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的資料介紹

康有爲的資料介紹

寄語：時勢造英雄，英雄出時世。昨日之豪傑，今日之囚徒、惡徒。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候，需要有人振臂一呼，振聾發聵。民智已開的時候，需要的是清醒的認識。獨善其身，或者兼達天下，取決於你是誰，爲了誰。康有爲的資料介紹由本站收錄，歡迎閱讀。

康有爲(1858—1927)，原名祖治，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是中國近代改良主義維新運動的代表人物，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愛國主義者。

1858年3月19日，康有爲出生於廣東南海縣。

康有爲的祖上不論是從軍習武成了武官，或是科舉致仕成了文官，抑或從事實業當了商人，有一點卻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未曾離開讀書治學。

對少年康有爲影響較大的是其祖父康贊修。康贊修是清朝舉人，爲人正直，是那個時代的一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康有爲8歲開始，就常在祖父身邊讀書。11歲的康有爲在其父去世後便與祖父一起相依爲命。少年康有爲才思敏捷，聰明好學，他孜孜不倦地攻讀經典、博覽羣書。康有爲還從祖父的藏書裏，第一次看到了《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一批介紹各國曆史地理的書籍，讀到了利瑪竇、艾儒略、徐光啓等人的編著、譯著。

這些譯著爲康有爲打開了一扇通往西方文明的窗口，對他以後向西方學習、推行變法維新起了重要作用。隨祖父到廣州時，這個百業興旺，商賈雲集，帶有初期資本主義風貌的都市令康有爲感到新鮮和驚奇，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由於康有爲厭倦八股文，所以到18歲時，他在科舉方面屢試屢敗。他內心感到十分憤懣，決心要尋求名師，發奮苦讀。1876年他離開已年屆古稀的祖父，到離家不遠的九江鎮禮山草堂，拜朱次琦爲師。禮山草堂裏，康有爲三年便對先秦到唐代的文、史、哲都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三年苦讀，使康有爲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基礎，“經世致用”的學用一致思想更對康有爲產生了很大影響。但這三年苦讀並未使康有爲找到解決國弱民困的答案。1878年，他終於離開禮山草堂投身人海中，繼續尋找自己的理想和出路。

1879年春，康有爲到了家鄉附近的西樵山。在風景如畫、安逸寧靜的白雲洞裏，康有爲心裏卻一點也不平靜。有一天，住在廣州的翰林院編修張鼎華到西樵山來遊覽。

他在青山綠水間發現了一個年輕人，只見他時而歌，時而狂笑，時而大哭。張鼎華上前和他對話，但未談上幾句就爭論起來。張鼎華被這個奇特、浮躁、近乎瘋狂的青年人所吸引。回到廣州後，他逢人便講在西樵山上的所遇。不久，這個人的狂態，便在廣州流傳開了，這個人便是康有爲。康有爲得知西樵山上所見的竟是聞名京華的張鼎華後，便修書一封，從此兩人建立起忘年之交。張鼎華身爲朝廷大員，熟悉朝政和許多掌故、現實。康有爲在那裏與張促膝長談，眼界大開，特別是當時知識界正在醞釀的維新思想，更是令之震動。張鼎華是康有爲在苦悶求索中，給他指點出路的啓蒙老師，使康有爲在朦朧中看到了個人命運和國家前途的出路所在。康有爲後來也承認，他的思想變化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書本上的西方政治、經濟、社會風貌、文化科技等描述已經滿足不了康有爲的需要，他迫切地期望考察一下西方世界的實況。限於經濟實力，1879年他決心到廣州附近的香港進行實地考察。在香港的短暫停留的日子裏，他意外地遇見了一位同鄉陳煥鳴。

陳煥鳴曾在日本國公使館任翻譯，精英文，通日文，家裏有大量日文書籍。經陳煥鳴的介紹，康有爲如飢似渴地選購、學習有關西方世界的翻譯書籍。三年後，康有爲在去京趕考的路途中，又在上海作了短暫的停留和考察。他進一步地瞭解到西方人對社會的治理確有一套可以借鑑的辦法，另一方面又深感國權喪失的恥辱。強烈的時代感、民族的責任感，推動着年輕的康有爲去尋求國家和民族的出路。

康有爲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一方面開始向封建正統的習俗展開攻勢，不斷地破舊立新。首先他反對纏足，並且先從自己家裏做起，進一步在社會上創建“不裹足會”，這是他破舊立新思想的一次實踐。1895年康有爲在廣州成立的粵中“不裹足會”

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反對女性裹足的民間團體。在它的影響下，全國上下紛紛開展了不裹足運動。同年，全國性的“不裹足會”在上海成立，掀起了反纏足運動的高潮。

