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學，68一代的青春記憶
你瞭解父輩青春嗎？68一代學人的青春記憶
作者：賀祖斌
摘自賀祖斌《思考大學》
80年代上大學的我們這代人，絕大多數生於60年代，也就是常常被稱爲“68一代”，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學。
6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處在承上啓下的時間點，這代人承載了過去年代人的部分苦難，又幸運地遇上開放時代。這注定這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的內心都複雜，他們在每個人生選擇的關鍵時刻都經歷內心的巨大考驗，因爲社會在經歷巨大的變革和轉型，新的思想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這代人有着特殊的歷史痕跡。在我看來，生於60年代，感受了70年代的那種英雄革命主義色彩，但不再盲目信仰，不再大聲喧譁；生於60年代，全程經歷了始於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是理想兼顧現實的一代，也是初嚐了文革苦難和親歷了變革希望的一代。
從這代人的價值觀看，正好處於50代人到70代人中間的一個階段，扮演着很好的中間橋樑，承載這兩代人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同時能夠兼具50代人的一些價值判斷，又比較容易理解70、80年代隨着整個年代變遷所賦予他們的新價值觀。
相對其他年代的人而言，這個時代賦予了我們這代人三個很重要的東西：一個是苦難，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和政治的動亂，給少年時期的生活帶來壓力；二是責任感，因爲承受着生活的壓力，迫使自己需要改變，承擔責任的意識就更加強烈；三是感恩，正因爲經歷了苦難，對生活和社會的變化感受就更加強一些，對時代能夠給自己帶來的發展總抱有一種感恩的情懷。因此，我認爲，這代些人的經歷，對責任、理想、英雄、改革有着更理性和清醒的認識。
當年，十年動亂結束後，高考制度的恢復和科學大會的召開，使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和莘莘學子歡欣鼓舞。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來到了”，給無數青年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種子。在我們求學的年代，華羅庚、陳景潤的事蹟激勵着學子們發憤讀書，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刻苦攻關。我記得，葉劍英元帥的“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爲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幾句話被到處貼在學校和教室的牆上，這代表着老一輩的殷切期望，成爲了我們那一代人奮發向上的動力。那時，沒有人不相信我們的國家會在未來的二十年裏，超英趕美而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我們非常真誠地擁有這種理想和情懷！
生於60年代的我們這一代，是無奈的又是幸運的：60年代初出生的時候，正在經歷或者剛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幾乎處於原始階段；60年代中後出生的時候，或當需要讀書的時候，趕上了始無前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少年成長期是冠以“紅小兵”的名義是在動亂中度過的。因此，我們這代人的基礎教育是殘缺的，或者說是天生不健全的。好在我們也是幸運的，當我們高中畢業時，遇上了能夠通過考試上大學，用自己的學習成績和辛勤努力取得上大學的機會；上大學基本不繳費，還有維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補助；我們大學畢業的時候，工作也是國家統一計劃分配的，不用擔心沒有工作，只是工作單位的區別而已。當我們剛剛工作不能掙錢的時候，住房是單位分配的，只不過空間狹小而已，但還有等的希望。這是一個幸運的時代！
當然，這代人註定會遇到尷尬。當我們工作之初，社會各行各業急需人才，本科畢業還能夠算是不錯的“人才”了。幾年之後，特別是在高校，遇上強調高學歷，本科畢業明顯不夠了，又不得不能埋頭啃書、趕考掙學位。等拿下碩士學位的時候，才發現碩士已經過時了，回頭一看周邊全是年輕得有勁沒處使的碩士，正如梁實秋先生在《中年》裏說的“忽然覺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夥子在眼前出現，從前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齊在你眼前搖幌，磕頭碰腦的盡是些昂然闊步滿面春風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樣子。”這時候自己年齡也不小了，頭髮偶爾長出幾根白髮。如不向前走還真不行，於是又不得不放下“老生”的架子，白天忙着無奈繁瑣的工作，晚上還忙着補習英語，攻下學術的制高點——博士。這時候又發現，父母年老多病，頭髮斑白，急需我們的照顧；小孩也正在向竹筍一樣一天不同一天，當教育他們的時候，突然發現他們講的自己聽不懂，不在一個話語體系，作爲父母，如果錯過下一代的成長教育期那就是大錯，因此對兒女的教育也一點都不能馬虎。這“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吃苦耐勞”。一邊承受着生活和工作壓力，一邊承受着學術負擔，終於將博士帽戴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忽然發現這只是個“土鱉”（國內博士），真正吃香的是“海龜”（國外博士）。但，人到中年，已經沒有鬥志和精力再去國外“博”了。這時候你不得不相信：一代勝過一代，千萬不要與下一代去爭，這是歷史的規律！我的這種經歷，代表着我們這代人相當一部分人職業發展過程中的尷尬和不安。
也許，60年代的人成功立業的追求表現得比較明顯一些，會更強烈一點。常常有要做成一件事情的衝動，做事不講名利，不計報酬，這是當年絕大多數人的原始境界。這一點與70、80年代的人相比，可能表現得突出一些，或許，這是當年的理想主義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