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者範美忠：汶川地震後,“範跑跑”的這七年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6歲的中學教師範美忠從距離震中15公里的教室中拋下學生奪命而出，卻又親手把自己送進了一場震動全國的輿論風暴。在震後10天的一篇文章中，他說自己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哪怕母親也不會管，「因爲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髮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
鋪天蓋地的謾罵聲接踵而至，集合了懦弱、無恥、缺乏責任心等評判的「範跑跑」一詞廣爲流傳，成爲他此生難以揭除的標籤。
然而，這一夾雜着憤怒情緒的刺耳代號，卻遠不足以呈現出這個千夫所指者的真實面目。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個令旁人生羨卻不敢效仿的精神裸奔者，逃離毫無歸屬感的故鄉，考入最高學府，卻又對之滿心失望，在此後的漫長歲月裏四處遊蕩。孤獨、絕望、憤怒、狂傲、虛無、分裂成爲他的人生基調，他的身上，交織着中國社會文化的種種衝突悖論。
現實中存在一類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他們身段靈活柔軟，在現實夾縫中游走自如，爲實現胸中理想常做出適度妥協。範美忠對之心生佩服，卻從不願效仿。幼年時，他日復一日用拳頭擊打自家牆壁，這一場景恰是他個人，乃至以他爲代表的一類人命運軌跡的映射——個人欲求與堅硬現實持續衝撞，縱然疼痛，也不停歇。
震災過後，那篇有意挑釁大衆倫常認知的文章將他與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推向頂點。道德審判的狂歡之後，看客紛紛離場，他本人的精神餘震卻一直持續，至今已是7年。他將自己多年的精神困局形容爲一個蛋殼，自己努力掙脫而不得，「範跑跑」事件卻像是一把錘子，從外部將蛋殼狠狠擊破。
錘子力道兇猛，砸碎了蛋殼，也砸傷了他自己。汶川地震7年之後，《智族GQ》記者貼身採訪範美忠，探尋其漫長艱險的精神重建歷程。在此過程中，他拋棄了曾經的精神教父魯迅，嘗試皈依基督教卻以失敗告終，隨後投向了曾經懷疑拒斥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爲莊子的信徒。從魯迅到莊子，這一精神源頭的顛覆是否如其本人所言業已實現，目前做出判斷還爲時過早，但其變化過程卻擺出一道橫亙在旁觀者面前的命題：置身於紛繁複雜遍佈困擾的世事之中，每一個嚮往精神自由的個體，究竟該以何種方式面對自己的內心。
撰文｜何? 黃周穎
《裸奔者範美忠》
佈道
往返於成渝兩地間的火車每天從四川省隆昌縣金鵝鎮瓜子巖村旁駛過，隆隆的汽笛聲讓村民們煩躁不安，卻又是他們的精神寄託之一：對於這個偏居川南的破舊村落而言，鐵路負載着數輩人對繁華富裕的想象，以及改變命運的可能。但村中第一個考入北京大學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卻從未獲得機會藉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這個戴着1000度近視眼鏡的瘦弱男孩，爲自己制訂的首要任務不是應對初中課業，而是日復一日用拳頭瘋狂擊打自家泥土砌成的牆壁。三年過後，他的心願達成，練出一身緊實肌肉，足以對抗父親及四個兄長的毆打辱罵。
「青春期那種對父親的徹底反叛，是我特別成功的一點。後來那麼多人罵我，卻完全擊不垮我，爲什麼？因爲這種經歷讓我十幾歲就完成了人格的獨立。」如今，43歲的中學教師範美忠回憶起兒時與父親的衝突，將其視爲個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氣氛的暴戾貧苦令他心生絕望，北大歷史系錄取通知書的到來被村民們視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卻獲取了一種逃離壓制的解脫感。
自1992年離開隆昌，二十多年間幾經輾轉，範美忠如今的落腳地，離故鄉不過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個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館裏見到他。他被圍坐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中間，與他們進行有關文學、歷史、哲學的無主題自由討論。這是爲期一週的公益課程的其中一天，八個小時的討論，他的回報是三四百元的象徵性酬勞。
