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大全
聽好記者講好故事，。做成一件事，收穫一份感動，下面是由本站小編爲你精心編輯的一份2016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大全，歡迎閱讀!
鄭晉鳴：半生流淚終不悔
33年前選擇了記者，23年前選擇了光明日報，我很慶幸自己的選擇。這條路很艱辛，但也很純粹。
20年前，我陪孔繁森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14天，我問他：“孔書記，你爲什麼要二進西藏?”他笑了笑說：“艱苦地區更需要人吶!”
6年前，我第一個寫了汶川大地震英雄機長邱光華，我問他：“你已經退居二線了，爲什麼還要這麼拼命地飛?”他說：“我是周總理欽點的第一代少數民族飛行員。這麼危難的時候，我不飛，行嗎?”
也是在6年前汶川大地震中，我見到一位父親，他被通知來認領女兒遺體時，沒有痛哭，也沒有責怪，他把屍體綁在帶來的木板上，背上肩就往家走，40分鐘的車程，竟然足足走了13個小時。走走停停，哭哭笑笑，他要把一肚子酸甜苦辣都講給女兒聽。望着父女倆的背影，看着山路彎彎，我心裏真不是滋味。這不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堅韌不拔、傳統美德的真實寫照嗎?
今年8月，我帶着5個學生到連雲港開山島上住了5天。這個島離最近的海岸還有12海里，面積只有兩個足球場大，沒有淡水，沒有電，沒有網絡，也沒有手機。一對叫王繼才、王仕花的夫婦在這個島上，一守就是28年。每天清晨，兩人扛着旗到後山。王繼才升旗，王仕花敬禮。王仕花個子矮，敬禮的姿勢並不標準，但在我這個老兵看來，卻美得叫人掉淚。我問，沒人要求，也沒人看，爲什麼還要天天升旗?王繼才拉着我的手，指着東邊說：“當年日本鬼子侵略連雲港，就是在開山島歇的腳，如果當時我們有人在，鬼子就上不來。”
28年，10220天，夫妻倆每天重複着同一天的日子，每年僅收入3000多塊錢。28年，夫妻倆用壞了170多面國旗，聽壞了19臺收音機，聽到激動的地方，就在樹上刻字：“今天是祖國生日”、“釣魚島是中國的”……王繼才大女兒結婚的時候，化了五次妝都被淚水打溼，父母遲遲沒有來。進禮堂的時候，姑娘一步三回頭，說：“我走得慢點，或許爸媽就能趕上了。”這個時候，王繼才夫婦在島上望着颱風肆虐的大海，心裏該是什麼樣的滋味啊?“可這就是職責。”王繼才說，“家就是島，島就是國，守島就是衛國。”我在想，我們國家還有多少無人值守的小島啊!
4年前，我寫了江蘇科技大學的教授景榮春，他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育人，卻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當骨癌擴散到背部，他左手按着後背，右手板書講課，將六件汗衫都按出了雞蛋大的洞。這使我想起了肝癌晚期的焦裕祿，這不就是活着的焦裕祿嗎?
