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勤：我眼中的蓋茨

張亞勤：我眼中的蓋茨
　　
　　作者張亞勤，現任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34歲執掌微軟亞洲研究院，38歲成爲微軟全球副總裁，曾是比爾·蓋茨在微軟全職工作時的核心智囊團成員。
　　
　　我第一次見蓋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維加斯的Comdex大展上，蓋茨做一個名叫《信息盡在指尖》的演講，報告會有上萬人蔘加。當時的蓋茨是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當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時正是IT業發展的好時候，微軟上市剛幾年，發展勢頭強勁。
　　
　　真正接觸蓋茨是在1992年。那時我還沒加入微軟，那是在亞特蘭大的一個展覽會上，蓋茨每年都會來這個展會做一個主旨演講，那次他講的是Windows95，他稱之爲“芝加哥計劃”。
　　
　　我當時在從事視頻方面的研究，在展會的一個展臺向衆人演示我的視頻壓縮技術。忽然間，一個很特別的聲音傳了過來，問我壓縮的速率是多少、壓縮比例是多少，我回頭一看，那個人就是蓋茨。
　　
　　蓋茨已經看過了好多個展臺，他停留下來，我們就數字視頻的傳輸和通信展開交流，聊了20分鐘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軟後，回國和李開復博士一起創辦微軟亞洲研究院。2000年我開始擔任院長，經常向蓋茨彙報工作。我第一次向他彙報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軟研究院的十幾個同事到雷蒙德微軟公司總部，向比爾彙報在網絡多媒體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議程爲1個小時。
　　
　　蓋茨的辦公室設在8號樓第二層。這是一座星形的兩層建築。從正門進去，向右拐，走進迷宮一般的走廊，再向右轉，就是比爾的會議室。這是一個既不豪華，也不寬敞的屋子，一個咖啡色的會議桌，地面是淺駝色的地毯。
　　
　　蓋茨時間有限，人也很聰明，如果他願意花1個小時瞭解一個項目，並能給你回饋，這在公司裏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彙報剛開始時，我認爲他肯定對網絡多媒體領域不太懂。令我驚訝的是，他不停地提問，問題都問得很深入，甚至走上前臺去詢問技術細節，比如做小波變換的編碼、如何分層、頻率分佈、容錯率等等。
　　
　　他不是網絡多媒體領域的專家，但他能很快抓住問題的核心，並能問出很深刻的問題。那一刻，我對他很佩服，因爲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竟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抓住一個問題的核心，並且給出很多有價值的建議。
　　
　　在這次彙報中，他看起來既驚訝，又激動。如果蓋茨對一個問題感興趣的話，他會一直問，問到有趣的地方，他會哈哈大笑，彙報的人就會覺得很踏實；如果他對這個事情沒興趣的話，他會坐在凳子上搖啊搖，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樂。他是一個肢體語言十分豐富的人。
　　
　　我的彙報比原定的1個小時延遲了40分鐘。最後，蓋茨給出了少有的評價：“你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和驚異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蓋茨有些不修邊幅，但在表象的背後卻體現出蓋茨對所做事情的專注。微軟的首席戰略官克雷格·蒙迪是蓋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開創了微軟的非PC平臺，他告訴過我蓋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蓋茨正在家裏專心思考一個問題，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還要趕到另一個城市參加一個重要活動，趕緊穿上西服、打上領帶趕去機場。結果直到飛機翱翔在雲端，蓋茨才發現自己腳上居然穿着一雙拖鞋。於是，他趕緊給蒙迪打電話，讓他幫自己買一雙鞋。
　　
　　真誠的朋友
　　
　　在微軟初創期，一窮二白的蓋茨憑對未來的熱情打動了微軟現任總裁鮑爾默。說一個他們工作和交往的軼事吧！
　　
　　鮑爾默和蓋茨是在學校觀看《雨中情》和《發條橙子》兩部電影時認識的，當時兩人都是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在短暫的互動後，鮑爾默就這樣評價蓋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這個傢伙不尋常)。
　　
　　他們倆互相欣賞，但性格卻各不相同，蓋茨性格拘謹，鮑爾默熱情開朗。彼此分開後，鮑爾默去了寶潔，又去斯坦福讀研究生。而蓋茨和保羅·艾倫於1975年創立了微軟，但在公司最開始發展的幾年，規模很小，再加上他們倆都是技術型人才，蓋茨很希望具有銷售天分的鮑爾默來公司，幫助自己做商務這一塊。
　　
　　於是，蓋茨給鮑爾默打電話，結果鮑爾默一接到蓋茨的電話就眉飛色舞地談到對自己的近況非常滿意。聽到這些，蓋茨猶豫了，最終沒好意思將請求說出口。蓋茨只是寒暄了兩句，就掛上了電話。過了一會兒，鮑爾默回過味兒來，想想蓋茨不會打電話來只是問問自己過得怎麼樣吧。憑藉他對蓋茨的瞭解，很快就猜到了蓋茨的真正意圖，打回電話過去，直接問道：“你們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這樣，微軟的第一位商務經理鮑爾默走馬上任了。
　　
　　蓋茨是一位非常重情義的人，鮑爾默說，“蓋茨是對朋友最忠誠的人。”對此，我深有體會。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與蓋茨會面，蓋茨告訴我，“手機會成爲移動技術很重要的平臺，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觸計算終端，不是個人電腦而是手機，所以，我需要你來做這件事。”