村鄰眼中，沒有比考入北大這樣的學校更加美妙的改變命運的機遇。然而，1997年畢業至今，範美忠從未像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大多數畢業生那樣，獲取超過平均水準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但他卻毫不在意，甚至從未對此產生興趣。
牛仔褲鬆鬆垮垮，褲腳早已磨破。黑色羽絨服的下沿露出來了白襯衣的一角，另一角卻藏在裏面。十幾個人中，範美忠是穿着最隨意的一個。爲了保證秩序，討論引入了羅伯特議事法則：每人有兩分鐘時間提問，範美忠則有五分鐘時間回答，一旦到時，必須停止，除非下一個人放棄提問。多次超時後，範美忠表達了反對。「這套規則是非常好的，但是用於開會，我們是討論問題，並不完全適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規定，就要執行下去。他再無異議，卻加快了語速，陌生的人名和術語越來越密集地出現。他飛快地轉動手中的紙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臉茫然的面孔越來越多，但不在他的視線範圍之內——他的眼神始終投往一個固定的方向，前方並不是某個提問者，而是人羣外的一塊地板。
正如範美忠曾在不同場合反覆表達的那樣，他在我面前多次評價自己爲「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中午12點，討論結束，我們走在去飯館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視爲精神教父的魯迅。「北大錢理羣對魯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國魯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來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對他的這番自我判斷持有保留意見。成都同輝國際學校校長李勇對我說，範美忠更像是一個不由分說的佈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羣聽衆：「美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好老師。他更多考慮的是把我想說的儘可能說出去。可是好的老師要照顧受衆的心理，他想聽什麼，他能聽懂什麼，他需要聽什麼？美忠是不考慮的。」
類似的評價，範美忠心知肚明，卻不爲所動。每接一屆學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學生目瞪口呆之時對他們進行知識轟炸」。他也從不掩飾對大部分老師在智力和道德兩方面的優越感。他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公開撰文：「我對那些要我注意教學方法的勸告不屑一顧：你們這些老師懂什麼？連《史記》都沒看過也跟我談歷史！你們那點兒可憐的知識和僵化的頭腦再有教學方法也沒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師是充當應試教育的幫兇，向學生們傳遞無用甚至有害的僞知識。爲與他們劃清界限，這個自視「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的人，至今沒有教師資格證。「參加這種考試是對我的一種侮辱。」
這自然令他付出代價。學生抗議、家長舉報、校長停課、然後離開，如此周而復始，「大半個中國倒騰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廣州華美外國語學校，僅21天。但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並不認爲自己是他所痛恨的應試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種人的反應都在我的預料範圍內。每一次離開，主動權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當這種行事風格在特殊的歷史節點出現在課堂外的公共空間時，受衆的反應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也讓這個自視極高卻寂寂無名的中學老師在一夜之間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8級地震，範美忠在劇烈震盪中，第一個跑出都江堰市光亞中學教室。10天之後，他在天涯論壇貼出《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爲了女兒纔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因爲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髮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
