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的故事

瞿秋白是一介書生，論文著書，倚馬可待，其文學功底在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內是排在前幾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爲一個理論家、宣傳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華橫溢，綽有餘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領導崗位被解除了，這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學園地爲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在文學活動中黃金般的輝煌時期。

魯迅比瞿秋白年長18歲，又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在文壇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三閒集>序言》中所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爲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 魯迅把革新的希望寄託於青年，他對蕭紅等青年的溫和，他同青年木刻家們的友誼，讓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魯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並逐漸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此後瞿秋白遇險時，曾數次前往魯迅的住所躲避。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遇害，魯迅非常憤慨，決定編訂瞿秋白的譯文集以資紀念，於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聯句，書贈瞿秋白的條幅。在友人印象中，秋白文質彬彬，才華橫溢，多愁善感，用生命去體會。一個浪漫的情人，一個浪漫的文人。年少的他，在繪畫、治印、音樂上頗有造詣，這並非出於他對藝術的好奇，而是他的心性，更適宜在這樣的領域揮灑。於是，偶爾他在月夜裏吹起洞簫，友人都會產生奇妙的錯覺，覺得他跟簫聲融合在一起，再難區分。

文人大抵都有“家國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或許就是出於此，

秋白選擇了投身革命，並一度處在權力的中心。可是，革命誠然需要浪漫和激情，但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素質。秋白無法同時擁有其他，便常常在現實的挫折和磨礪前感到力不從心，甚至懷疑自己無能。此時，他已感到無暇自顧。至於月夜下的簫聲，那更成了一個無從談起的夢。

秋白留給後人的印象，始終是個備受爭議的角色[]。這緣於他在過名單獄中寫的名爲《多餘的話》的自白。

他在其中，完整地表現了參與革命以來有過的熱情、執着、迷茫、孤獨與無奈。正是這份自白，讓他的被捕成了“叛變”，就義成了“討饒不成”。

可是他死時，同所有英雄一樣，都很英勇。他高唱着《國際歌》，指定一處草坪盤腿坐下，直待那聲槍聲的響起。

按照我們平日接受的“英雄”的概念，獄中的瞿秋白，與刑場上的瞿秋白很難重疊起來，或許只能將其理解爲，一個獨特的人，一條獨特的人生路。

我們達不到他的境界，經歷不了他的時代、他的生活。但是，我們可以更加細緻地深入地思考、看待他走過的路，而不是以固有的標準，歸納他的歷史歸宿。

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爲瞿秋白將“身後名”置之度外。他可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卻又不願借死亡來成就本來唾手可得的英名。這是超脫了所有大度與氣節的風采，這是對生命的誠懇與真實。

於是，瞿秋白在歷史上，留給我們的感覺與啓示愈顯迷離。他是如此熱情地參與了革命，又是如此平淡地疏離了革命。可是，他的心，仍然忠誠地向着革命。這樣的人生，常人無法解答。它提醒我們：人與路，路與人，這超過“表現”所揭示的含義。其間的深遠，要用生命去體會。

悠悠歲月中匆匆走過多少人？他們總是被人遺忘或想起。被人遺忘，未嘗不是一種幸福；被人想起，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幸福和悲哀，其間的分別又在哪裏？我不清楚，或許只有路上留下的點滴，提醒人們，怎樣的人曾在怎樣的路上走過。

同秋白一樣，歷史的大路上，走過了太多的豐富的生命。而秋白的人生之路，從一個角度告訴我們，該用怎樣的眼光去評定身邊的一切。不是什麼人即什麼路，什麼路即什麼人。明於此，我們方能最真實地還原歷史，而不是迷茫於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