臨終前一天，景榮春貼在我耳邊說：“我一個放牛娃能免費上大學，多虧了共產黨，我的時間不多了，我想入黨。”次日，一場特殊的入黨宣誓儀式在病房舉行，當領誓人講到最後一句：“永不叛黨”時，景榮春舉起的右拳還未放下，就閉上了眼睛，兩顆淚珠順頰而下。我清楚地記得，那是2010年8月5日中午12點40分。48個小時後，他的遺體被蓋上鮮紅的黨旗，推進了火化室。那一年，景榮春64歲。
回想這一輩子，每個人都會有很多遺憾。父親去世時，我在全國“兩會”採訪，回去時他的墳頭已長出青青小草。我的第一個兒子在新疆意外死亡，當時我在南沙羣島採訪，沒能送他最後一程。
半輩子寫好人，還是沒有寫完;立志一輩子做好記者，但依然在路上。我們山西老家有句古訓：“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當盡一日之勤。”我老了，但有人正年輕着。算起來，我在崗位工作的時間還剩5年，做事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做人的時間依然很長很長。
隋二龍：我確定，這是我想要的
我是吉林日報遼源記者站的記者。到遼源兩年半、30個月，我的生活軌跡構成了一個大三角：白城—長春—遼源。然而，奔走在這三地之間，我的時間表裏充滿了太多太多的“不確定”。每次和遠在白城的家人通電話，我都在極力調整着自己的情緒，最怕兒子一遍遍地問：“爸爸，我想你了，你啥時候能回來呀?”“放心，這個週末你放學，老爸肯定在校門口接你!”“忙完手裏的稿子，爸爸保準回家帶你玩兒。”……每當說出這樣的謊話卻兌現不了諾言，我心裏真的很不是滋味。
人生風雨路，得失寸心知。我想，兒子總有一天會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我今天要講述的.故事——《我確定，這是我想要的》。
我不曾忘記，2010年臘月二十七，惦記着農民兄弟在幹些啥?他們的春節怎麼過?我來到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鄉採訪。那一天大雪紛飛，氣溫達到零下28度。在村民周海波家，我瞭解到周海波帶着20幾個村民外出務工，妻子耿春豔在家做豆腐，用豆腐渣養豬。聽着一家人談生活、謀富路，我強烈感到基層肥沃土壤孕育着最鮮活的新聞。於是，從凌晨2點半到早上8點，我和夫妻倆一起做豆腐、賣豆腐……雖然手腳凍得失去了知覺，但隨着《豆腐坊一天》這篇接地氣的新聞在大年初一吉林日報一版刊發，我體會到了啥纔是幸福的滋味。
我不曾忘記，今年“五·一”，我帶領站裏兩名記者放棄假期，採訪遼源市奮戰在各條戰線的普通勞動者。當《幹完工作，她直奔婚禮現場》、《等退休了，再補償家人》等8篇稿件見諸報端後，我的眼角溼潤了。是呀，不同崗位都需要有人去堅守，因爲崗位就意味着責任，身在異地的我，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烈日下，騎着摩托車採訪農民抗旱場面;凌晨1點多坐火車體驗春運……儘自己應盡的責任，讓普普通通的工作變得高尚和光榮。這，便是我想要的。
我不曾忘記，2008年5月9日，身患重病的媽媽永遠離開了人世。而那時的我，還在白城記者站的新聞採訪現場，當我含着淚寫完稿件，瘋跑着去往車站，坐了300公里的車回到農安老家時，媽媽已經緊緊地閉上了雙眼。沒能見到媽媽生前最後一面，成了我心中永遠的痛。當我無比悲痛地跪在媽媽靈前痛哭失聲時，迎來的是舅舅劈頭蓋臉的怒罵與指責，頓時，自責和愧悔像毒蛇般噬咬着我的心。一向支持我工作的爸爸一把將我攬在懷裏：“老兒子，你媽的在天之靈一定不會怪你的。”聽着爸爸的話，我的淚水再一次奪眶而出……
人活世上，最難的是有人懂你，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是我想要的。這也更加堅定了我履職盡責做一名優秀記者的責任心。
我常對自己說：“二龍，你就是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一個地地道道農民的兒子，走好你的路，做好你的人。”因採訪結緣，我對白城社會福利院的20幾個孩子奉獻愛心已經9年。每年六一兒童節，我都會來到他們身邊，每當看到孩子們爲我畫的畫，想到他們爭搶着往我嘴裏放小食品時，我的心裏充滿了無比的幸福感，在孩子們心中，我是他們心愛的“隋爸爸”。從2012年開始，我又從微薄的工資中爲白城市的貧困學生劉爽和孫天陽每人每年捐助學費3000元，其實，我自己的房貸還沒有還完……在愛與善良中被感動，在感動中去宣揚並傳遞愛與善良。每當看到孩子們滿足的笑容，幸福的臉龐時，我知道，這種放大了的愛，也是我想要的。
