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書與我

羅蘭：書與我

我是一個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不過，我不願因爲它不光榮，而就向不知底蘊的人假裝用功與淵博。但是，如果說，我真的不喜歡讀書，那卻又與事實不符。我很喜歡讀書。“讀書”和“用功”可能是兩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歡”讀書，喜歡讀書的人也許不一定是用功。這分別大概就在於前者全憑感情，而後者卻要靠理智。憑感情讀書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惡去選擇，因此，他所讀的書，範圍就比較狹小。儘管也許在這狹小的範圍之內，他有精與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淵”而不能“博”。憑理智讀書的人卻肯用客觀的標準去選擇讀物，他會因實際的需要而花上一年的功夫，去讀通一套經濟學或六法全書；他會說服自己，只爲了“求知”而去涉獵那些他所並不感興趣的書籍。這兩者相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較尊敬後者；然而在感情上，我仍喜歡前者。

憑感情去讀自己喜歡的書是一種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種靈魂上的涵泳與自由自在，和一種被瞭解、被同情的感受。這樣讀書。速度必快，樂趣必多。而憑理智讀書，就未免要加上一個“苦讀”的“苦”字。苦讀成功的故事，最爲人熟知的是蘇秦。他頭懸樑，錐刺股，面對經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爲了成功而讀。在讀的時候，有苦無樂，必須具有足夠堅強的意志和恆心，並且具有足夠的對自己的嚴厲與督責，而後纔可爲之。這樣讀書，所造就的是專家，是學者。而這種讀法，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用功”。用功是手段，是過程，因此需要理智與遠見。讀書是目的，因此可以憑興之所至，一卷在手，悠遊其間，這樣讀書，幾乎與娛樂相差無幾。我喜歡書，只因我喜歡享受與作者靈犀相通、莫逆於心的那點樂趣，是完全始於感情、終於感情的。因此，書，對我來說，是朋友，而不是嚴師。讀書，對我來說，是談心，而不是受教。

說到這裏，似乎我的喜歡讀書而不用功，已經有了適當的解釋。拋開那些被迫爲應付考試而“讀”過的書之外，我略一回顧，就已發現，在我這幾十年生命旅程之中，伴隨着我的，都是一些面目溫和態度可親的書籍。她們都是我的朋友，曾經爲我解悶，解惑，曾經和我融洽地做着心靈上的款談，曾經退出我的淚與笑，曾經激發我的愛與恨，也使我在無形之中，對人生苦樂，多了一番會心。

在我記憶中，最令我難忘的一段與書爲伴的日子，是在抗戰期間，我在鄉下教書的那兩年，書本陪伴我打發了許多個寂寞的黃昏。到臺灣之後，有段時期，我每天只要一有空閒，就把林語堂先生那本《生活的藝術》拿來翻看幾頁。這本書，我看了許多遍，翻來覆去地看。看過之後，又隨意翻到自己最喜歡看的地方看，覺得格外有一種與作者莫逆於心的快樂。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詩。新詩、舊詩。半新不舊詩，一律看得入迷，那是因爲我突然之間認識了許多寫詩的朋友。他們把詩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種不同風格的詩句之中，整整一年的功夫，我沒有看別的東西。我發現，我看書實在太憑興趣。因此，總是“一跤跌在”一種書或一本書裏，迷上一陣子，然後，或許接着有好一段時間，一本書也不看，直到我再發現另一種令我着迷的書。

朋友某君總嫌我不看書，時常對我施行“強迫教育”。把書寄來。逼着我看完寫心得。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過而我卻未曾看過的書。看完之後，覺得增長見識不少。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認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書，我就對他生氣一次。有時是生氣歸生氣，看還是看了。有時卻是假裝聽話，把書在書架上擺一陣，再還給他，說聲“還好”，或“我不喜歡”，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總覺它不是女人的讀物。《靜靜的頓河》我只“靜”到一半，就此“頓”住。《戰爭與和平》我也無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兩遍。《安娜·卡列尼娜》我看完之後，不想還他了。

前幾天，偶然整理舊日文稿，發現一本已經舊得發黃的筆記。時間是1950年4月至6月。那是我心情最灰暗無望的一段時間。筆記本上，先是一連串心情惡劣的日記。然後，日記陡然中斷，換上了讀《莊子》的心得。內中錄有《齊物論》：“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以道觀之，通爲一。”以及“故萬物一也，腐朽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腐朽。”然後，我寫道：“人應從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間是非都由於人的沾滯沉迷。其實，道無所謂損益，事無所謂是非。能超然物外，則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爭，何必怨，何必求呢……”這段筆記，重讀之下，暮然使我對書本產生了另一種感激之情。原來書本不僅是我寂寞時的良伴，苦悶時的知友，而且是我仿惶無主時的燈塔。老莊哲學中的一兩句警語，曾給我以莫大的啓示。它使我得以從苦痛黑暗的深淵中，超脫昇華，明白了“超然”二字的意義，擺脫了苦痛的牽絆，征服了幾乎無法征服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