影和戲劇不同，電影的細節一定要高度逼真。那個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須很重，否則演員演不出真實的感覺，情節出了問題，導演也發現不了。

《我的團長我的團》，片花做得很好，充滿了戰爭的真實感。但正式開映後，我看了幾個鏡頭就不要看了。那些演員臉上有很多油污，很髒，但一眼就能夠看出來，是在乾淨的臉上抹了化妝油彩。我曾看過一篇文章，介紹一部外國戰爭片的拍攝，其中的演員真地是兩個月不洗臉，那才能夠把士兵在硝煙和泥水裏跌打滾爬的殘酷戰爭感覺拍出來。

其次，《高考1977》對知識青年在農場裏的艱苦生活沒有做足夠的鋪墊，使得觀衆無法理解爲什麼他們那麼想離開農村，要拼着命參加高考。在首映式之後的座談會上，一位年輕的女研究生說：從電影裏看，他們生活得很開心，爲什麼一定要離開那裏呢？

這是中國電影常見的毛病，不做鋪墊，沒有伏筆，演員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別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殺了（《高考1977》裏小根寶的多次自殺也很突然）[]。

實際上，只要有幾個簡單的鏡頭，就能夠使觀衆瞭解知識青年生活的艱難和前途的無望：天寒地凍，鐵鎬砸在土地上只有一個白色的小坑；年輕女孩子的手凍得傷口累累；下工後文化生活單調，報紙是一週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電影卻把知識青年的生活表現得象一場集體的狂歡節：大家一起歡快地看露天電影，聚集在一起進行扛麻包競賽（使人們想起了美國大片中的地下拳擊賭場的場景）。難怪年輕觀衆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爲了。

座談會上，有學者提出：雖然沒有鋪墊，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仍然能夠看懂。

但問題是：這部電影並非只給經歷過 1977 時代的人看的。要成爲經典電影，那麼首先要讓一百年、兩百年之後的觀衆也能夠看懂。美國老片《百萬英鎊》實際上也是主旋律電影，歌頌了誠實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年輕的小觀衆仍然能夠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關於恢復高考，先是陳瓊他爸知道了消息立馬帶了基本教科書前往東北看望女兒，然後是阿三告訴了強子，強子無意中透露給了老遲，到這個時候，早已讓根寶、陳瓊他們蠢蠢欲動了。“恢復高考？”這意味着什麼啊？或許把這話去跟一個今年要參加高考的學生去說，他一定會把這個決定罵個狗血噴頭，這沒什麼不對；然而當你轉身看那個階段，或者再來看這部電影，尤其是當你還有理想還希望做點什麼的時候，恢復高考，我要讀書，這樣的期待顯得特別真實和溫暖。

多少你的父輩們在當時告訴自己“這下有希望了！”年輕有爲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在黑夜裏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麼都吸都看不見。恢復高考這個消息，無疑是前方突然冒出火光。，感謝那個時代中讓人溫暖的人類所有的美好情感。

我承認，我是被這裏的氣氛感動了，或許是隱隱約約的感同深受，我一直以爲，有點理想有點追求總是美好的，比如，爲高考而熬夜複習。這當然是馬後炮，身處高考前夕未必能想得這麼透徹。而事實上，片子也是很多小段落構成的，恢復高考參加高考是一條大繩脈拴住了他們。

強子帶頭絕食，小潘和陳瓊無緣無故地激情了一回，兩次想要自殺的根寶最終還是“英年早逝”，還有前面的大夥兒觀看鄧小平復出，爲高考扛包獲取名額。那是我們回不去的時代，雖然物質貧乏，但精神上卻是那麼的豐盛。他們有夢想，有激情，有那麼強烈的對知識的渴求，是我們現在所無法企及的。

以前無法理解父母爲什麼對上大學有着那麼瘋狂的嚮往，有時候甚至覺得我們上大學或多或少好像也是爲了圓他們的一個夢，我一直無法滿身心地承認高考是爲了自己。而看過這部電影之後，我突然理解了他們，在那個年代，知識、高考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唯一方式。

清明回家和大人（咦？我還小孩？）聊天，又說起高考，唉，家庭飯桌話題永遠有這個，先是我考大學，再是表妹去年考取中國人民大學，今年是堂弟高考，每年都有爲這個話題議論一番的理由和現實，直到近日，大人們還是把它看得無比重要，好像人生就僅此一搏，好像過了高考什麼都解決了。

還好，弟弟妹妹都不在，和我這個已經大學畢業的人講這個問題，當然方式和內容都要變變的，那就說他們的高考吧。

姑父，現在的XX學院院長，當年是80年的大學生，要不是他說，我還不知道，第一年也就是77年強子他們高考的那年，考完後他們的入學時間是次年的2月，而78年的9月又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二批學生入學，也就是在我姑父之前雖然是3年，但有4屆的師兄師姐。說起那個高考的年代，姑父至今感慨很“難”，他所在的高中是最好的，6個畢業班，每個班都有五六十人，但當年被大學錄取的只有4個，其他學校頭幾年的錄取率都是零，以至於今天他回老家，只要報上名字，老師同學都會知道是那一年的大學生，可見多麼珍惜寶貝！

而父親就不同了，據說那年他在公社已經當了幹部，裝模作樣地報了名，還爲此把旅店門鎖搞壞賠償了5角錢。而進考場時，身後還插了一本地理書和一把涼扇，大模大樣地進了考場，自然是要被老師沒收的。隨隨便便考完後還理直氣壯地問老師拿書和扇子，很坦白地告訴老師“我又不是來考試的！”回到公社他就接到任命的通知。

如今的兩位長輩，一位是學校，一位是報社，雖然和高考的緣分不一，但都算功成名就（我爸後來工作了纔讀了浙大的函授），說起那個1977，卻都有感觸，畢竟是年輕時候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