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家風小故事

名人家風小故事

名人家風小故事一：吉鴻昌不忘父訓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人。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一。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當兵，以英勇善戰升爲營長、師長，後任國民黨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歲的吉鴻昌，當時任營長，父親吉筠亭病重。他對前來探視的吉鴻昌說："當官要清白謙正，多爲天下窮人着想，做官就不許發財。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鴻昌含淚答應。

吉鴻昌父親病逝後，他把"做官不許發財"六字寫在瓷碗上，要陶瓷廠仿照成批燒製，把瓷碗分發給所有官兵。在分發瓷碗大會上說："我吉鴻昌雖爲長官，但決不欺壓民衆，掠取民財，我要牢記父親教誨，做官不爲發財，爲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 吉鴻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謙正，處處爲民衆。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反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奮起抗日。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名人家風小故事二：陶行知大愛無疆

1917年秋，陶行知回國，先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任教。1927年，他脫去洋服，換上草鞋，“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粟麥黍稷下功夫”。在南京城北、燕子磯畔老山下的小莊村創辦“南京市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陶行知一生致力於平民教育，初期的活動經費多數來源於他寫書掙來的稿費。而陶母與陶行知的妹妹陶文渼則承擔起家庭日常開支。爲了籌集辦學經費，陶行知四處奔波，自己也非常節儉，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其實，他曾多次辭謝高薪聘請，去大學當教授、校長，或去當教育廳長。他曾說：“爲了苦孩，甘爲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陶先生和同學們一起喝稀飯，並鼓勵大家“勒緊褲帶共度難關”。在南京陶行知紀念館裏陳列着一套西服，是先生唯一的正裝，一穿就是幾十年[]。

陶行知一生育有四個孩子，長子陶宏、次子陶曉光、三子陶剛、四子陶城，他們始終都遵循行知先生的教導，自覺踐行“愛滿天下”的家風遺訓，在不同時期，爲傳播傳承陶行知教育思想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長子陶宏1915年生於南京，先生去世後，他調到北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任教，後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感光化學研究所工作，成功地研究出我國第一代彩色膠捲，是中國感光化學學科的奠基人和開創者。

次子陶曉光生於1918年7月，20世紀30年代，他與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組裝了手提式直流無線電收音機數十臺，帶着發電機與放映機到農村爲農民放電影。

三子陶剛，生於1919年11月，作爲名人之子，一生甘於平凡、默默無聞，卻是一名真正的“真善美的農人”。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出生，他在抗戰期間於上海積極宣傳抗日，和其他青年共同創辦《抗日每日戰報》，還參加了上海童子軍。受家風的薰陶感染，行知先生的孫輩們也多從事教師、工程師的職業，他們恪盡職守，低調做人，積極探尋與感悟生活中的“真善美”。

解讀：人要有大愛，愛人類、愛國家、愛人民、愛家庭;人要有一顆赤子之心，奉獻社會，不求回報，讓人生在愛的奉獻中閃光。

名人家風小故事三：胡適倡導“獨立、合羣、重學”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於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於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羣、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鍊他過獨立、合羣、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纔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祕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係。”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