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國人習慣把虛僞當誠實

莫言談國民性：中國人習慣把虛僞當誠實

——選自莫言散文集《會唱歌的牆》

前年，由北京的幾家報刊牽頭，發起了一場對現行語文教育的聲討。說“聲討”似乎激烈了點，那就改成“討論”吧。這場討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義憤填膺的文章見諸報端，據說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完整學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爲家庭出身中農，小學還沒畢業就被趕出了校門。後來到了部隊，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後，才考進一所藝術院校學習。我沒有進過中學課堂，對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個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她經常來問我一些語文方面的問題。她可能以爲當了作家的父親解答幾個中學語文方面的問題不成問題，但面對着她的問題，我從來沒給過她一個肯定的回答。我總是含含糊糊地談談我的看法，然後要她去問老師並且一定要以老師的說法爲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爲我沒按部就班地念中學，骨子裏深藏着自卑。但讀了那些受過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語文的人寫的文章，才知道他們的境遇與我差不多，心裏多多少少地得了一點安慰。認真地讀了那些討論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兒的語文課本，我感到，我們現在的語文教育，從教材的選定到教學的目的，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自滿自足的體系，要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對我們幾十年基本不變的教材提出批評，其實，教材僅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教育目的，就有什麼樣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後，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換了一些提法，但骨子裏還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幾個編審教材的書生能夠決定的。我看到了那個編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發言，知道他們有難言之隱。正因爲國家的教育目的帶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帶有如此鮮明的階級性，所以，也就只能編出這樣的教材。就是這樣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給徹底否定了，因爲它還不夠“紅”，還不夠“無產階級”，那就只學《毛主席語錄》。我在小學學習五年，有兩年就是把一本大開本的《毛主席語錄》當做語文教材。“文革”結束後，又把“文革”前的教材當成了好東西，幾乎全盤恢復。其實，“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長期積累後的必然爆發。“文革”前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的語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文革”後，共產黨在不斷地糾正“文革”前的錯誤，但我們的語文教材卻沒有跟着變化。於是也就出現了被許多人猛烈抨擊的現象：在不提階級鬥爭多少年後，我們的語文教材中還有那麼多“革命”文章。文學界早就對統治了中國散文界幾十年的那種類型化散文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這些虛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沒人要讀，但我們的教材還把它們當成光輝的範文，硬逼着老師升虛火，強抒“無產階級”之情，硬逼着九十年代的學生，去摹仿他們那種假大空的文體。也許，這些文章的作者，在寫這些文章時，抒發的確是他們當時的真實感情，但這些人現在活着的也不寫這樣的文章了。他們自己現在也未必承認，那些被選進了教材、教育了幾代中國人的文章，就是他們最好的文章。他們未必不對當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創作進行反思。他們現在的創作也是充滿了“人情味”、充滿了“不健康的情調”的呀！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變成了美麗的蝴蝶滿世界飛翔着傳播愛心，但我們還在強逼着孩子們學習他們那些咬牙切齒的文章。長期以來，在我們國家裏，“人道主義”、“人性”，都被打上了“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的標籤，進一步發展就是談情色變，經常被引用的就是魯迅那句話：“賈府的焦大不會愛上林妹妹。”其實魯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說焦大不會愛上林妹妹。從農村進城後，有多少革命“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萬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們不敢面對現實，尤其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魯迅先生通過阿Q揭示了部分“國民性”，魯迅先生還用他那些匕首般的雜文，揭示了中國人的虛僞。這是更爲普遍的“國民性”。因爲虛僞，我們口是心非；因爲虛僞，我們亦人亦鬼；因爲虛僞，我們明明愛美人，卻把美人說成是洪水猛獸。