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歌手周雲蓬：自由就是腦子裏沒有障礙
周雲蓬，最具人文的中國民謠音樂代表人物，盲詩人。1970年出生於遼寧，9歲時失明，15歲彈吉他，19歲上大學，21歲寫詩，24歲開始隨處漂泊。周雲蓬的詩歌《不會說話的愛情》獲得2011年度人民文學獎詩歌獎。
以下是央視記者柴靜採訪周雲蓬後寫的一篇文章：自由就是腦子裏沒有障礙
柴靜說，沒什麼美，沒什麼詩意，就是這麼個年代，就是這麼回事。盲人歌手，這是一個站在路邊用歌聲碰觸靈魂的羣體，他們的夢想都是真正用苦難磨礪出來的。
1
我第一次聽周雲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個酒吧裏，沒座位，大家都坐硬紙板上。
坐我前頭兩個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兒，拿着手機看照片，這個環境裏，我有一搭沒一搭聽着。
他唱到《中國孩子》“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孃心焦。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爲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樣扎人，我有點坐不住，聽完站起身走了。
從1994年克拉瑪依大火開始，多少事在人心裏過一遍又是一遍，漚了好些年，他才寫了這歌，火裏水裏，就這麼漚出來的。
他寫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卡住了，把“大難臨頭”改成“死到臨頭”，才覺得一吐爲快。
2
他9歲徹底失明，有記者問這是否從精神上摧毀了你？
他回答，不會的，那時我還沒有精神。災難來的太早，它撲了個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難受，象心上擦着砂紙。“小時候總是姐姐帶我去廁所，每次剛蹲下，姐姐就會在外面叫‘完了嗎？’我說沒完。過幾分鐘，姐姐又叫‘完了嗎？’我說‘沒完！’。心裏特內疚慚愧，彷彿自己是個賊。那時想，什麼時候自己想去廁所就去廁所，而且一個人去，想什麼時候完就可以什麼時候完，該多好！”
看看中國現在唱民謠的人，唱得青山綠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誰有天真爛漫的過去？羅大佑唱《童年》是寫實，周雲蓬翻唱只能是個想象：“沒那麼文雅的童年，沒山沒水，我們那裏就是些平房。”
沒什麼美，沒什麼詩意，就是這麼個年代，就是這麼回事。人在貧瘠的地裏是貪婪地想象着一點兒溼味兒往出長的。
他有一個盲校的同學，媽媽是老師，每天都要讀一百多頁書給孩子聽，聽完了他就對周雲蓬說“我講給你聽聽”。
周說“氣得我……我媽媽不認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個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嗎，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詩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觀止》，古漢語，管它什麼，拿起來就背。他就說，哦你這個古代文學還可以”。
這個看了詼諧又心酸。
他心裏一直較這個勁，“要象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想去正常的學校上學，但不行，就報個高考補習班，離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沒空接，有次他爸爸騎個大的平板三輪車來接，那種運煤的平板車，停在外面，他就特別不好意思……覺得這種車，還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歲的時候，正是虛榮心最強的時候，下課時走廊裏全是學生，他怕撞了人，還想到人羣裏有同齡的小姑娘，有一種自卑，他說那種心情特別扭，“走進那條走廊就像踏入地獄一樣，總是等所有人都進教室了，最後一個進去。”
每天回家把課堂錄音整理成盲文，有時候要抄好幾天，他居然能這麼把地理學好，“那時關於氣候帶，測算太陽高度角，都要看地圖，理解起來特別麻煩，我要動用所有智慧來理解。”
他青春期這種狂熱，幾乎是一種精神上的高燒，不是這樣也支持不下來。
我那時候能找到的有文學味道的書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書就更少，圖書館都是比如《毛澤東選集》，還有一些按摩的書，文學類的極少，《紅樓夢》全是潔本，涉及談戀愛的都給你刪掉。他說“我恨透那些刪書的人了”。
他考上長春大學特教學院的中文系。發現會彈吉它的男生比寫詩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開始學琴，學完琴教人，教一小時琴，人家幫他念兩個小時書。本來也想聽點武俠小說，但覺得讓別人念這樣的書，自己就太虧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讀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強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復活》、《紅與黑》、《噁心》都是半夢半醒中讀完的。”
上完學他被分配到一個色拉油廠，“我想上班，工廠也不讓我去上班。我特別焦躁，成天在屋子裏轉來轉去。想着這樣的日子離死還有幾十年，怎麼過啊？我想勞動，但是不被允許。經濟利益還是另一方面。我參與不到現實生活中去，沒有榮譽感，沒有那種被人認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種日子是“狗活”，想來北京試試，先看能不能活下來，別的不會，會寫詩，會彈琴，所以一下車就去了西直門地鐵，賣唱掙了二十塊錢，覺得能活下去，就留下來了。