　　
　　2004年1月，我答應了蓋茨的邀請，被調回總部出任微軟全球副總裁，負責微軟移動通信及嵌入式系統在全球的業務。
　　
　　按照微軟的“導師制文化”，回到總部，我就需要一個mentor(導師)，我找到蓋茨，說希望他能做我的導師。他欣然答應了。有時候在電梯裏遇到，他會叫我去辦公室聊一聊。在這種暢所欲言地互動中，我頗有收穫，我也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當時，我畢竟是剛從中國調去的“外來人”，當我與總部的那些高管們有一些衝突的時候，蓋茨往往會親自寫郵件溝通，這讓我很是感動。
　　
　　微軟全球副總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術助理)。蓋茨有次給我寫郵件推薦一位他曾經的TA，因爲我覺得這個TA和我正做的移動通信及嵌入式關聯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覆他，結果蓋茨又寫了整整3頁郵件再次向我推薦。(對不起，我最終還是沒聘用那人)。
　　
　　蓋茨總是這樣，對公司做過貢獻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盡力去推薦；（勵志一生 ）但凡有恩於他的人，他也會念此情義，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會不遺餘力地去幫助他們。
　　
　　那段時間，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們每個月都會有單獨會面。他看問題很深刻，總能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和他聊完天，你會感覺整個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濃厚的中國情節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國組建微軟中國研發集團，並擔任主席。我成了蓋茨瞭解中國很重要的一個窗口。
　　
　　蓋茨有很濃厚的中國情結。
　　
　　我加入微軟後在公司裏有一次碰到他，他就對中國十分好奇，問了一些關於政府架構、大學教育方面的問題。有時候他好奇的範圍超過了軟件和技術。
　　
　　一次他來中國訪問，因爲我們安排的細節失誤，使一個會議臨時取消，浪費了兩個小時，當時蓋茨和我、陳永正、張宏江、劉鳳鳴在一起吃着漢堡，他就問我們中國政府的運作，問得最多的是在中國農村裏怎麼選舉等。
　　
　　在1990年代初的時候，蓋茨曾經隻身一人跑到北京來。他這幾年每次來中國都和學生有交流，他覺得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他還問我，爲什麼中國的學生這麼聰明？
　　
　　他來中國時也和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交流，他說中國領導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強的。我相信他說的真心話，不是外交辭令，因爲對他來說，已沒必要再爲了什麼目的說言不由衷的話了。
　　
　　2006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家訪”比爾·蓋茨的湖邊私人豪宅時，作爲微軟中國研發集團掌門人，蓋茨安排我向胡主席演示兩項最新的技術，其中有一個就是現在很熱門的“物聯網”。
　　
　　我每次見到蓋茨，他都會欣然接受我給他“洗腦”。比如“十七大”之後，我見到他就專門給他傳達中國十七大的精神。他對中國很感興趣，這能讓他更多地理解中國。
　　
　　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他很早就買好了門票，到中國來看比賽。2007年我陪同他參加博鰲亞洲論壇期間，他接受了CCTV的獨家專訪，主持人問他來中國看奧運會，是希望中國隊贏還是美國隊贏，他回答說，乒乓球，肯定是中國贏，籃球肯定是美國贏。睿智又幽默。
　　
　　2008年6月，在西雅圖，我參加了蓋茨的告別晚會。我代表微軟中國的全體同仁向比爾送了兩件禮物：一本《比爾在中國》的影集，記錄了從1991年起比爾十多次中國之行的精彩瞬間。我自己則送給比爾中國古代樂器壎、篪各一件，取意《詩經》“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壎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蓋茨退休我感覺既留戀，又替他感到高興，因爲他又開始投入一項讓他充滿激情並對整個社會都有益的事業當中去了。蓋茨是微軟的靈魂人物和大家長，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都有過爭論和探討，有時達成共識，也有出現分歧的時候。當然，蓋茨並沒有完全離開微軟，他還是微軟的非執行董事長，他每個星期會來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創立了微軟公司，用創新的“技術”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改變了世界。現在，他決定把所有的財富回饋給社會。在巴菲特把所有基金都交給他後，他決定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佩他。比爾對於財富的態度和他對夢想的不斷追求，是我的楷模。他的慈善事業我也願意做一個志願者，貢獻一份力量。
　　
　　蓋茨是一個技術的天才、商業的天才，也是一個十分幽默、善良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聰明的人，技術功底相當深厚，另外他對商業的洞察力也很厲害，超過我碰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個對技術有熱情、對人類有使命感的人。蓋茨有很多財富，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簡單，這種使命感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裝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