從1883年到1885年，中法戰爭總共延續了三年，影響遍及南方几省。在三年的戰爭中，雖然劉永福的黑旗軍曾多次打敗法軍，雖然馮子材在鎮南關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法軍在臺灣淡水和浙江鎮海都遭到堅決抵抗，但是腐敗的清政府卻下令“乘勝即收”。結果法國侵略者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卻在談判桌上得逞，獲得了在中國建築鐵路等大批特權，清政府雖勝猶敗。中法戰爭期間，廣大同胞、海外華僑積極支持抗法戰爭，全民族的愛國熱情高漲，然而這場結局奇怪的戰爭，震驚了無數愛國之人的心靈，引起了很多有識之士的反思，包括康有爲在內的先進國民開始認真思考救國救民的途徑。

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蠻橫，清朝政府的無能，舉國上下的愛國熱情，廣大軍民的英勇抗敵，尤其是馬尾水師覆沒的悲劇促使康有爲進一步思考變法維新的道路。

1888年12月，康有爲第一次直接給清政府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上書”，提出了變法維新的最初設想。康有爲是豁出了性命給皇帝“上書”的。因爲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裏，一個尚未取得一定功名的普通讀書人給至高無上的皇帝寫信，而且妄談國家大事，這件事本身就是違反等級制度的，康有爲甚至可以因此而獲罪。康有爲的這份《上清帝第一書》，雖然得到少數開明官吏的贊同和支持，卻終因大多數舊官吏的反對而未能送到皇帝手中，但其中的內容，特別是維新主張卻吸引了當時北京的開明人士。這份“上書”因而被廣泛傳抄，康有爲名聲大噪。第一次“上書”雖然受到了挫折，但康有爲表示他決不灰心，還要繼續幹。他相信，只要實行變法維新，中國就定能富強起來。

爲了科舉考試，康有爲曾幾次到北京。1888年，他應張鼎華之邀，也趕上順天鄉試。第一次到了北京，住在專供南海到北京的應試者食宿的南海會館。康有爲在會館的這段時間裏，並沒有閉門苦讀，相反，他卻是利用這個機會，直接瞭解京都的朝政，廣泛結交進步人士和開明官吏，向他們宣傳自己的變法維新主張。在北京的日日夜夜、所見所聞，像一團火似的在康有爲心中燃燒。他那顆愛國之心使自己再也無法保持沉默，他不計個人榮辱成敗，不顧自己地位低下，決心直接向清政府的權力中心宣傳自己的變法設想。他先後給皇帝器重的軍機大臣潘祖陰、吏部尚書徐桐，以及皇帝的老師翁同騄寫信，爲國家命運、民族危亡而大聲奔走疾呼。這些書信在北京引起了很大震動，由於在信中對這些大臣有所指責，使“京師譁然”，被斥責爲“狂生”。

在北京這段時間裏的所見所聞，特別是經歷了《上清帝第一書》的挫折後，政治上的失意使血氣方剛的康有爲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當時，康有爲的朋友沈曾植、黃紹箕曾經勸阻他不要介入政治，不要鼓吹變法，還是老老實實做學問。康有爲雖然對他們的好意不以爲然，但現實的黑暗、理想的受挫，迫使他暫時跳出政治的是非之地，重新回到書本中尋求寄託。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時間裏，他對清王朝的黑暗和昏庸看得越來越清楚，幾乎是完全失望了。於是，他帶着大量碑刻拓本和書籍，在1889年9月11日離開北京。臨行前，他給北京的好朋友沈曾植寫了一封洋洋數千字的長信，傾吐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和抱負，表示他仍然念念不忘維新變法救國。

康有爲1889年秋回到廣東後定居廣州。政治理想和抱負的挫折促使他冷靜地思考，爲什麼變法思想會遭到這麼多人的反對而不能爲人所接受呢？他翻來覆去地想，終於，他認爲，這與朝廷培養人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有關。只有培養出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才，才能進行維新變法，從而拯救國家民族於危難之間。於是，他決心在廣州興辦教育。1890年，廣州學海堂的高材生陳千秋慕名拜訪康有爲。第一次見面，康有爲便以熱情坦率、滔滔不絕的談話折服了陳千秋。如同平靜的水裏丟進一塊石頭，陳千秋的思想上激起了層層波濤，他被康有爲的淵博知識、大膽思考和愛國熱情所感動，於是，陳千秋便成了康有爲的第一名學生。緊接着，對康有爲慕名已久的梁啓超經陳千秋的引見，也拜康有爲爲師。此後，廣州地區聞名而來求師受業、投身康門的青年人先後有20餘人。康有爲在廣州長興裏邱氏收屋正式開辦學堂。最初叫長興學堂，後來幾經變遷，才叫萬木草堂。廣州是一個文化教育事業比較發達的重要商埠。但與新辦的長興學舍相比，一些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大書院，如廣雅書院、粵秀書院則顯得因教學內容和方法陳舊而暮氣沉沉。康有爲公開聲明，長興學舍要講授對現實有意義的學問，其辦學方針是“經世致用”。所以在長興學舍裏是一羣朝氣蓬勃的學生，康有爲不僅教他們讀書做學問，還教學生唱歌跳舞，帶領學生上體育課。這些新穎的教學方法，生動活躍的教學環境和氣氛，在廣州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一些封建衛道士們，紛紛攻擊，尤使他們不能容忍的是，康有爲居然在課堂上藉着講授中外歷史和中國傳統哲學之機，大肆宣揚他的維新變法政治主張。長興學舍招收學生的標準則主要是看學生是否具有開拓性思想，能否接受變法主張，而不是看學生的門第、原有學問的深淺，年齡的大小等，所以在康有爲的學生裏，最大的比他大30歲，最小的只有十六、七歲。長興學舍的入學考試方法也十分特殊。他不是採取通常的命題作文，而是通過個別談話來決定錄取與否。他的個別談話也是很少出題目，而是古今中外，海闊天空的看似漫無邊際的交流，但是，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他既摸清了學生的知識結構和閱歷，又摸清了學生的思路和對變法維新的看法。康有爲的這種新式教育，儘管嚇退了不少慕名前來拜師的人，但是卻吸引了大批的思想先進的青年，其中不少人都成爲支持他維新變法的骨幹分子，例如梁啓超就是其中的一個。

