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錢鍾書先生紀事

劉再復：錢鍾書先生紀事

錢鍾書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裏，我常常緬懷着，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着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1999年4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爲《錢鍾書先生的囑託》。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於下：

儘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後，我還是儘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髮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後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係。我今天並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不久，我受所裏年輕朋友的委託，請求他和所裏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1987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託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1987年4月2日）作爲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麼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矇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峯，死後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爲他期待着新的峯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後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讚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於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託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麼《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和？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儘管我爲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着對我說：“這回他着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後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1986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後，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追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爲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爲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爲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1957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爲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複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爲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爲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爲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倖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外，我悟出“頭髮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瞭解錢先生的防範之心，才能瞭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爲什麼選擇這種文體，爲什麼像構築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爲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彙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瞭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於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辭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於“度”、關於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計算機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計算機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彙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鑑。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着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

錢先生的防範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只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並非真管院裏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復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但有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特別要求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爲他必須出面的，他纔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後，文學方面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面，他應允後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復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裏所裏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於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面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麼多苦頭之後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暢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因爲錢先生的這種個性，因此常被誤解爲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復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裏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並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所親身體驗的纔是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絳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1973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幹校搬回北京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並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爲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臺之後，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裏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於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面時我們更有話可說。1979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着，又寫散文詩。1984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短信並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復同志：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着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日祺

錢鍾書上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後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後，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着，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爲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着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後，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響應，寫了一信給我：

再復同志：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緻，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着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日祺

錢鍾書楊絳同候

對於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裏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麼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裏，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爲我題簽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制，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幹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面臨着挑戰。儘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餘冠英等十幾位着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週年、誕辰八十五週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後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衆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儘管被認爲是“唯心論”和“煩瑣考證”，但也是學術問題，也應當還給俞先生以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錢先生時，他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這次會議開得很隆重，除了所內人員之外還邀請了文學界的許多着名作家學人蔘加，與會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錢先生不僅準時到會，而且和俞先生、胡繩及我一起坐在主席臺上。散會時可謂“羣情興奮”，大家圍着向俞先生道賀，照相，我也被來賓和其他與會者圍着，沒想到錢先生也竟然擠過來，在我耳邊興奮地說：“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我連忙說：“謝謝錢先生來參加會。”有了錢先生的支持，我心裏更踏實了。這畢竟是件觸及敏感學案的大事。開會的前三天，胡繩緊急找我到辦公室，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指着我：“再復同志，你就是自由主義，開俞平伯的會，這麼大的事，通知都發出去了，我剛收到通知。連個請示報告都不寫。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怎麼辦？”我知道一寫報告會就開不成，但不敢直說，只跟着說了“怎麼辦？”三個字。胡繩說，怎麼辦？我替你寫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就是了。聽到這句話我高興得連聲說“胡繩同志你真好”，並仗着年輕和老朋友的關係硬是對他說：“這個會，您一定要參加，還要講個話。”他沒有答話，等我告辭走到門邊，他叫住我，說了一句：我會參加會的。

儘管我“自由主義”，但沒有把胡繩的半批評半支持的態度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告訴錢先生。錢先生那種由衷高興的態度，完全出自他的內心。這種態度不僅有對我的支持，也有對俞先生真誠的支持。錢先生內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會，錢先生還參加了我主持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和“紀念魯迅逝世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兩個會規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個會，與會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觀者很多，僅記者就有九十人。好幾位記者和外地學者問我哪一個是錢鍾書先生，有一位記者錯把張光年當作錢先生，要我和這位“錢先生”照個相，我趕緊去把真錢先生找來，然後三個人一起照了個相。我知道錢先生最煩被記者糾纏及照相之類這些俗事，但爲了支持我還是忍受着煎熬。後一個會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的，但籌備工作由文學所做，因此我請錢先生致歡迎辭，由我作主題報告。我還請錢先生幫我們審定邀請外國學者的名單，他答應之後，所科研處開列了一份二十個人的名單。沒想到，他在每個人的名字下都寫一兩句很有趣的評語，例如“此人漢語講得不錯，但很會鑽營，有人稱他爲尖尖鑽”。對於海外漢學家，錢先生多數看不上，評語都不太好。讀了這份評語，我立即請科研處保管好，不要外傳。當時管外事的副所長馬良春拿着名單和評語，驚訝不已，我開玩笑說：“錢先生真把海外許多漢學家視爲紙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過這個會，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到錢先生致歡迎辭。致辭的前兩天，他把講稿寄給我讓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頁夾裏。

