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系列勵志故事
女性能頂半邊天的事實已經不容忽視，不管在哪個行業領域我們都能看到一些成功女性的身影，她們作爲我們勵志女性的代表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故事，她們的事蹟會給我們其她女性一怎樣的啓示，她們的成功背後隱藏着多少辛酸!
偶像楊瀾
70億身家
楊瀾以70億元身家登榜“2010胡潤女富豪榜”，這位採訪過無數名人的名人主持時刻保持着她的優雅，她的氣質與修養爲女性提供了榜樣。而她的着裝更是白領女性參照和模仿的標準。一起來看這爲時刻優雅得體的女性——楊瀾。
創辦瀾珠寶
在一次高朋雲集的國際藝術活動中，一位美國著名芭蕾舞團的藝術總監深深吸引了楊瀾目光。那是源於她胸前一隻翠藍的別針，如此靜謐卻又觸動人心。在瞭解到那原是中國的珠寶時，楊瀾被震撼了，久久不能平靜。LAN就此誕生，把愛與榮耀的象徵意義延伸到東方元素之美與現代頂級工藝的設計中。然後與席琳·迪翁CelineDion合作請其代言。
楊瀾：我所經歷的艱辛和失敗
我的生活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完美。有的人說楊瀾你一直很順利，我都只是無奈地一笑。我沒有辦法跟每個人去解釋我的艱辛和失敗。從2000年到2005年，長達5年的時間，我都曾經處於這種狀態。無論從事業上還是心態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當時，美國幾大電視網都希望我去做他們的出鏡記者，報道亞洲事務和美國華人社區，但我覺得，這和我想做的事情還有一段距離。我對自己的職業定位就是文化行業，這和IT、商業、金融和工業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國的時候就知道我是一定會回來的。結婚的時候我就跟吳徵說，你在美國已經有自己的事業，但我將來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說，我跟你回去。那時候媒體報道用了“毅然決然”這4個字。我覺得這幾個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適。他好像放棄了什麼，可我並不需要放棄什麼。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沒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帶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頭髮，去了香港鳳凰衛視，開始做《楊瀾工作室》。
我採訪的第一個人物就是王光美。無論從節目還是人生層面，她都是一個對我有極大震撼的女人。通過做她這期節目，我真正確立了一點——我做節目是爲了記錄人和時代的關係，我希望以採訪人物的方式來記錄歷史。我大學主修英語，輔修國際經濟，但是對歷史的愛好是從中學就開始的。我喜歡蘇東坡、羅斯福和丘吉爾，很早就看過尼克松寫的《領導者》那本書，也看過法拉奇的《世界風雲人物訪談錄》。高考的時候，我曾經最想報的就是歷史系。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對我的職業理想產生影響。
我有文化理想，我覺得中國需要有一個有文化感和價值感的電視平臺。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陽光衛視，製作和播出以紀錄片爲主的電視節目。
我做企業有點誤打誤撞。我是個做內容出身的人，沒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沒想做多大的商業鏈。我做企業的出發點就是想做內容，然後爲了這個內容來配備一個相匹配的運作機制。這有點想喝杯牛奶就自己養頭奶牛的意思。因爲市場上沒有賣這杯牛奶的，你就必須自己養奶牛。但是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時間上的浪費。時間久了，你對養奶牛的事業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義。慢慢地，你看到周圍這片草原上還有很多和你一樣的人，他們也養着自己的一頭或者一羣奶牛，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產業。
當然了，我這是有點難爲自己。我大學學過國際經濟，但這和真正做企業完全是兩回事。我爲了養這頭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歡、起碼是不完全熱愛的事情。中國不像美國。美國的傳媒系統已經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長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紀末，中國傳媒從過去的`僵化體制到逐漸開放，它需要很多鮮活機制在運作成長，纔可能有市場，纔可能有個體的創造。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也許再過30年，我就不需要做這樣的選擇了。
吳徵一開始就是鼓勵我的，但是對我來說，從做節目到做企業，這個轉型極其困難，一開始就摔了個大跟頭，就是陽光衛視。現在看來，我的文化理想的衝動，遠遠大於我的商業和企業管理的知識水平和認知水平。
我在陽光衛視創建的最初，就沒做好商業判斷上的準備。一開始我就按照整個一個電視臺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資數千萬的電視製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創節目，每年幾百個小時。其實這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紀錄片是一個小衆市場，又是基於一個境外衛視不能夠完全落地的現狀，我當時應該更多地以採購節目爲主，減少製作成本，儘量不要做這麼多的原創和這麼大的製作中心。
這就說明我的幼稚。在商業上當時我是很幼稚的。我還記得，當我非常興致勃勃地讓吳徵去參觀我剛剛建好的製作中心的時候，他嚇了一大跳，當時他就跟我說，我沒想到你們拉了這麼大一個攤子，是要出事的。
前後有5年的時間吧，我很累。關鍵是當你的商業模型不對的時候，你會越做越累，並且事倍功半。現在看來，一開始這個公司其實從資本運作上也存在問題。這樣一個收入模型還沒有得到穩定來源和實踐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後上市又對財務報表有要求，這使得你在短期的營收和長期的戰略定位上經常產生矛盾，實際上是給整個經營團隊帶來很大困擾，也給我自己帶來很大困擾。
那幾年，我哭過很多次。吳徵他是知道我的，我有這份文化理想。在陽光衛視後期，他跟新浪、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資本操作。雖然有很多人質疑他說，他是不是喜歡資本操作，但其實他是希望用資本操作的方式引進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時也讓這個衛視平臺能夠撐得更久一點。我理解他的這份苦心，其實這也是說明他對我的愛吧。我覺得是。所以回頭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後說服我放棄的還是吳徵。他說，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種實現方式，但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你的商業模型又出了問題，出於投資人利益考慮，你也應該學會放棄。我一開始不願意面對和承認，前後有3年，反反覆覆。我也跟他吵過架，埋怨他做出了錯誤的商業決策。那時候我們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裏，他很嚴肅地跟我談這個事情。他說，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你現在必須要變成一個現實主義者，你要考慮這個問題，你退出就是對這個事業、投資者和現有平臺的一個最好的負責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