梁啓超長期追隨康有爲從事維新變法運動，人們往往把師生二人並稱爲“康梁”。

梁啓超是廣東新會人，12歲考取秀才，17歲中舉，被稱爲“神童”。他18歲時拜康有爲爲師，兩人雖然在科舉功名上不齊名，梁啓超已經是名正言順的舉人，而康有爲還只是一個低舉人一級的“廕生”，但兩人卻都是世俗的叛逆者。康有爲並不因爲這個原因就不敢接收這個學生爲弟子，梁啓超也沒因此而動搖對康有爲學問和思想人品的敬仰。

自此以後，梁啓超就成了康有爲的得力助手，他任萬木草堂的學生後，協助康有爲完成了著名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編篡工作。有時，在康有爲離開萬木草堂時，梁啓超也代他講課。

1891年，康有爲在廣州寫成了《新學僞經考》，當年就有4種版本在社會上廣爲流傳。這本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討論“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傳統學術上的學派之爭，但是書中不僅批判了“古文經學”派的主要人物劉歆篡改孔子著作，僞造古文典籍的種種行爲，而且指出其目的是企圖從學術上爲封建王朝爭權奪利服務。康有爲利用西方進化史觀，特別是社會達爾文思潮，聯繫中國實際，企圖以此動搖封建正統觀念，爲變法維新運動奠定理論基礎。

這本書在清政府內引起了一連串的風波。1894年，一箇中層官吏餘聯沅上書皇帝，以爲《新學僞經考》公然號召青年人去反對傳統思想，許多人已受到煽動，這對大清是不利的。於是這年8月4日，兩廣總督李瀚章接到命令，要他查明上報。李瀚章不懂學術，於是就叫一名精通學術的地方官吏李滋然去調查。李滋然接受一個好朋友勸他爲廣東珍惜人才的勸告，巧妙寫成了一篇調查報告，避免了一場新的文字獄。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新學僞經考》的風波未平，康有爲在梁啓超等的協助下，又開始撰寫《孔子改制考》。此書21卷，31萬字，是康有爲從1891年開始，用了近8年才完成的鉅著。這本書與《新學僞經考》相比，針對性更強，政治色彩更濃了。表面上，這本書似乎是在論述孔子的學術觀點和學術地位，實際上則是借孔子的口，用孔子之名來宣傳維新變法的理論主張。他是想說明改良思想自古有之，借“大聖人”孔子更容易舉動人心，爲社會各階層所廣泛接受。他在書中將西方的進化論思想溶到“託古改制”的主張中去，衝破了長期因循守舊，閉關自守的社會意識形態。嗅覺靈敏的清政府在這本書出版不久即下令毀版，禁止發行。保守派罵康有爲這本書是“無父無君”，要求將作者處死；洋務派張之洞則寫了一篇《勸學篇》，企圖抵消《孔子改制考》的影響；甚至一些比較開明的人士如陳寶箴等也上書要求查禁。但是這本書對具有維新思想的人卻有很大吸引力，它還是在社會上悄悄流傳。

《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爲變法維新奠定了理論基礎，確立了康有爲在中國近代維新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寶島臺灣淪爲日本屬地，中國的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臺灣人民聽到割讓日本的消息後，奔走相告，哭聲驚天動地，他們日夜聚集在幾大城市的中心市場，悲憤欲絕，並立即“鳴鑼罷市”，以此來抗擊清政府的賣國行徑。在北京的臺灣籍舉人羅秀惠等“垂淚而請命”，請求清廷不要割讓臺灣。康有爲決定利用這愛國熱情高漲的機會，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

1895年5月初，康有爲聯合了18省的1300餘名舉人在鬆筠庵諫草堂集會。他花了一天兩夜起草了近兩萬字的《上今上皇帝書》。這份上皇帝書上簽名的也都是趕考的舉人，所以人們把這次上書也稱爲“公車上書”。漢代時，各地舉人進京應試，都是用“公家”的馬車送去，“公車”就成了舉人進京應試的代稱。