如今的我，仍然過着兩地分居的生活，一個人租房子住，週一到週五早餐和午餐吃在當地的市委食堂，週六、週日和晚餐經常是一碗麻辣燙或者是一個饅頭蔥蘸醬。這30個月，我回家的次數總共不超過30次，照管孩子、照顧老人成了妻子一個人的事兒。但妻子從無怨言，有時她的朋友替她“抱不平”，她乾脆地說：“我家隋二龍啊，就是爲新聞而生的，我習慣了。”
幹新聞，是一件讓我上癮的事兒。兩年來，遼源獨有的東遼滿族剪紙、東豐農民畫，激發了我創作公益廣告的熱情，於是，經過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16個以反腐倡廉、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益廣告專版，陸續在吉林日報刊發，成爲宣傳遼源、宣傳吉林的一張張靚麗名片。
當記者，背後總好像有一條鞭子在抽打着我停也停不下來。累極了的時候，我也曾多次問自己，像這樣承擔壓力、透支體力、熬得滿頭白髮的活得幹到什麼時候?到底爲了啥?而當我閱讀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範長江、穆青的新聞之路時發現，“責任”二字熔鑄於他們的一生。正是因爲有責任，他們才表現出尊重大衆、服務大衆、敢講真話的傑出品性與智慧;也正是因爲有責任，他們纔會窮盡一生告訴我們這些後輩：“我們的新聞是爲誰服務的!”在他們身上，我找到了答案——這些智慧和品質，都是我想要的。
“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這些年，我一邊收穫着工作上的成績和快樂，一邊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記者的聲譽。“不爲自己打算，不計個人得失，儘可能達到‘無我’境界。”從踏進吉林日報社大門的那天起，我就用自己的實踐向人們展示着這樣的境界。
我確定，這才真的是我最想要的啊!
像雲朵一樣，我想要錦繡的天空;像江河一樣，我想要壯美的大海……
史昆：因爲我是一名記者
接到這次“好記者講好故事”的任務後，我一直在想：今天這個場合我應該講什麼樣的故事?“好記者”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標準，但“好故事”應該有一個標準，那就是首先它能感動自己，其次這些故事能夠傳遞一種精神、一種正能量、一種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東西，我覺得這樣的故事纔是“好故事”!
從業15年，一直工作在新聞一線，接觸了很多人，也看到了許多事，但是真正讓我刻骨銘心的一次採訪是2010年甘肅舟曲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現場。爲期10多天的採訪讓我對生命的價值、人性的力量和媒體人的責任和擔當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2010年8月8號凌晨，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作爲甘肅廣電總檯廣播應急報道組成員，我於當天凌晨5點從蘭州出發。到達舟曲後，眼前的景象讓我驚呆了!整個縣城被幾百米寬的泥石流給“豁”開了個大口子，臨河建築的二樓以下全部被水浸泡，縣城很多街道塞滿了淤泥……
當天下午，在三眼峪泥石流救援現場，我採訪到了武警舟曲中隊副中隊長王偉。這位後來被評爲“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的武警軍官全家5口人遇難，這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和腹中還未出生的孩子。當晚那場罕見的山洪泥石流災害襲來時，王偉帶領戰友捨生忘死，第一時間奮力搶救出23名遇險羣衆，但是他卻沒能回去看看離他們救援地點僅有500多米的家。我採訪他時，這位七尺男兒幾度哽咽，採訪過程中他接到了陝西老家姐姐的電話。電話中，王偉一直叮囑姐姐，千萬不要讓媽媽知道，能瞞一天是一天。王偉告訴我，父母一直盼着能抱上孫子，妻子懷孕的時候就給孩子做了很多小衣服和虎頭鞋。母親心臟不好，他生怕老人知道後會受不了。王偉說的一句話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他說：“當晚泥石流發生前我媳婦打給我的那個電話我沒有接到，這是我終身的遺憾，現在我手機24小時開機，真希望有一天手機會響起來，而電話那頭是我的家人。”說完他擦去眼淚，轉身又鑽進了身後的廢墟。