賣唱這兩個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迴避這個詞，他說這裏頭有一種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馬、高漸離這些盲藝人都喜歡到處走，在街頭唱歌。可能因爲失明以後會脫離社會的流水線，成爲很閒很沒用的人。沒用也就不會受到流水線的帶動、衝擊，就到處轉一轉，用唱歌記錄時代，一輩子就過去了。”
3
1998年我剛來北京的時候，碰見的男青年，經常都是三句話，“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藝術的，我總有一種想死的衝動”。
有的還有第四句話“你們學校在哪兒？要不我到你們食堂找你吧”。
後來看周雲蓬寫，他當時住在圓明園，那兒都是不着四六的藝術青年，大都這套路，靠這幾句話泡妞和蹭飯，等飯點兒到了，坐人對面，你就得讓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別客氣，吃兩碗吧”，
“那行”。
他沒那種小混混氣質，只好每天鹽水煮麪條，沒事整天讀《聖經》、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讀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學的書，不停追問自己很多終極問題。自嘲當年的“大而無當”。
他自己也說，那個階段，思想還沒有落實到生活裏。他的朋友寫過，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門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進屋，還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麼握手，要麼絕望……要麼握手，要麼絕望……”
他說 “我以前是個苦大仇深的人。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個殘疾人，你要自強不息，身殘志堅。我去北京之後一直在淡化這種意識，別老當悲劇英雄。”
他說人爲什麼會絕望？就是你脫離了個體，脫離了具體的生活你就容易絕望。
他現在喜歡老六的說法”見招拆招“……”人應該在具體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問題，大問題都是由小問題組成的，小問題做好了，大問題就自然解決了，老想沒有用。
4
我倆初見面，我說我是誰，他說我認識你。我一愣，他說97年我在長沙，聽你主持的電臺節目，他還補一句證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靜的靜”。
我都不太相信，怎麼會在那兒遇上？他說當年在長沙唱歌，我奇怪，那時候湖南酒吧還遠不成氣候，好象都是夜總會，肥頭大耳的主持人說塑料普通話，有小姐晚上跳豔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話，上臺先說葷段子，後來知道他確實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唱，介紹到他，主持人說：“這是來自北京的金甲殼蟲樂隊的主唱周雲蓬！”
他掙點兒錢，到處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陣子，上海蘇州杭州南京長沙騰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薩。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
晚上有帳篷，不是買的，是找個裁縫店，找了些塑料布縫起來的。晚上刮個風就倒。身上就只有四個涼包子，一瓶小二鍋頭，又下雨，飢寒交迫，就地睡下。帳篷根本不頂事，都溼漉漉地糊在臉上。
冷熱飢渴，這都特別具體，用他的話說，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別追問什麼終極意義了，沒有那個。生活本身“不好不壞”。
有人說是不是用流浪考驗自己的意志，他說：“這種考驗有意義麼？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誰時間長，這也是考驗意志力，但是這是一種自虐行爲嘛，爲了顯示人類的意志去做這種事情我覺得是一種虛榮，還不是個人的虛榮，是一種集體的虛榮感造成的一種東西，有的人以爲全人類的目光都在注視着他，哪怕在孤獨的時候，他也爲了某種目光在生活。”
他喜歡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爲了征服什麼，也沒有那麼強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
當天在現場還有個女孩說，“我朋友讓轉告一聲，希望您永遠不簽約大公司，永遠在路上歌唱。”
周雲蓬笑，“這是希望還是詛咒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獨裁者》裏說的一樣，那些人是機器人。我覺得你的朋友應該希望我能賣很多唱片，籤大公司，有海邊的大房子，在新聞聯播放《中國孩子》，我們不歧視主流媒體。”
衆人看着我笑。
有人問，那請問怎麼能兼濟天下？
他說，作一個自私的公民，能捍衛自己權利就不錯了。我們過去的教育都是兼濟天下給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說話，太空洞了。
他說過其實人類這個概念就是一種幻覺，“因爲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實你所謂的人類就是你身邊的親戚朋友，別的都是一種虛幻的東西，而且最終要回歸到個人，什麼都要最終迴歸到個人。”
5