“公車上書”首先向清政府提出了“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的警告。康有爲針對割地一款，指出這將失去民心，受到民衆反對，列強也會得寸進尺，後果不堪設想。關於拒絕交換《馬關條約》文本，康有爲要求皇帝下令，鼓動全國“天下之氣”，充分發動人民大衆；他請求下令懲罰主張議和、喪權辱國的大臣將帥。要求下決心遷都西安，選用強將，購置先進武器，與敵人周旋到底。爲此，他還提出了富國之法，養民之法，教民之法等具體建議。此外，康有爲還具體建議皇帝，仿效西方議會制，設立“議郎”。“公車上書”實際上已經把康有爲的變法維新主張描繪出一幅具體的藍圖。

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爲曾經兩次到廣西講學、旅遊。廣西地處祖國西南邊陲，民風淳樸。但長期以來由於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使得這一帶十分落後。

1894年12月，康有爲第一次到廣西。他遊覽桂林和灕江後在桂林景風閣講學。雖然有不少地方守舊派攻擊和嘲笑他，但仍有不少人前來聽講，人們稱他“康聖人”。這一次時間不長，康有爲便離開了。

1897年2月，這時的康有爲已經有了進士身份，又因“公車上書”而聲名大震，所以廣西官吏都對他另眼相看。很快，他便打開局面，推進了南方三省愛國志士的聯合。

不久，康有爲在桂林籌備成立了一個“以尊孔教救中國爲宗旨的”聖學會。聖學會尊孔讀經，學習西方，禁止裹足等，推行變法維新思想，聖學會得到了廣西最高官吏蔡希的支持，很快打開局面。

在康有爲桂林之行的鼓動和影響之下，廣西舊式書院不得不改教一點新學；在創辦《廣仁報》之後，廣西又先後出版了《官話報》、《廣西新報》等。特別是在這過程中，培育了一批具有愛國維新思想的廣西新一代知識分子，後來這些人中間有相當一部分成爲維新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乃至辛亥革命的重要骨幹。

1895年夏秋之間，“公車上書”雖然失敗了，但康有爲等人卻在北京、朝廷內外出了名。他就利用這個聲望和機遇，通過各種形式籌集資金，醞釀成立強學會。雖然由皇帝的親信文廷式出面，但強學會的主要組織者和實際領導者卻是康有爲。在強學會正式宣告成立之前，這一年的8月，由康有爲一手創辦，梁啓超、麥孟華爲主要辦報人的《萬國公報》也在北京創刊了。《萬國公報》宣傳維新變法，定期分送北京的上層官吏和士大夫，在他們中間引起很大反響。

1895年11月中旬，北京強學會正式宣告成立。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維新運動的學會。在具體情況下，爲實際需要或遮人耳目，改換各種稱呼，又叫譯書局，或是強學書局，強學局等。成立時列名的會員有：康有爲、梁啓超、麥孟華、陳熾、張孝謙、楊銳、文廷式、沈曾植、李家鼎、袁世凱、徐世昌、汪大燮等，還包括光緒的老師翁同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共計數十人。北京強學會的成立，標誌着比較開明的“帝黨”和維新派的初次聯合，在變法維新的旗幟下結成一定形式的同盟。梁啓超認爲，強學會的性質，實際上是兼有學校和政黨合一的雙重性。

正因爲北京強學會的成員大都是清政府的上層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勢力的朝臣，所以各具動機，許多大大小小的官員紛紛表示支持或參加強學會，並捐款贊助。如兩江總督張之洞捐銀五千兩。但當賣國賊李鴻章想加入時，強學會堅決拒絕了。

另一方面，康有爲離京南下後，多方奔走，取得了張之洞的支持並於12月間成立了上海強學會，與北京強學會形成呼應局面。

強學會和康有爲的變法維新活動遭到了守舊勢力的攻擊。他們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說強學會是“私立會黨”、“販賣西學”，要求查禁。就這樣，北京、上海的強學會被封建勢力絞殺了，但他們的影響，已經顯示出維新運動開始進入聚集力量，特別是動員封建上層人物支持和參加的新階段，它的成立標誌近代維新運動的一個轉折點。

