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知識：任弼時的死因，去世真相
歷史知識：任弼時的死因，去世真相
1949年4月12日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並被推舉爲團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月中，開始在北平西郊玉泉山休養。
1949年5月8日出現昏迷症狀，經醫生診斷，腦部血管已有器質性變化，眼底有小的出血點。
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剛進北平，就於1949年4月18日作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就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狀。正因爲如此，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他沒能登上天安門城樓，而只好在玉泉山通過收音機來聽隆重盛典的實況轉播。
斯大林瞭解到任弼時的病情後，主動派了一個蘇聯醫療專家組到中國。蘇聯醫療專家們爲任弼時做了認真的檢查。在會診的報告上，蘇聯醫療專家們寫道:“……嚴重的高血壓症，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症，心臟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臟肥大，可能引起新陳代謝障礙;並有糖尿病，但尚不嚴重……”因此，專家們建議任弼時到蘇聯進行治療。任弼時於1949年12月初抵達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宮醫院，經過了20多天的治療後，轉往巴拉維赫療養院療養。到1950年春季，任弼時的健康已經恢復得相當不錯。
身爲中共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當別的領導人政務紛繁、旰食宵衣之際，自己卻始終作爲一個病號，成天與醫生和藥劑打交道，涉足範圍不出病房和療養院，內心十分苦惱。所以當他病情有所好轉，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國，與戰友們一起分擔繁忙的政務。
5月，克里姆林宮醫院再次爲任弼時做了全面檢查，認爲他在蘇聯的醫治和療養已顯成效，可以回國適量地參與工作。5月28日，任弼時從蘇聯回到北京，他帶回了克里姆林宮醫院的體檢報告。當時主管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傅連璋看了蘇方的體檢報告後，隨即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擬寫了一份有關任弼時病情的報告。
回國恢復工作後，忙碌的工作使病情加劇，終於不治
在初回國後的一段時間，任弼時遵照醫生建議，每天只是在家“練習工作”，不過2～4小時。然而，眼見新中國誕生初期紛繁的工作頭緒，戰爭、經濟、內政、外交，各位領袖都比建國前更爲忙碌的情景;特別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美國的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遠東局勢驟然緊張，任弼時再也無法安於自己置身事外的休養狀態，馬上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要求分擔中央的部分工作。毛澤東見任弼時信後，即作批示:同意任弼時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超過4小時，主管組織部和青委。
恢復工作後的任弼時，就根本無法把自己的工作時間限制在4小時內，結果不久就又出現身體不適。9月、10月，是原定的休假時間，可當保健大夫們催促他休假時，他卻提出等到12月再說。保健大夫們也奈何不得，只好依着他。這一年的10月1日，他還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其他四位中央書記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一起，檢閱了三軍將士及數十萬遊行羣衆，這使他未能參加開國大典的遺憾得到補償[]。
朝鮮戰爭爆發後，就是否出兵援朝問題，中共中央接連開會商議相關事宜，有時議題一說開就延續至次日凌晨。任弼時也出席了會議，而且不顧有關部門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時間就退席的約束，也參與議事拖到午夜。這樣一來，他的身體再度受到嚴重傷害，潛伏下病情驟然加劇。
就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第一戰役打響的前一天，任弼時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有關人員談論即將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事宜。入夜以後，他又翻看起祕書拿來的毛澤東有關作戰部署的電報。這一夜，他沒能休息好，加之近一個時期的過度操勞和費神，使他次日拂曉即感到頭疼和不適。
10月25日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住在保健委員會值班的力伯畏，突然聽到電話鈴響。電話是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打來的，說任弼時今晨情況不太好。陳琮英打電話時，任弼時還沒出現特別嚴重的症狀，類似早晨起牀後感到頭疼不適的情況以前也出現過，力伯畏放下電話同傅連璋打了個招呼，就立即騎上自行車，趕往任弼時家。
“我進屋看見任弼時，他還朝我擡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剛擡起來，馬上就掉下來了，繼而話也說不出來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壓，就趕緊給他量血壓，發現他的血壓很高。我立即通過電話向傅連璋彙報，傅連璋馬上就趕來了。”力伯畏回憶道。
傅連璋發現情況嚴重，馬上請陪任弼時來華的蘇聯專家過來，同時邀請了幾位中國的著名專家前來會診。他們在任弼時的家中展開了搶救。
隨着搶救時間的延續，醫生們感覺到任弼時的生命已處於非常危險的狀態。傅連璋遂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出了任弼時病危的通報。通報說:“任弼時同志今早7時發生中風現象，右半身癱瘓（即半身不遂），失語，血壓230，脈搏100，大汗，病情嚴重……”
通報發出後，獲悉此訊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來到任弼時家看望。來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因爲有公務在身，他了解了搶救的情況後，又匆匆離去。他走時對力伯畏說:“有新情況馬上告我啊。”
在當時的醫療技術和設備條件下，雖然蘇聯專家和中國的專家們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還是未能將任弼時從死亡線上拯救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