更讓我感動的是錢先生不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學術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對文學對思想的酷愛，無論自己的地位發生什麼變化，頭頂什麼桂冠，我都牢記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學問。因此，雖然擔任所長，但還是把心放在着書立說上，而且儘可能“利用職權”推動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錢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瞭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總是爲我擔心。1985年拙着《性格組合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後，引起了“轟動效應”，連印六版三十多萬冊。熱潮之中，我的頭腦也很熱。但錢先生很清醒冷靜。見到第六版，他對我說，要適可而止，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聽了這句話，我立即寫信給責任編輯郝明鑑兄，請求不要再印。《論文學主體性》發表之後，更是“轟動”，不僅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而且引發《紅旗》雜誌的政治性批判，特別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稱自己是用“馬克思主義大炮”來炮轟我。我對《文匯月刊》記者劉緒源作了訪談之後他更生氣，說要到法院告我。那時錢先生真爲我着急，很關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戲劇家魏明倫先生在《人民日報》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後竟高興得打電話給我，問我看到沒有，說魏的文言文寫得好，當代很少人能寫出這樣的文體。還有一天，他讓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說有事相告。我一到那裏，他就說，剛纔喬木（指胡喬木）到這裏，認真地說，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先生顯得很高興。其實在幾天前，就在八寶山殯儀館（追思吳世昌先生的日子），胡喬木已親自對我說了這些話，但錢先生不知道。看到錢先生對我這樣牽掛，我暗自感嘆，困惑勝過高興：這樣一篇學術文章竟讓錢先生這樣操心。不過，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錢先生的溫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間仍有溫暖與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後就主體性的爭論，他談了兩點至今我沒有忘卻的看法。第一，他說，“代溝”是存在的，一代人與一代人的理念很難完全一樣。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應讓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說，“批評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是下邊遮羞的樹葉子。”聽到第二點，我想起了《圍城》的話：“這一張文憑，彷彿有亞當夏娃下身那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這第二點是犀利，而第一點是寬容。我將牢記第一點，儘可能去理解老一輩學人的理念，不負錢先生的教誨。

不瞭解錢先生的人，以爲他只重學術求證，不重思想探索，其實不然。錢先生當然是一等學問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對思想探索的價值和艱辛卻極爲清楚也極爲尊重。他兩次勸我要研究近代文學史中的理念變動，對近代史中嚴復、康有爲、梁啓超、王國維這一思想脈絡也很敬重。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亦遠不會知道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思想探索的熱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作爲一個弄潮兒，一個探索者，沒想到給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錢鍾書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輩兩輩的人，規勸者有之，嘲諷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明裏暗裏給我施加壓力者有之。輕則說說笑笑而已，重則訴諸文字。可是錢先生卻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論的探索，也支持我主體論的探索；既支持我傳統轉化的探索，也支持我變革方法論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生弄得走樣了。”聽到這句話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竟書生氣地回答說：“我沒有學生”，是後來才明白是什麼意思。當時我的提倡方法論變革，包括方法更新、語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學界使用的概念）、視角更新（哲學視角與哲學基點）、文體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稱作文體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傳文教的領導人決定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徵文評獎活動，其意旨是要改變歷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總是處於被批評的地位，由國家出面表彰其優秀成果。這一思路當然很好。因爲全國各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及大學都要參加競賽，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者也重視此事，他們覺得院內的幾個大所都應當競得最高獎（一等獎），因此，汝信（副院長，也管文學所）打電話給我，說院部研究過了，文學所要重視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寫一篇。沒想到，這之後的第二天，馬良春又告訴我：錢先生來電話說要你親自動手寫一篇。有錢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寫了。大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寫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一文，並獲得一等獎。全國參加徵文的有一千多篇論文，二十二篇得一等獎，文學方面有兩篇。文學所總算把臉面撐了一下。獲獎後最高興的事並不是參加了領導人的頒獎儀式，領了五千塊獎金和獎狀（頒獎者是胡啓立、芮杏文、胡繩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錢先生給我一封賀信，信上說：

理論文章榮獲嘉獎，具證有目共賞，特此奉賀。

錢先生寫賀信，是件不尋常的事，而“有目共賞”四個字，更是難得。有朋友說，這四個字，一字千鈞。固然，這可讓我產生向真理邁進的千鈞力量，但是，我明白，這是溢美之辭，錢先生對同輩、長輩，尤其是對國外名人學者，要求很嚴，近乎於“苛”，而對後輩學子則很寬厚，其鼓勵的話只可當作鼓勵，切不可以爲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賞你。

2008年秋天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