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好記者講好故事的演講稿精選3篇
有些故事，聽了多次終於有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淚，因爲講故事的人水平不斷提高，把內心的真情盡情綻放、深情釋放。今天，本站小編特意爲大家蒐集整理了關於好記者講好故事的演講稿精選3篇，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堅守戰地1200天
2011年1月，我剛到埃及，騷亂就爆發了。鏡頭下，百萬示威民衆與軍警對峙，年輕人在催淚瓦斯中被打得頭破血流。在博物館，埃及法老的珠寶遭到洗劫，4000年的文物化爲滿地的碎片，博物館館長痛哭到幾乎窒息，他問我：難道這就是西方想要的民主?
駐外第七個月，我衝進北約轟炸下的利比亞。恐懼籠罩着的黎波里，空氣中彷彿嗅到了死亡的味道。爲了躲避空襲，卡扎菲把國家電臺等敏感機構都安置在外國記者下榻的酒店樓下，如此一來，我們就都成了他的人體盾牌。爆炸總把黑夜變成白晝，玻璃被震得嗡嗡作響，幾乎碎裂。每次驚醒，我都要使勁兒掐一下自己的臉——真疼，我還活着!
在茲利坦，我們陷入圍困，炮彈、子彈從四面八方襲來。等待着不知是否會到來的救援，我的腦海中盡是外國記者被虐待、被斬首的畫面。我想起2008年光明日報一位駐外記者的來信。與其說是來信，不如說是一份遺囑。他在信中說：伊斯蘭堡天天爆炸，天天死人，我相信生死有命，就不撤了，如有意外，我的財產都歸我父親所有……人民日報歷史上那麼多記者都經受住了生死考驗，我又豈能做第一個膽小鬼?!振奮起來，我把握住空隙間歇那轉瞬即逝的機會，成功突圍!
日復一日聞聽轟炸槍擊，我的右耳被震壞了，因爲沒能第一時間回國治療，醫生說我可能永遠都會失去四成聽力。但我還是選擇了堅守，選擇在戰地採訪中讓我的青春綻放!
駐外第500天，我請纓趕赴新的戰場，在敘利亞一駐就是兩年。大馬士革，千年古城，萬劫不復。僅僅40平方公里的城區裏，一天會落下70多枚迫擊炮彈。汽車爆炸發生後，我第一時間奔赴現場，卻撞見了躺在路邊還沒炸開的“人體炸彈”。爲了躲避反對派武裝隨時可能射來的冷槍，我不得不把汽車開到時速220公里。
一場持續10天的激戰，讓15歲的女孩萊拉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帶我去中國吧!帶我走吧!”我無言以對，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上所有的錢留給她，轉身離去。
那一刻，我領悟到作爲一名中國記者的責任，我要把中東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忽視自由與平等，忽視經濟與民生，輕信西方的承諾，盲從舶來的民主，就是葬送自己的美好家園。
1200天的堅守，凝聚在我100萬字的文稿、6萬張圖片和大量視頻報道中。
洞悉亂象，把脈大局，我感悟到中國力量。“不能任由外部干涉實現政權更迭”，這是對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捍衛，是大國的正義擔當。
如今，我的同事們依然奮戰在全球動盪之地，奮戰在埃博拉疫區，給世界注入中國的觀察視角，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正義聲音。我爲自己成爲這支光榮隊伍中的一員而自豪。
我時刻準備着，在黨和國家需要的時候，重返戰場。
篇二：生死高原路情繫藏家人
我來自雪域高原，在西藏已工作4年多了。今天，我要講的故事，都跟路有關，難度係數非常高，是真正的天路。
第一條路是位於西藏東南部的墨脫路。它的難度係數高，是因爲很多路段是懸掛在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絕壁上的。墨脫公路直到2013年10月，在中國三代交通人的努力下才建成。而之前，很多人去墨脫縣不得不徒步翻越兩座大雪山，甚至長眠在那裏。
這幾年，中央電視臺持續推出《走進墨脫》報道，我也是三進墨脫。最特別的一次，是去年10月到墨脫縣最偏遠、也是唯一一個還需要溜索過江的崗玉村。那條溜索有200米長，下面是湍急的江水，我還有點恐高，幸好之前喝了一碗當地村民的雞爪谷酒，壯了壯膽。
第一次綁在溜索上時，我聽到自己的心跳，起碼飆到了120，非常恐慌，不得不撤下來。我的搭檔扎旺說：“陳姐，要不你別去了，我去拍回來。”我當時就急了，徒步八公里都走到了岸邊，怎麼能不去呢?記者又怎麼能不到現場呢?結果，又第二次綁了上去。滑過對岸，村民們說，我們是第一個到村裏採訪的媒體記者。
好消息是，就在今年7月，崗玉橋建成了，以後再也不用過溜索了，村裏的玉米終於可以賣出去了。
在崗玉村，我路遇一對四五歲的姐妹，她們只有一雙鞋，一人一隻，山路很磨腳!其實，我的女兒比她們大不了多少，現在重慶讀小學，全靠我的父母帶着，聚少離多。女兒讓我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西藏的孩子們。我們推動了西藏兒童先天性心臟病“免費救治方案”的出臺，還正在幫助更多盲童獲得學齡前教育的機會。生命總有另一扇門打開，好記者就是那開門的人!
