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小故事，民國名人家風家訓的小故事

家教小故事，民國名人家風家訓的小故事

1、梁啓超全方位愛子女

梁啓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爲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樑思成、考古學家樑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樑思禮。另外，四兒子樑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樑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樑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啓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爲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啓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啓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

寫信時，梁啓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啓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樑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麼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牆基越築得厚越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着用去”。

同時，梁啓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樑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餘，梁任公沒忘了誇一誇女婿、兒媳。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一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徵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爲然的，便只是愛。”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有一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後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

3、樑濟對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殺前三天，樑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時在北京大學任哲學講師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樑濟離開了家。

梁漱溟亦兩度欲自殺，但最終，現實中國的問題和人生問題縈繞着他，他不停思考，積極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樑培寬、樑培恕，對於他們，給予最大自由空間。接受採訪時，樑培恕說：“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這種教育，也與梁漱溟受到樑濟的影響有關，樑濟對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說，這也是一種“中國式傳家”。

樑培寬追憶梁漱溟時，時常會提到一次考試。當時，樑培寬考了59分，內心忐忑地拿着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樑培寬說，他後來明白父親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

相比於課堂成績，梁漱溟更在意教人過社會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4、胡適倡導“獨立、合羣、重學”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個子女，女兒五歲時夭折，長子胡祖望、小兒子胡思杜圍繞在江冬秀身邊，胡適忙於公務，無暇顧及。江冬秀雖然出身官宦之家，但僅讀了幾年私塾，又酷愛打牌，對於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責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適雖然倡導“獨立、合羣、重學”，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愛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適給胡祖望寫信，希望鍛鍊他過獨立、合羣、用功讀書的生活，其中說：“功課及格，那算什麼？在一班要趕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趕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課要考最優等，品行要列最優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這纔是有志氣的孩子。”這時，胡祖望十歲，離開父母，獨自在外上學，父親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會感到“壓力山大”。次年，胡適即大失所望，接到學校發來的“成績欠佳”的報告單，怒道：“你的成績有八個‘4’，這是最壞的成績。你不覺得可恥嗎？你自己看看這表。”

最終，胡祖望雖然上過大學，但遠未達到胡適對他的期望；胡思杜讀了兩所大學都未能畢業，卻染上了不少壞習氣。晚年，胡適對祕書說：“娶太太，一定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別的方面有缺點，但對子女一定會好好管理教養的。母親有耐心，孩子沒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親的沒有耐心的關係。”可謂沉痛之語，意味深長。

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功課不好，習氣不好。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5、豐子愷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爲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爲“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裏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僞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後，子女各自獨立生活，並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後，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6、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

錢基博乃一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鍾書的父親。

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鍾書十六歲時，還痛打一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此時的錢鍾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一頭扎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鍾書過不了關，於是捱了打。

1929年，錢鍾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一封信中說：“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隨後一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鍾書能“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我望汝爲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爲胡適之、徐志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鍾書，不過出於一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7、吉鴻昌不忘父訓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人。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一。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當兵，以英勇善戰升爲營長、師長，後任國民黨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歲的吉鴻昌，當時任營長，父親吉筠亭病重。他對前來探視的吉鴻昌說："當官要清白謙正，多爲天下窮人着想，做官就不許發財。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鴻昌含淚答應。

吉鴻昌父親病逝後，他把"做官不許發財"六字寫在瓷碗上，要陶瓷廠仿照成批燒製，把瓷碗分發給所有官兵。在分發瓷碗大會上說："我吉鴻昌雖爲長官，但決不欺壓民衆，掠取民財，我要牢記父親教誨，做官不爲發財，爲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

吉鴻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謙正，處處爲民衆。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反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奮起抗日。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