那天座談會是聊詩與歌，我說小時候接觸的第一首詩是“一朵紅花紅又紅，劉胡蘭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題詞金光照，生得偉大死得光榮”，一邊跳皮筋一邊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朧詩的年紀，我抄汪國真席慕蓉，他看北島泰戈爾，那種翻譯體的痕跡不容易脫離，在他的書裏還是看得出來，比如他寫《山鬼》：上帝坐在空蕩蕩的天堂，詩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歡和滄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滄桑”“俯瞰”，這種詞兒我們都喜歡過，用他的話說，有一種“挺正經”的勁兒。
要打破這個不容易，學了那麼多年都是要對仗要排比要押韻，“用十幾個排比句把對方打倒”。
我和周雲蓬那時候都經常代表學校去參加講演。題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鄉》，最後一句通常是平地裏突然拔高一聲兒：“難道不是這樣嗎？”
一灑狗血就是滿堂彩。
他一個老師挺好，調走了。有個同學寫文章：“李老師，雖然你已經離開了我們……”
他說，人都不會表達愛了。
男女之情也一樣，他說，說給你介紹個對象，這種詞就是一個很官方用語，‘對象’是一個哲學用語，介入一種男女之間的私情，讓你對這個詞一點都沒有慾望了。還有什麼”生活作風問題，你的個人問題今天解決了嗎？
他覺得普通話本來就是一種人造語言，卻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
他用了有語音功能的電腦之後，人有了隱私纔有尊嚴，能更自由地閱讀，比方可以私下裏看《金瓶梅》，可以狂熱地看武俠小說了。他說，“閱讀跟戀愛一樣，要私人化，隱祕化。”
後來他四處走，喜歡聽地方戲，看唱粵劇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詩詞。還有蘇州評彈，小橋流水和白蛇傳，用樸素的字兒唱人心裏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儘量用直觀的語言，不要塊狀，不要排比，儘量親切。
他喜歡那些新的網絡語言，悲催，苦逼，給力，說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間語言出來，將來的詩人會有更好的土壤，可能會寫的越來越好。
在座談的現場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寫凡高的《伏熱》：
他的心就象石頭一樣堅強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頭
他的愛就象花兒一樣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兒
他說，多簡單的詞兒，花兒和石頭，這簡直是被先鋒詩人嘲笑的詞，但這詩意。
6
周雲蓬寫過一段話，“在我的夢裏，會憑着小時候的記憶，看到樹是綠的，還是藍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麼。可是我夢見了她，完全是一個黑影，因爲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從此我在夢裏和白天，都是瞎的。”
這個疼，是在人心臟上捏一下。
之前他迷戀米蘭昆德拉的小說裏的薩賓娜，追求絕對的自由，“後來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體生活後就會成爲生活的一部分，沒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參與進去，然後才明白心靈的自由是怎麼一回事，很多快樂是來源於不自由，你若是愛上一個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專注都會損害自由”
兩人在一起，沒有錢，脾氣也不會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沒了。快分手，他在寧夏，半夜聽到樓道電話響就往外跑，總覺得是她打來的，還是分了手。
他說，戀愛的這種痛苦，會讓人落到地面，精神迴歸到肉體。崔健怎麼唱的？----戀愛的時候理論都是虛的，只有分手時的疼痛纔是實的。
戀愛最讓人瞭解什麼是無奈，你沒法預料也不可爭取，命運象磕煮熟的雞蛋一樣，不急不慢地，把人的殼一層層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來。
他原來覺得詩與歌高於生活，這後來才明白歌和詩只是生活的流露“那麼多經歷，那麼多故事，最後變成一首歌，但它們的目的並不是變成一首歌，它們是沒辦法了”。
他寫了這首《不會說話的愛情》：
繡花繡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嘍
我們燒自己的房子和身體 生起火來
解開你的紅肚帶 灑一牀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盪開
……
日子快到頭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們最後一次收割對方 從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來 我去我的未來
……
期待更美的人到來 期待更好的人到來
期待我們的靈魂附體 重新回來
重新回來 重新回來
期待我的靈魂附體，重新回來。
痛苦不是財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這些經歷是爲了一首歌，你非氣死不可，你纔不願意去寫。你會想，別寫那首歌了，寧願經歷好一點。”
只不過人無路可走的時候，說不出來的時候，音樂降臨。
7
零四年以後，他經濟壓力不像以前那樣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樂裏也復甦了，不那麼沉重，在歌裏跟李白開玩笑。