在當時的清政府裏，有“帝黨”與“後黨”之說。“帝黨”是支持光緒帝的上層官吏們，“後黨”則是聽命於慈禧太后一派的官員。“帝黨”中有一名重要的大臣，就是曾任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的翁同騄。他不僅身居高位，而且曾是皇帝的老師，因而在朝廷中很有地位和影響，是宰相角色。在維新運動中，翁同騄比較支持康有爲的愛國變法主張，和康有爲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康、翁的初次相識，是在康有爲的第三次上書之後。1895年5月，康有爲的第三次上書經過層層阻攔，由都察院送到了皇帝手中[]。在這封上書中，康有爲提出以西方的一套改良封建制度。光緒帝十分感興趣，下令再抄錄三份，其中一份呈給慈禧太后。不久，他便頒佈了《舉人才詔》，還要地方政府修鐵路、開礦山，發展民族工業。這說明，光緒皇帝已經受到康有爲變法思想的影響了，而這個變化過程，翁同騄無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895年底，強學會創立時，翁同騄以實際行動參加強學會，是對維新運動的有力支持。1897年冬天，德軍侵佔膠州灣之際，康有爲的第五次重申變法、抵制外侮的上書由於工部尚書淞蟲扣壓而未能上呈。康有爲在深感失望之際，同時也關心萬木草堂和學生們，決定離開北京南下。然而當行李已經裝上車準備啓程的12月12日，翁同騄一大早趕到南海會館，他拉住康有爲的手，請他留下來，不要離開北京，並且告訴他，他已經向光緒推薦，請皇上召見，皇上很有可能要召見和重用，這個時候千萬不可離開北京。

於是，康有爲就留了下來。

1898年1月24日，康有爲走進了總理衙門西花廳。參加這次問話的是李鴻章、翁同騄、榮祿、廖壽恆、張蔭恆五人。這五人分別掌管着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和軍事大權，既有“後黨”頑固派，也有“帝黨”支持維新的重臣。這次西花廳召見，實際上是在戊戌變法前夕，“帝黨”和“後黨”之間的一次直接交鋒。問話的氣氛頗似鴻門宴。

榮祿強烈反對變法，首先發難。問話一開始，他就先發制人提出：祖宗傳下之法不可改變。康有爲針鋒相對，有理有據，他反駁說：“祖宗之法是治理祖宗留下來的國家的，現在祖宗留下之國都保不住了，還死守祖宗之法毫無意義。總理衙門也並非祖宗留下的制度呀！制度要考慮現實的需要，祖宗之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改變的。”

廖壽恆其實還對變法維新的具體內容不甚瞭解，他很有興趣地問：“變法應如何着手？”康有爲簡潔明快地回答：“從改變國家法律和制度開始。”

李鴻章一聽說此言，十分惱火，馬上挑釁地質問：“照你所說，難道這六部應當撤消，祖宗傳下來的規章都要廢棄嗎？”康有爲據理相爭，他從世界全球的眼光闡述自己的主張。他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將內心醞釀已久的具體變法內容全部托出。這場以康有爲陳述爲主的問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有些頑固官僚聽不下去，卻又礙於皇帝之命，只好找藉口離開西花廳。

西花廳問話的詳情，翁同騄第二天就對皇上做了詳細報告，光緒皇帝準備親自召見康有爲。但是奕訁斤聽到消息後，又出來阻攔，他認爲要叫康有爲拿出書面材料，若確有可取之處，再來召見也不遲。光緒帝只好照辦，但他同時通知總理衙門的大臣，今後凡是康有爲的書面材料，不得阻撓和積壓，一定要在當天給他。這無疑是給維新派打開了一扇直通皇帝的門戶。

維新派和光緒皇帝之間的溝通信息的渠道貫通了，雙方的關係也進一步密切起來。

西花廳問話很快傳遍京城內外，康有爲在朝廷內外的地位和影響進一步擴大。“帝黨”、“後黨”和維新派三個方面，已經從暗爭走向明鬥，從聚集力量走向橫向聯合。一場不可避免的變法和反對變法的鬥爭迫在眉睫。

西花廳的問話使康有爲了解到光緒皇帝的態度，他覺得變法的前途還是光明的。

他一方面繼續在上層官吏中展開聯絡和宣傳，另一方面決心還要通過創建會社來聚集維新派力量，爲變法做準備。

1898年初，他在北京組織成立了廣東旅京人士組成的粵學會。在此策動和影響之下，林旭等成立了閩學會，楊銳等成立了蜀學會，楊深秀等人成立了陝學會。一時間湖南、浙江、江西、雲南等省旅京人士也各自成立了地方色彩的學會，京城裏會社林立，十會活躍。

這年春天，正值會試，各地舉人齊聚京城，康有爲決定再次開展變法活動。鑑於“公車上書”失敗的教訓，他決定成立一個以愛國爲宗旨的會社。恰好江南道監察御史李盛鐸也透露了類似打算，於是由康有爲和李盛鐸爲發起人，組織成立了保國會。

保國會已經初步具有政黨的性質和模式，它是近代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愛國政治團體。

保國會以愛國和救國爲口號的活動，以及它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使頑固派們十分驚慌和仇恨，他們對康有爲和保國會百般誣衊、羣起攻之。

然而，當不少大臣狀告保國會時，光緒帝卻說：“這個會要保國，是一件大好事，有什麼可以查辦的？”他還把上書攻擊康有爲的御史文悌革職罷官，斥責要求驅逐康有爲的禮部尚書許應騄。