這番言論迅即引起了無數批評與謾罵。次日，網絡寫手五嶽散人撰文提出「範跑跑」一詞，這成爲了範美忠此生難以揭除的標籤。
時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我們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許無恥。北大歷史系黨委書記說：北大以有這樣的學生爲恥，如果開除他，我們很贊成。類似的批評，當時無法計數。「如果發生在十幾年前，我可能會去自殺。但當時我一絲這種想法都沒有。中國十三億人，哪怕十二億九千萬人說我是錯的，只要我認爲自己是對的，我就是對的。」回憶起舊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煩——「我絕不後悔」、「如果事情重來一次，我還會那樣做」，過去7年間，這樣的語句他已經重複了無數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頭擊打牆壁，恰是他此後人生軌跡的映射——個人欲求與堅硬現實持續衝撞，縱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爲名利打拼之時，他四處漂泊，尋覓理想的歸宿；而當要求開除他甚至殺他全家的大字報貼上光亞學校的大門，他卻選擇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魯迅的一本著作《民間野草》中，他引用里爾克的詩句：「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也許，還有許多人會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亞學校任教已近10年。他爲數不多的朋友們一度覺得，他或許已經不再漂泊，找到了歸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見到他的一週前，光亞學校正式批准了他的辭呈。
離開成都後，我飛往三亞，採訪在此休假的光亞學校校長卿光亞。談及範美忠辭職一事，這個1949年後內地第一傢俬立學校的創始人說：「地震的事對他刺激非常深，我覺得他現在還是一個病人。他辭職的時候情緒是失控的，根本沒有計劃。」
範美忠本人的說法與此大相徑庭。他評價自己如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極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認爲自己擺脫了曾經的精神教父設下的牢籠：「魯迅無法解決你的問題，基本讓你走向絕望。」
那新的精神資源是什麼？一天午飯過後，他提議去一個附近的茶館喝茶。在一個十字路口等綠燈時，我向他提起了里爾克的那句詩。「那你覺得自己依然還在漂泊嗎？還是說像他說的那樣，已經死在途中？」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沒有轉向莊子，我早死了。莊子讓我起死回生。」綠燈亮起，我們快步穿了過去。
漂泊
成德高速上車流稀疏，遠方瀰漫着四川盆地常見的霧氣。範美忠的妻子吳文冰坐在後排，不時提醒丈夫開慢一點兒，注意安全。
吳文冰之所以坐在後排，是因爲她肚裏懷着孩子，需要寬敞的空間。按照預產期，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還有不到半個月就將降生。因爲擔心成都的醫院過於擁擠，他們驅車前往德陽做最後的產前檢查。
產檢結束後，我們去醫院附近的餐館吃飯。剛一落座，範美忠問服務員：「青菜有哪幾種？」對方一一列舉，他搖了搖頭，帶着我們離開。他向我解釋說：「文冰愛吃的那種菜這裏沒有，我們換一家看看。」妻子懷孕後，他包攬了買菜做飯的任務。「她做飯其實不好吃，所以我寧可多做一點兒。」看到我有些驚訝，他特意補充道。
這是範美忠難得一見的，讓人嗅到煙火氣的時刻。見到他之前，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鬥士，永遠在與人爭辯宏大命題，柴米油鹽這種東西似乎與他無關。
這並不符合範美忠對自己的判斷。「婚姻拯救了我，讓我變得柔軟。我原來是一個缺乏愛、缺乏歸屬的人。一個人長期這樣，心理是會變形的。買菜、做飯、帶孩子，這些形而下的東西迫使我低下頭來關注現實世界，這樣的生命纔可能是通透的。」
他的朋友李勇則張開雙臂，用手勢向我演示他眼中範美忠的變化：「在他的生活裏，一頭是物性，一頭是詩性，前者是世俗生活，後者是精神追求，結婚前他無限地靠近後者，但這是非常危險的。妻子的出現，把他往另外一頭拽了一點兒。」