他說住在香山把過去生活裏黑暗的東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歡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園裏邊，一條小路拐來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劉天華、劉半農、梅蘭芳、馬連良，還有梁啓超，“他們都靜靜地呆在那裏，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寫了《春天責備》，說“這個詩剛寫的時候，我是感覺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對於人是一種責備。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鬱，生活很暗淡，它對你就是一種責備。”
他寫：“我的小屋後面是樹木叢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園，墓園旁擺放着十幾個蜂箱。天氣好的時候，蜜蜂的嗡嗡聲融入陽光，有一種催眠的作用。一個人坐上個把小時，時間緩慢逐漸凝固，感覺自己成了金黃琥珀中的一隻昆蟲。還有一隻貓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們都會不請自到。鍋裏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開鍋蓋，鍋沿旁左邊一隻貓頭右邊一隻狗頭，都躍躍欲試着。”
這裏頭有一種爛熟的心平氣和，他說古蘭經裏有句話：命運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陸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種界限，可是這隻船在命運裏還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見字，但對《詩經》有一種嗅覺上的好感，他寫：
“詩經最終長成了一株香樟樹
杜甫是那種沉積的落葉
歐陽修是秋天的苦香
他說：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後來他寫《牛羊下山》，包括《不會說話的愛情》的歌詞，很多來自於嗅覺上的靈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氣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糞味，陳年的米缸。嗅覺更接近於藝術的本質，它和藝術衝動一樣的深邃原始。”
他說在西藏喜歡聽牛鈴的聲音。“一低頭一擡頭，周圍全是牛鈴的聲音，變幻莫測又清透。我比較喜歡水聲，海洋啊，流水啊。我去過雅魯藏布江大拐彎，據說那裏的水很壯烈。我聽了聽，像悶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聽覺來感覺世界的。”
這世界是他聞出來，聽出來，摸出來，踩出來的，人們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覺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寫這個……
“爲什麼我唱：一個叫木頭，一個叫馬尾，
而不是一個叫馬頭，一個叫馬尾？
木頭裏有人的嚮往和悔意。
張棗詩云：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們早已不看，不聽，沒有感覺，象石頭一樣不再閃爍。
8
在中央臺錄節目的時候，有觀衆對他說，“我非常不幸失明過，又非常幸運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時感受到的一切展現出來。”
周雲蓬說，如果你失明的時候沒有做好，那你能看見的時候也未必能做好，我並不認爲失明的生活會是一種藝術的來源、靈感。
他說，失明是一個存在，對他來說，走在街上，被石頭絆了個跟頭，這個石頭就會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麼，那種感覺滲透一生，沒法超越。他說，“我承認它的存在，也承認沒法超越，或許這就是我看待它的態度。”
有人說那你怎麼保持平衡，他說我尊重我的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質。
常有人問他，“你看不見是否非常痛苦？”他說，“還可以。”
他們說，你真堅強。
他說，你要讓每個人說起來，誰都挺痛苦的，痛苦是個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東西，比電視還普及。
很多人說：“見到了你，才覺得能看見世界是這樣的幸福”。
他說，幸福不是比較得來的。
9
老羅心疼曾軼可，要給她錄專輯，有天說約了周雲蓬和小河給小曾做配器，我們都意外——這八竿子打不着的幾個人怎麼摻和到一塊，最後小曾果然沒去，說瞧不上這音樂。
他們幾個人就圍着個空椅子合了張影，羅永浩自己也覺得“不堪回首”，不過周雲蓬說起這事兒笑呵呵，說小曾的歌挺好，詞的語感很好。只不過她上了超女，所以爭議大了。
“如果她是一個地下樂隊的，比如說”幸福大街“的，沒人會覺得她這麼跑調會怎麼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沒人說。”
他沒有陣營感，也沒有劍拔弩張的東西，不刻意製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誠實。
座談會現場有一個年青男孩，站起來對他說，很快要到克拉瑪依多少年了，讓他唱一首《中國孩子》。
他說，這不是唱這歌的場合。歌也不是說，來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對歌也不尊重。
那男孩說“那你就組織免費的紀念演唱會吧”。
他說他現在不打算做這件事，他又補了一句，“不紀念，人們也會記得的，慢慢來”。
我問他，好多人對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現出更多憤怒的那個勁。
