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清華大學勵志演講稿
以下內容是應屆畢業生演講稿網站爲大家整理推薦的前央視記者柴靜在清華大學所作的一場題爲“採訪是一場抵達”的演講稿原文，她和大家分享了她這些年做記者關於人物採訪方面的一些心得，她認爲，採訪是一種客觀呈現，不是評判，不應在採訪前就對一個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這樣沒有辦法誠實和客觀地觀察他了。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築塔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於無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痠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複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象，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爲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後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裏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爲基礎，那麼評論只能是沙中築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採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說，採訪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爲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於我們的想象，顧準原來說過一句話，他說什麼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爲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採訪者帶着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複雜。
前段時間我採訪魏德聖，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聖說，在臺灣歷史當中關於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暴動。反抗和暴動，這是對於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聖說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爲什麼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聖說，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衝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幹掉了。但瞭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說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慾很強。然後魏德聖又會去想，這個人爲什麼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爲在不斷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於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於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着動盪、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柺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柺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裏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裏面，學着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說，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並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爲世界有一個完美的範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牴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後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爲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體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有同學問，那我們的媒體道德是什麼，我現在認爲記者的道德就兩個字，很簡單，就是“明白”：讓人明白，讓人明白這個世界本來面目是怎麼樣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你把這點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夠清空自己的一個情緒判斷，也要有一個戒備，佛經中說“念起即覺，覺即不隨”，這個念頭要起來你要能覺察，覺察之後你會不會跟隨它，要有這個意識。
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面對飽受社會爭議的對象，他已經帶着全部的盔甲來面對採訪了，你要感受他，設想如果你是他，這個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會做什麼樣的準備。而且，他會因爲曾經遭遇過敵意和攻擊，收縮得更爲緊張，他時刻做好要麼反擊要麼逃避。人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模式。
那麼採訪要達成的是什麼?採訪達成的是信息，你必須要問輿論期待知道的問題，不可以迴避。但要提供一個讓大家明白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記者就不能夠跟他構成對抗的關係。我現在對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對李永波的這段採訪，很好玩。他說到當年林丹和李宗偉兩個人在上海有過一場比賽，在本土作戰，而且是林丹領先，上海的觀衆就喊了一嗓子“李宗偉加油”，東道主的客氣嘛，林丹一聽連失四球，比賽就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