幼年時的窮困常令人成年後被追逐財富的慾望所綁架，範美忠卻恰恰相反。作爲家中六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兒時與四兄一姐搶食的經歷令他對物質的欲求產生厭惡。初二時，有三個月家裏沒有油，鹽巴在口腔留下的鹹澀久久揮之不去，這讓如今的他對街頭的「蒼蠅館子」讚不絕口。與貧苦相比，他眼中對自己未來性格影響更爲深重的，乃是愛的缺失。
曾經讀過四年私塾的範父是村裏少有的讀書人，還會殺豬、編籮筐、在村裏的紅白喜事上擔任大廚，這使他具備超出村鄰的掙錢能力。但自範美忠形成記憶以來，範父對賭博的興趣蓋過了一切。他總習慣性地將殺豬刀磨得鋥亮，卻只磨不用。早上醒來，範美忠總會看到一把利刃掛在牆上，這令他心生恐懼。
勤勞隱忍的範母挑起養家重任，農活最忙時，她夜裏兩點入睡，4點起牀，以至於多年之後，七十多歲的她與九十多歲的母親坐在一起時，比母親顯得更加蒼老。「父母的愛是任何東西無法代替的，但我感受不到。母親不是不愛你，但她必須出去勞動。父親呢？他一早就去賭錢，天黑纔回來，男人對家庭的責任感，你是完全看不到的。」範美忠說。
每年寒暑假，範美忠有兩個多月時間可以回到隆昌。但最近幾年，他在家鄉的時間越來越短。還有一個星期就是春節，他只打算回去兩天，初二就離開。「在成都其實也很無聊，但是回到那裏更難受。那是母親的家，是你哥的家，不是你的家。你會發現他們面孔很熟悉，但交談起來非常陌生，無法交流。那種時候你感覺極其孤獨，坐立不安。」
這使他在成年後的漫長時間裏，成爲一個找不到歸宿的異鄉人。「無論走到哪裏，我都只是一個過客。」《過客》是魯迅《野草》中的一篇，主人公是一個不停向遠方行走的老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人。」範美忠在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一篇對《過客》的解讀文章裏，他寫道：「行走本身即已成爲目的，停止即意味着死亡。」
四處漂泊時，他曾有一年未和家人聯繫過。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家鄉的電話，才知道父母曾經以爲他已經自殺了。原因是搜到他很久之前發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自殺離我有多遠》。
他戲稱自己有「處女書情結」，同一本書會反覆買好幾次，原因是「不想讓上一次做的批註框束新的思考」。而這件事的另一面則是，每去一個新學校，他會把大多數書送給同事，只隨身攜帶少量原典。到光亞學校前，他從未買過書櫃，一大堆書就隨意散落在房間裏。「因爲我每次搬家都清楚，這就是一個臨時的落腳地，睡覺的地方，不是家。買書櫃怎麼處理？難道揹着到處走？」
即使已經在光亞執教了10年，這種漂泊感依舊困擾着他。「我內心有非常痛苦的一對矛盾。一方面你渴望漂泊，因爲你工作過的每一個地方，都讓你失望，然後你就總會覺得有一個遙遠的地方，神祕，未知，充滿着可能性，就像當年的新教徒，漂洋過海，到美洲尋找新大陸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你又極其渴望有一個地方，讓你覺得穩定、熟悉，心裏踏實，有安全感。這是非常矛盾的感受。」
到光亞的前兩年，爲了抵禦獨居帶來的孤獨感，每天上完課後，他會來到學校附近的一個茶館讀書，點一杯10塊錢的竹葉青，從下午兩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打烊。爲了找到「穩定、熟悉」的感覺，他每次都坐在同一個座位上。第一次去時，老闆養的狗剛生了一窩小狗。每次去喝茶，他都要逗小狗玩兒，日復一日，一窩小狗只剩下一隻，他卻依舊每天坐在那裏。除了老闆，小狗只聽他的指揮。
每到一所新的學校，他都會給學生們放映他最喜歡的電影，《死亡詩社》。那個孤獨卻飽含激情，鼓勵學生自由思考的「船長」在曾經的他眼中，正是自己的化身。但多年過後他說：「船長給人的感覺，是溫暖的，充滿善意的。可我在黑暗陰冷的深淵裏待了太久。」
促使他這樣思考的是他的學生。汶川地震後，他對大多數批評意見予以猛烈的反擊，但當光亞學校的幾個學生表達對他的失望時，他開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太過冷酷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用一連串的形容詞來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孤獨、虛無、黑暗」，但又無能爲力。「我也想多給別人一些愛，但是做不到。我從小沒有感受過被愛的感覺，你自己都沒得到過的東西，怎麼給得了別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