另一個故事，是一段特別的巡診路。我有一個好朋友叫洛鬆，是昌都地區邊壩縣沙丁鄉的鄉村醫生，從醫20年，是全國十佳最美鄉村醫生。
2012年冬天，我們跟隨洛鬆在怒江峽谷裏巡診，整整走了5天，差點沒回得來。因爲這5天，我們的體力消耗很大，很多山路坡度到了70度。路上，吃的是一種當地叫“圓根”的白蘿蔔，拌點辣椒。當我們終於走到這座5200多米的雪山腳下時，我實在支撐不住，癱倒在雪地上。同事扎旺，身體特別棒的藏族小夥，也累得不行，抓起雪就吃。我躺在雪地裏，心想如果能睡一覺，真是太幸福了。可紅軍戰士不就是這樣躺在雪地裏休息一下，就永遠站不起來了嗎!
風雪中，洛鬆給了我10顆丹蔘滴丸和兩瓶葡萄糖液，在大家的幫助下，我拉着馬尾巴爬上了山。山頂上，洛鬆拉着我的手哭道：“陳姐，這條路以前沒人走過，別人也不瞭解我是怎麼走過來的，只有你瞭解，因爲你走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後別再走了，這條路太難了。”
今年9月29日，洛鬆被評爲“全國民族先進個人”。我在微信裏含淚回了一段話：這一路走來，終見你結出碩果!我們一直都在努力走着自己的路，不要猶豫，不要懷疑，不要放棄!因爲我們的報道，西藏全區鄉村醫生的待遇提高了。
前幾天，我回重慶看望了年邁的父母，爸爸說，“你不要再爬珠峯了。”當時，我沒有回答。現在，我想借助電視機對爸爸說一聲：“對不起，爸爸!只要需要，這條路，女兒還是要走下去。”
篇三：同一把泥土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個叫黃宏成的臺灣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縣梅林鎮梅林村黃氏祖祠祭拜，讓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黃氏後人，齊刷刷地匍匐於地，親吻腳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讓人更沒想到的是，這只是黃先生親吻大陸30多個省和臺灣319個鄉鎮大地泥土的數百個12秒中的一個場景而已。
2012年，我成了一名駐臺灣記者。去往機場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塵土飛揚的工地，有紅澄澄的、也有黃澄澄的，司機告訴我，那是紅壤和黃壤。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海那邊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這來自大陸廈門的小女生?
一下飛機，就直奔市區，蔓延的綠意，怎麼也遮不住臺灣泥土的顏色，同樣的紅澄澄、同樣的'黃澄澄，我一時間竟忘了自己方纔曾在兩岸之間的起落。
“小姐你是從大陸來的哦，那你會唱‘起來’那首歌嗎?”臺灣司機這麼一問，我纔回過神來，有點迷茫地問，“‘起來’是什麼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來他指的是《義勇軍進行曲》。
於是，在海的那一邊，我第一次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竟然是在出租車上，和一位司機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臺南麻豆採訪當地的文旦祖師爺——買郎宅郭家。初見郭老先生，他頭上戴着綠營選舉造勢的帽子，對我們的採訪極爲抗拒。老人家連連擺手說：“不要採訪啦，你們大陸人來臺灣，賺錢的是你們，又不是我們。”我當即用閩南話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陸吃到你們麻豆的文旦，才專程來採訪您的。”看得出來，我一開口，他很吃驚，“原來你們也會講臺語哦。”我告訴他，不只是我，在大陸還有兩千萬人，每天都說着和他一樣的閩南話。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有時只需要一段鄉音就能夠彌合那長長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左營，我們見到了祥和裏裏長劉德文，12年來他堅持着一項“特殊服務”，義務幫助轄區內的老兵將骨灰送回大陸。當航班抵達老兵故鄉時，他堅持骨灰盒必須先放地上一段時間，按他的說法叫“走地”，讓老兵可以第一時間腳踏家鄉的土地;他的服務專用袋，是喜慶的紅色袋子，用來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說，對中國人來說，落葉歸根是喜事，這是中國人的倫理。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他們也會用心貼着土地，用夢裹着情誼，更會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遊子遠走的距離。
今年6月，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訪臺，成爲第一個到訪臺灣的大陸對臺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那天他前往拜訪高雄杉林區的一處木瓜果園，很多當地果農拿着各式各樣的小物件，熱情地向張志軍索取簽名。一位果農手裏拿着寫有“張志軍”三個大字的斗笠愛不釋手，他說，他要把這頂斗笠帶回家掛到牆上，留作紀念。問他爲什麼，他說：“因爲這位大陸高官說話很實在。”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在一樣土地上着笠耕作的人們，雖說誰都有誰的好惡喜厭，但誰也都有誰的鄉里鄉情。
那裏的人，和我們說着一樣的語言;那片土地，和我們有着媽祖關公的文化傳承。但總有一些情境，還是敵不過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個司機在半路上丟下過，就因爲我是大陸來的。一路走回，腳底仍舊是紅壤和黃壤的交合，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顏色。因爲，那片泥土有溫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羣體;因爲，那片泥土有尺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用其來丈量心與心距離的羣體;因爲，那片泥土有跨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體驗超越分歧尋求共識的羣體。
海的這一邊和那一邊，多少有着事實上的距離，但正如臺灣詩人嚮明所寫：銅牆的壁壘呵，終不敵親情的柔指，輕輕一推，就踉蹌地閃了過去……不是嗎?
現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現在黃先生的吻，落在哪裏;但我知道，半個世紀的風，無論隔着怎樣一灣海峽，揚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