更爲可怕的是，長期的虛僞，形成了習慣，使我們把虛僞當成了誠實。我們明明滿口謊言，卻並不因爲說謊而產生一點羞赧之心。這就來了，明明我的兒女公費留學後全都不回來了，我還是理直氣壯地批評那些不回來的留學生；明明我的兒女在國外過着花天酒地的好日子，我卻義正辭嚴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性；明明我們知道教材裏許多文章是假話空話，連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們還是逼着孩子們當成真理來學習；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那種“病態”的“資產階級”感情，但我們卻硬要消滅學生頭腦中的這種感情。我們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達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感情，我們卻硬要給人家進行“無產階級”的解釋。問題還是回到我們的教育目的上來吧，我們的語文教育最終要達到的目的，並不是要學生能夠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允許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輝樣板抒發“無產階級”感情)；我們要培養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並不需要感情細膩的“小資產階級”；我們恨不得讓後代都像一個模子裏做出來的乖孩子，決不希望培養出在思想上敢於標新立異的“異類”。有人鼓勵在自然科學領域標新立異、發明創造，但似乎並不鼓勵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標新立異，更不希望發明創造。由此決定了我們要通過語文教育達到政治教育的目的。於是，語文就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於是，我們的孩子們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爲鸚鵡學舌，千篇一律，抒發着同樣的“感情”，編造着同樣的故事。但是他們寫給同學的信卻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可見孩子們也知道，爲上的文章，必須說假話，抒假情，否則你就別想上大學；而寫給朋友看的文章纔可以自由揮灑、吐露心聲。如果我們的這種教育方法真能把我們的後代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那就這樣搞下去吧！但事實恰恰相反，孩子們在上學期間就看出了教育的虛僞，就被訓練出了不說“人話”的本領，更不必說離開學校進人複雜的社會之後。仔細一想，我們的孩子用兩種筆調寫文章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繼承了傳統。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那些孩子，用一種筆調寫應試的八股文，用另一種筆調填詞賦詩寫小說。做八股文是正業，關係到個人前程；填詞賦詩寫小說是副業，是野狐禪。《儒林外史》中魯編修家的小姐，發現自己的新婚夫婿只會寫詩根本不會寫八股文，氣得當場昏厥，可見不會寫八股文連漂亮的小姐也不會愛。那時的文人，在文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兩種情況：一是屢試不第，絕了科舉的望，於是就通過文學的方式來抒發心中的憤懣，譬如蒲松齡；二是科場得意，官場不得意，被貶到天涯海角，但飯還能吃飽，閒來無事，就寫詩填詞，發泄感情，打發歲月，譬如蘇軾。當然流芳百世的是他們的詩詞小說，而不是讓他們金榜題了名的八股文章。當然，考中了舉人進士的人成千上萬，但大都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滅了名字，蒲松齡的名字卻永垂不朽。我們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學之後，大概再也不會用那種筆調寫那種應試文章，就像用一塊磚頭敲門，門敲開了，磚頭肯定要扔掉。九十年代的語文教育，實在不應該爲了幫學生雕琢一塊磚頭費這樣大的力氣。這就讓人想起了高考。即便有朝一日高考與中考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語文教材也編寫得讓人滿意，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學素養，進而提高了人的素質了呢？我想也未必。這未必的原因就是雖然我們有了好的教材、有了好的考試方法，但我們未必有那麼多好的、起碼是合格的語文老師。好的老師，能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讓學生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東西。好的老師哪裏來？當然主要是通過師範學校的培養。城市的情況我不甚瞭解，僅就我所接觸的農村而言，其實真正優秀的學生是不報師範的。即便是師範畢業的優秀學生，也並不一定去當老師。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社會中，最上等的職業還是當官，當官的工資儘管不比教師高，但人們都知道，大多數當官的並不靠工資吃飯。他們合法地享受着最好的東西，他們即便不貪污不受賄也可以活得比教師好得多。無論什麼人下了崗，當官的也不會下崗。常常聽說某地拖欠教師的工資，可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地方拖欠了書記或是縣長的工資。一箇中學教師被任命爲哪怕是窮鄉的鄉長，也要擺酒宴慶賀，但如果讓一個鄉長去當中學教師，他很可能要上吊。當然，真正優秀的人也未必當得上官。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就很難保證教師隊伍的質量。有了好的教材，沒有好的老師，恐怕也無濟於事。所以，我想我們的語文教育改革，實際上牽扯到方方面面。