事後，我不止一次在想，從人性的角度、從感情的角度出發，如果他撇下正在呼救的鄉親，直接奔回家裏救援，畢竟只有500多米，那麼被他一趟趟背出來的可能就是他懷孕的妻子、他的岳父岳母。但是短短的500多米，王偉沒有邁出腳步。軍人的職責，讓他義無反顧地先搶救身邊的遇險羣衆。當時在現場指揮的甘南支隊的支隊長讓王偉下去休息，王偉說：“隊長，你就讓我在現場參與救援吧，能多救一個老百姓我心裏就好受一些……”
之後兩年我又先後3次採訪了王偉，其中有一次我和王偉一起去舟曲的追思園，1000多名遇難者的名字都刻在一面牆上，王偉妻子的名字在最下面一排，但是字體顏色和別的名字都有些不一樣了。後來我才知道，王偉一有空就來到這裏跟妻子說話，不停撫摸妻子的名字。鐵骨錚錚的背後是一份深深的男兒情懷……
舟曲縣月圓村，這是一個遭受了滅頂之災的村落，整個村莊被泥石流夷爲一片平地。全村700多人，算上在外地打工和求學的，總共倖存59人。老黨員何建舟的妻子、兩個孩子以及哥嫂全家共8位親人遇難。他強忍悲痛帶領全村倖存羣衆衝上救災第一線。每天老何都玩命地幹，把自己累到麻木，累到躺下起不來爲止。他說這樣才能暫時忘記失去親人的痛苦。一週後，在村委會的廢墟上，何建舟帶領入黨積極分子火線入黨，面向黨旗莊嚴宣誓時，在場的11名黨員全都淚流滿面，因爲他們家家都有親人遇難。在現場我採訪了入黨積極分子李彥平，我問他爲什麼要入黨?李彥平說：“沒別的，這些老黨員每天干的事我都看在眼裏，我想跟着他們幹!”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是卻道出了當時老百姓的心聲：“黨員永遠是災區羣衆的主心骨!”
在舟曲，我每天都被人性的光輝所感動，也被各種場景所震撼。在三眼峪，近2萬人的救援場面讓我震撼;在白龍江，爆破堰塞湖升起的巨大水牆讓我震撼;在縣城外，各種救援車輛排了十幾公里的場景讓我震撼。子弟兵的綠色、消防戰士的橙色、防疫人員的白色、公安特警的黑色、交通警察的藍色，還有國旗、黨旗、軍旗、團旗、黨員的袖章、志願者的絲帶這些在災區隨處可見的紅色，在這個時候顯得那麼鮮豔。在救災現場我看到了從蘭州趕來的回族羣衆，也見到了從甘南周邊縣區寺廟裏前來救災的藏族僧侶，還有那些每天來回奔波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
說到志願者，我給大家講述一個來自重慶的22歲志願者的故事。在舟曲，有一天已經凌晨1點多了，我寫完稿件去上衛生間，在走廊過道的一個角落裏坐着一位瘦弱的小夥子，地上鋪着兩張報紙，他卷着褲管、光着腳在那坐着。直覺告訴我他應該是個志願者，當我想採訪他時，小夥子很牴觸：“我剛到，什麼都沒幹，你別採訪我。”我說那你講講你是怎麼到舟曲的吧。小夥子告訴我，他來自重慶，是一個汽車廠的裝配工，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要去災區當志願者，家人極力反對沒有去成。2010年4月玉樹地震，他們的車到西寧又被勸返。小夥子說這次舟曲我一定要去志願者!他從網上約了7名同伴一同前往舟曲，當車行至四川北部時突遇暴雨，許多道路被沖毀，同行的7人都打了退堂鼓。但是小夥子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翻山!他走進大山一天一夜，繞過那段被沖毀的道路，然後又搭了6趟順車來到舟曲兩河口鎮。當時因爲交通管制，非救援車輛不讓進城，小夥子就硬生生走了17公里走進了舟曲縣城。當晚我見到他時，他因爲腳疼得睡不着，所以才坐在那裏。聽完他的敘述後，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們常說80後是垮掉的一代，90後是沒有長大的一代，可我想說的是，80後、90後一樣能挺起中國的脊樑!
當記者十幾年，地震、滑坡、泥石流、礦難、火災、毒氣泄露、暗訪……這些採訪我都是衝在第一線，常有朋友問我：你哪來那麼多的熱情?我覺得，首先我非常感謝記者這個職業，因爲它給了我一個平臺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對生活的感悟，他們生命中的閃光點，都在滋養着我，讓我永遠懷着一顆熱愛生活的心!我很慶幸我生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也慶幸我從事了一個我非常摯愛的職業，今後再有任何急難險重的事情發生，我依然會義無反顧地衝上第一線，因爲我是一名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