保國會從成立到解散前後，如果沒有光緒帝多方保護，康有爲恐怕早就被頑固派置於死地了，變法維新運動也可能因此而夭折。儘管有光緒皇帝的支持，但在頑固派的重重壓力之下，保國會在舉行了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就無形解散了。然而，這也說明了一點，那就是光緒皇帝從保國會這件事開始，已經明顯地在保護和支持維新派，下決心要實行變法維新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1898年1月29日，即西花廳“問話”後的第五天，應光緒皇帝之命，康有爲寫了給皇帝的第六次上書。爲“統籌全局”，在這份書面材料裏，康有爲提出了變法的“大誓羣臣以定國是”、“立對策以徵賢才”、“開制度局而定憲法”等具體辦法。他還指出世界上許多國家被列強所吞併，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於這些國家守舊落後，以致被動挨打，甚至於亡國。中國要擺脫受人宰割的局面就必須以近鄰日本爲榜樣，實行改革。康有爲的這些主張，後來成爲指導百日維新運動的變法綱領。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這是光緒皇帝以國家元首的名義，正式宣佈把學習西方、推行變法維新作爲基本國策。

6月16日，光緒帝決定打破祖傳的皇帝不得親自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規定，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爲。

光緒親自走到勤政殿門口等候康有爲。康有爲見到光緒皇帝后，趕緊跪下口稱“南海小臣叩見皇上”，光緒把他輕輕扶起，先詢問了康有爲祖先幾代的情況，以及他本人的身世經歷，接着，談話就轉入如何變法問題。康有爲將西花廳問話的想法複述了一遍。

他講得頭頭是道，光緒聽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覺，過了兩個多小時，康有爲走出勤政殿，就被官員們圍住問長問短。他在他們的記憶中，光緒帝接見臣子，從來沒有這麼長時間的先例。

消息不脛而走。“朝野議論，無處不談康有爲”，從此，康有爲被推到近代維新運動的前列，成爲清朝政府新舊兩派勢力爭論的一個最關鍵人物。

光緒在接見康有爲的當天就下令，讓康有爲在總理衙門任職。後來又特別允許康有爲可以直接給他呈遞奏摺，不必由別的部門和官員轉送。

光緒發佈“明定國是”詔書後，在“百日維新”的103天裏，連續下達五六十道各種實行變法的詔書：如廢科舉、設京師大學堂、建譯書局、設工農商局等等，涉及到教育、經濟、商業、政治、軍隊各方面。

然而，清王朝的官員們都明白，朝中大權是操縱在幕後的慈禧太后手中的。因此，詔書雖然下達了幾十道，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帶來某些新氣象，但是那些老奸巨滑的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官卻並未認真對待詔書。他們都在觀望等待着幕後的慈禧太后表態。

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在“百日維新”開始後，就深感勢單力薄。掌管全國軍權的軍機處和統率北洋三軍的直隸總督是朝廷和地方的兩個關鍵的部門，但都操縱在“後黨”之手。爲了改變這種局面，光緒下令把維新派的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破格提爲四品官員，到軍機處任職，並參預推行新政。軍機處的部分權力開始由維新派控制。這四個人中，林旭是康有爲的弟子，譚嗣同也是弟子輩的，他們幾乎每天都到南海會館與康有爲商議變法事宜。

當朝廷上下因維新變法而沸沸揚揚的時候，身居頤和園的慈禧太后也沒有閒着。

她在不動聲色地插手朝政，調兵遣將：如下令把大臣翁同騄遣送回鄉，下令派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明令滿朝文武官員，今後遇有大事都要向她上奏摺，推翻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祖先規矩，直接插手國家大事。她還決定9月間要跟光緒皇帝一起到天津去檢閱北洋三軍，想借助軍方力量，脅迫光緒皇帝讓位，另立新皇。

9月13日，光緒皇帝覺察到自己處境危險，皇位不保，給康有爲下了一道祕諭，讓他們祕密籌劃，設法相救。面對這種形勢，康有爲冥思苦索，提出了四點應急對策：第一、仿效日本，成立參謀部，統一指揮，以應付急變；第二、1898年爲維新元年，以向天下表明變法決心；第三、召見袁世凱(當時他正統率陸軍)封官許願，把他爭取過來；第四，借外出巡視名義，遷都上海，一切從頭開始。

然而事與願違，光緒皇帝破例兩次連續召見袁世凱，封官許願，卻未能把這個奸詐的政客拉過來。袁世凱是個投機分子，雖然他有幸被召見，並被許願封官，但他深知大權仍在太后手中。所以他採取了兩面派手法，表面同意發兵救駕，暗地裏卻把維新派夜訪的情況告訴了榮祿。

康有爲得知譚嗣同拜訪袁世凱的情況後，知道此人並不可靠。第二天上午，他便去找英、日公使，請求他們面勸慈禧太后，以救助光緒皇帝，但沒有結果。

一時間京城內外，朝廷上下，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光緒爲保存維新派力量，以圖東山再起，希望康有爲離京保命，在外地擴大影響，使太后在廢帝問題上有所顧忌。