什麼時候當官的都想當教師了，別說語文教育中存在的這點問題，再大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我想，中學的語文課，起碼應該拿出三分之二的時間讓學生閱讀，只要不是反動的、黃色的，學生願意讀什麼就讓他們讀什麼。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不一定是真理，但肯定有道理。如果我們的中學生，在六年的時間裏，能讀一百部古今中外的名著，那寫出來的文章將會有另外一番氣象。即便他一輩子不寫文章，這一百部經典，也必將使他終身受益。在目前教育經費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讓學校拿出大量的錢來購買圖書很不現實，我們爲什麼不能像“文革”前那樣，把語文教材分成《漢語》和《文學》兩本教材呢？我幼時失學在家，反覆閱讀家兄用過的《文學》課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學興趣和文學素養，就是那幾本《文學》課本培養起來的。另外，我覺得，我們沒必要讓中學生掌握那麼多語法和邏輯之類的知識，這些知識完全可以放到大學中文系裏學。我感到，一個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時期獲得一種對語言的感覺，只怕一輩子都很難寫出漂亮的文章。而所謂的對語言的感覺，只能從大量的閱讀中獲得。至於語法邏輯之類，八十歲也可以學得會，而且很可能因爲有了多年的使用語言的實踐，學起來會事半功倍。讓孩子們像嚼蠟一樣去學那樣枯燥的邏輯、語法，毫無疑問是一樁苦差事，我們完全可以把語文課教學搞得趣味盎然。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人，一輩子也用不到自己母語的語法，一個基本上不懂語法的人，完全可以正確地使用母語說話和寫作。既然我們提倡學以致用，何必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學那些對大多數人無用的東西呢？如果我們的中學語文教育能進行這樣的改革，我們的大學中文系也就多了一條存在的理由。大學中文系培養的就是精通漢語語法和邏輯的專門家，他們研究漢語的發展與歷史，他們畢業後可以教中國人學漢語，也可以教外國人學漢語。那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篇文章，小學生在學，中學生也學，大學生也在學。我想，如果把語文比喻成一架鋼琴，那麼，的確需要一些人學設計、學修理，而絕大多數的人，只要學會演奏就行了。肖邦未必能修理鋼琴，沈從文未必能寫出一本語法方面的書，而寫了很多語法書的呂叔湘，好像也沒寫出一部很好的小說。當然，如果鋼琴出了毛病，肖邦肯定馬上就會知道；如果一個句子不通順，沈從文馬上就會感覺到，並會憑着語感將它修改得很通順；如果確實是一篇好文章，呂叔湘會比常人更加頭頭是道地說出它的好處。還有一個不能不說的、令學生們頭痛、令作家們哭笑不得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文章分析。這一招聽說是從蘇聯學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的發明。這種方式，違背一般人的閱讀心理，或者說違揹人們的審美習慣。從比較低級的意義上說，閱讀就像吃飯：上來一道好菜，色、香、味俱佳，吃完了，心情很愉快，身體很受用，對大多數食客來說，這就是終極的目的；如果吃完後不讓走，非要他說出這道菜是用什麼原料構成，用什麼方法制作，包含着什麼樣的營養價值，那就很可能讓他把吃下去的嘔出來。當然，廚師進修班的學員和營養學專家另當別論。我想在日常的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是把閱讀當成一種休閒，是爲了在閱讀中得到樂趣，誰也不會把在中學裏學到的那一套，在日常的閱讀活動中運用。這種分析文章的方法，其實也不能提高寫作水平。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我們的孩子在中學的語文課堂上學到的很多都是沒用的東西。如果說有用，那就是用之於高考，高考完畢，即棄之如敝履。用這麼多的時間，花那樣大的精力，去學一些一次性消費的東西，實在是很不划算。我並不是絕對地反對作品分析，我反對的是不分青紅皁白地對所有的作品進行那種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階級分析。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依我看就是一篇略微帶着那麼一點病態的惟美的休閒文章，讀這樣的文章只要能感受到那麼一種情調也就夠了。如果非要從這篇文章裏讀出朱自清的愛國激情，非要讀出朱自清對敵人的仇恨，這就有點牽強附會了。朱自清如果在天有靈，會不會在雲端裏發出冷笑呢？當然，你一個人願意這樣分析，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非要把你的觀點當成標準，強迫學生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判人家錯誤，這就有點霸道了。數學可以有標準答案，物理可以有標準答案，語文中的許多問題，怎麼可能有標準答案？詩無達詁，好的散文、小說，也不可能只有一種解釋。一部《紅樓夢》，毛澤東有毛澤東的讀法，胡適之有胡適之的讀法，我們也好像不能因爲胡適之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否定了他讀《紅樓夢》的心得。如果我們能夠把曹雪芹從時光的隧道里拉回來，讓他聽聽紅學家們對他的《紅樓夢》的分析，我想他很可能捂住耳朵落荒而逃。因此我想，應該允許學生對一篇作品作出他自己的、富有個性色彩的分析，只要是能夠自圓其說，就應該算他對；甚至應該鼓勵學生敢於標新立異，敢於與老師唱反調，與作家的創作意圖不一樣也沒有關係。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這一套東西實際上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用一個星期改革掉，那些正在被許多人口誅筆伐着的東西，也正在被許多人拼命維護着。但這衆多的反叛之聲，畢竟讓我們看到了一線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