他說，我覺得憤怒是一種偶然的、意外的東西，人的常態應該是平靜的、溫和的生活。如果要是總是憤怒，人早活幾年就給氣死了。
我說，但有人對地下歌手的印象，應該像標槍和匕首一樣。
他說，如果有目標可以自己去做標槍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們必須去做標槍和匕首。他寫《中國孩子》也是從水與火的痛苦出發，從人的本能和感受出發去寫的。
四川地震後，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問他，說，老周，《中國孩子》這首歌是不是專門爲四川孩子再續寫一段？
他說，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沒那麼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樂的審美，而不是過分應景。
零八年一幫人去北京南站坐輕軌去天津，結果奧運期間買不到票，很可氣。跟他去的朋友就說：老周，寫個歌兒罵罵他們！
他說，“我很怕被這樣”類型化“。其實我喜歡情緒更復雜一些的，PinkFloyd，Tom Waits那樣。那需要心態更放鬆，不要老進入兩極狀態”。
我說，很多人期望你能對現實進行批判。
他說，“音樂一旦變成無產階級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麼，那就走向另一個反面了，我覺得應該音樂人心裏有數，不是應該大家一捧你，你抗議你很牛，然後你就頭腦一暈你就抗議一輩子，我覺得那個是很無聊的事情，也是一個特別危險的事情。”
所以他說詩歌的第一性永遠是詩性，不是工具，不是用來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對殘疾人，都容易有一種沉重感。
就好象不沉重不夠尊重，當天在現場問他的問題都是這麼起頭的“周老師，我問一個比較俗的問題啊，請問您有沒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這樣的詞。
飯桌上剛認識的氣氛裏也有這個鄭重的緊張，稍過一會兒就會發現，他鬆鬆垮垮喝着酒，但隨手一句，可以在言辭上直接修理老羅，讓我們樂不可支。他蔫壞一笑。
那天在現場，有人問我，說你怎麼會跟老羅和馮唐這樣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說，哪有姑娘喜歡肉頭肉腦的好學生啊，只不過不好意思壞。
周雲蓬也說，作爲一個盲人不容易壞起來。人們會覺得，作爲一個弱勢羣體，你還敢壞啊，太不要臉了。
他高中的時候跟轉學來的姑娘戀愛，兩人約會，因爲看不見，被學校發現了，他是好學生，學校認爲你怎麼能這樣自毀身殘志堅的典型，他說“我情願像一團泥那樣癱軟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願成爲廣場上站得筆直的雕像。”
他說所有弱勢羣體都有這個問題。“我基本上比他們還稍微壞一點，但也不夠壞，但多少年我總希望能擺脫道德上的約束，我憑什麼不能怎麼樣？首先我能破壞這種約束，然後我能自願遵守。要不就特別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採訪盧安克的節目，說那是一個有詩性的人，你看他說的那句話，“自由就是腦子裏沒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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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雲蓬在少年時代認識過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幾乎沒跟任何人說過話。只是據說歌唱得好。
大家圍坐一處，想聽她唱歌，一個高年齡級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說：“童童，給我們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靜。她說：“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聲才突然響了起來。她唱的是“黑鴉鴉的黃沙崗，挺起個鑽天楊”。
周雲蓬說，經她的口唱出，這首歌經加工後的浮華、庸俗之氣沉澱淨盡，只剩下那種來自民間的愁苦和蒼涼。“這樣小、這樣封閉的一顆心靈對憂傷的理解，它事實上承載着何等重量的負擔.”
他稍有名聲的時候，有一個紅色推土機的公益計劃，把專輯銷售的全部收入將作爲啓動資金，購買mp3、樂器，讓盲童有接觸音樂和書的機會。
他前陣子到上海演出，說：“有個小男孩，問我有沒有使命感，我說沒有。可他偏讓我有。他說我覺得你有，我說我真的沒有。他說你那有救贖感！這就做作了，我儘量淡化這種東西”。
他說尤其不喜歡“使命感”這個詞，“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誤了”。
他說過一句話“我是一個殘損的零件，在社會精密的大流水線中派不上什麼用場，那就做一個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個窮孩子手中。
我們的文化裏，最有名的盲人應該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雲蓬曾經去過無錫，想寫一本阿炳的傳記，他有一個疑問是“阿炳的音樂幾乎家喻戶曉，可是他是怎樣生活的？以怎樣的方式去愛一個女人的？最專業的歷史學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來找去，還是沒有找到什麼資料，他說，如果阿炳在天有靈，他會想 “我活着的時候你們幹嗎去了？”
他說這事唯一給他的啓示是，去理解、去愛你身邊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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