光緒冒着很大危險，祕召康有爲，並特地發佈一道正式命令，派康有爲去上海，主辦上海《時務報》。光緒對康有爲寄託着厚望。

9月20日拂曉時分，康有爲悄悄地離開了北京南下。

在“百日維新”期間，以康有爲爲代表的維新志士，曾經有一個捕殺慈禧，徹底掃除變法維新障礙的計劃。近年來從日本外務省舊檔案中發現的材料證明，康有爲通過一個叫畢永年的安排捕殺任務，但終於因爲袁世凱的不合作而流產。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情況被袁世凱出賣給榮祿，榮祿連夜稟告慈禧太后。

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走進光緒皇帝的寢宮，破口斥罵。在慈禧的威逼之下，光緒皇帝違心地下令捉拿康有爲等人，查抄南海會館，抓走康有爲的弟弟康廣仁，以及他的幾名弟子。

慈禧太后即藉此發動了宮廷政變。她下令，因皇帝有病，由她來臨朝訓政，這就是所謂的垂簾聽政。她同時下令調兵進京，關閉京門，封鎖交通。從此，光緒皇帝變成一個空有皇帝名稱的囚徒。

這時，譚嗣同和梁啓超得知南海會館被抄的消息後，譚嗣同勸說梁啓超到日本公使館找伊藤博文，請他想辦法救康先生。過了幾天，譚嗣同見沒有什麼動靜，便在日本公使館找到梁啓超，勸說他想辦法到日本去。他說，如果大家都被捕殺，中國的維新事業便會中斷；但如果沒有人去犧牲，又無法報答聖恩。現在康先生生死不明，犧牲和延續兩個重擔，就由我們來分別承擔吧。他拒絕了日本公使館的勸說，他說：“世界各國的變革，都是流了血才取得成功的，中國還沒有人爲變法而流血，現在就由我開頭吧。”

過了幾天，譚嗣同就被捕了。

御史楊深秀，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上疏朝廷，責問爲什麼要廢光緒帝，同時還公開反對太后聽政。所以，他很快被捕。

1898年9月28日，史稱“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康廣仁、劉光第在北京宣武門菜市口被處死。

至此，曾經席捲中國的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前面提到，9月20日凌晨，康有爲便悄悄離開了北京。這時，慈禧太后尚未正式宣佈垂簾聽政，因而他順利地乘火車到達天津，傍晚便登上英商太古公司的重慶輪船，在21日上午從海路駛向上海。

就在康有爲登船時，北京城裏已是一片恐怖景象了。慈禧下令地方官府捉拿康有爲，並誣陷他想用毒藥丸謀害光緒皇帝。聽說康有爲上了重慶號去上海，馬上下令北洋水師派快艇追趕。飛鷹號快艇原本速度是重慶號的一倍，但飛鷹號行到中途，管帶劉冠雄突然說快艇沒有煤了，只好中途折回。

這時，康有爲並不知道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經過煙臺時，他還遊覽市容，在海灘上拾海石。其時，電報已到煙臺，不巧這位官員公務出差，帶走了電報密碼本，留守官員無法譯出電報內容。

康有爲的重慶號還未到上海，清政府捕殺康有爲的密令已經傳到了上海。駐上海的長官蔡鈞，複製了大量照片，準備等康有爲一登上碼頭便立即逮捕，另一方面又和上海的英國代理領事白利南交涉，要求以酬金2000元來換取檢查所有從天津開來的英國輪船，但遭到拒絕，不過同意由他們派兩個人上船代爲查詢。

兩江總督劉坤一也下令，懸賞3000元捉拿康有爲，一張捕殺康有爲的大網已經在上海全面展開。

白利南事先收到了以英國傳教士身份在北京活動的李提摩太的電報，請求他設法營救康有爲。在徵得英國政府同意後，派人在吳淞口截住了重慶號。找到康有爲後，拿出照片問道：“你是康有爲，你在北京是不是殺過人？”康有爲十分驚訝地回答說：“我怎麼會殺人！你問得真奇怪。”接康有爲的英國人濮業德立即拿出從蔡鈞那裏抄來的慈禧太后的密令，上面寫着：“康有爲進丸毒弒大清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欽此。”

康有爲以爲光緒皇帝已經遇害，急得淚如雨下。他邊哭邊說：“我受大清皇帝恩典，推行變法維新，天下皆知，我怎麼可能殺害皇帝？”

濮蘭德告訴康有爲：“我是領事派來的，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忠臣，不可能幹這種事，也知道你一向主張聯英抗俄，所以特來救你。”

康有爲以爲大勢已去，維新派紛紛遭到捕殺，光緒皇帝生死不明，自己也是前途茫茫，他寫好遺書，交給僕人收藏。然後隨濮蘭德換乘另一艘輪船巴拉勒特號，並立即拍電報，告知廣州家人和萬木草堂的學生，叫他們去澳門避難。

當天下午，重慶號到達上海碼頭，清政府撲了個空，要求白利南交出康有爲，也被拒絕了。

9月27日，巴拉勒特號在英國軍艦的護航下，從吳淞口駛往香港。

康有爲終於逃出虎口。

1899年7月間，康有爲流亡到加拿大。他與當地華僑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加拿大當地稱“中國維新會”，保皇會以“忠君救國”爲號召，以擁護光緒復辟爲目的，一時得到許多華僑支持，形成一股很大勢力。康有爲派他的弟子到全世界二百多個城市展開活動，在各地陸續建立了11個總會，103個支會，會員多達一百餘萬人。總會設在澳門和香港，最初以《知新報》和《清議報》爲陣地進行宣傳。

康有爲親自寫了《愛國歌》、《愛國短歌》、《保皇會歌五章》教給華僑學唱。這些既充分反映出他的愛國主義情感，也表現了他至死不渝的忠君思想。

保皇會還在美國成立軍事學校，訓練新式軍隊，人數達到數千人，頗有聲勢。由於有華僑的資助，保皇會在溫哥華建立總會後，儼然像一個流亡政府的雛形。

1900年2月14日，清政府以10萬兩銀懸賞康有爲和梁啓超，但這並沒有絲毫影響保皇會的活動。

創建保皇會，是康有爲從維新派走向保皇派的重要標誌。

保皇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開始在重要骨幹分子中出現了不同的思想動向。1899年下半年，在日本的梁啓超等13人草擬了一份長達數千字的《上南海先生書》，向康有爲表達了他們的不同政見。自此，維新派的志士裏同情和支持反清的越來越多，康有爲採取分散和威脅斷絕師生關係的辦法也未能濟事，隨着孫中山革命勢力的逐漸強大，革命傾向的保皇會成員越來越多。當時，對康有爲保皇思想打擊最猛烈的，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章太炎。他在1903年5月寫了《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批判了康有爲“滿漢不分、君民同治”的觀點，全文氣勢磅礴，高屋建瓴，在思想界影響極大。

爲了挽救自己的命運，清王朝在一片反對聲中不得不假惺惺地於1906年9月1日表示要“預備立憲”。康有爲大爲興奮，誤以爲東山再起之時已到，把保皇會改名爲國民憲政會，以配合清王朝“預備立憲”的聲明。不幸的是，康有爲剛剛盼到一點君主立憲的希望，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就死了。這對康有爲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悲痛之餘，他把攻擊的矛頭指向袁世凱，要求清政府殺掉袁世凱。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

這時，康有爲已經沒有皇帝可以“立憲”了，但他仍然頑固地反對民主革命，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甚至十分荒唐地主張，要讓孔子的後代子孫充當中國的立憲“君主”。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據權位，曾電約康有爲回國“主持名教”。康有爲堅決拒絕，並積極支持反袁運動。但他的反袁只是反對袁世凱當皇帝，對恢復清帝卻依然一往情深，除成立孔教會外，最突出的是參加張勳復辟。

早在1916年，康有爲就試探性地問過張勳對復辟前皇帝的意願，張勳未作理睬。

1917年6月，張勳認爲時機已到，帶領辮子兵進京，叩見溥儀皇帝，妄圖復辟。他祕密電告康有爲，請他火速進京商議。康有爲欣喜若狂，化裝成老農，從上海趕到北京，與張勳密談後，躲進法源寺。7月1日，張勳復辟，康有爲被賞賜“頭品頂戴”並被封爲具有國家顧問性質的弼德院副院長。

張勳的復辟夢只做了12天，就宣告破滅。政權落到了北洋軍閥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張勳本是一丘之貉，所以對張勳並未大加追究，倒是“通緝”了幾個參與者，其中就有康有爲。在全國一片譴責聲中，他們把“復辟”責任推到了沒有實力和後臺的康有爲身上。康有爲只好躲進北京的美國公使館，五個月不敢出門。

康有爲因積極參加了這場鬧劇，聲望大落。在他的門生弟子中，反對他的也有不少，如梁啓超等則是反對張勳復辟的主要成員。在康有爲去世後，他在《公祭南海先生》文中仍表示“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爲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

康有爲生命的最後七年，主要居住在上海、杭州、青島等地，其中以上海爲主。晚年的康有爲廣泛結交文友，其中畫家徐悲鴻、劉海粟都是他的“拜門弟子”，篆刻家吳昌碩、教育家蔡元培，也是他家裏的座上客。

康有爲晚年熱衷修建亭樓園林，沉湎於湖光山色，而且遊覽河山的熱情不減，足跡遍及幾十個城市。

康有爲在1926年創辦了上海天遊學院，這是他一生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辦學。

但情況已經遠非昔比，學生寥若晨星，在上海也沒產生什麼影響。

晚年康有爲雖然念念不忘“皇恩”，與皇帝保持着密切關係，但他依然懷着一腔愛國熱情。“五四”運動爆發時，他非常同情、支持學生，發出《請誅國賊救學生電》，譴責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賣國行爲，呼籲各界支援學生。他還打電報給日本朋友，請他轉告日本政府從山東“退出”，歸還鐵路等。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康有爲始終如一的愛國精神，卻令人感動。

1927年3月21日，這位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病逝於青島寓所，時年6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