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文學成就誰更高

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文學成就誰更高

文學很難互相比，比是一種科學思維，未必適合人文領域。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學很難拿出一個客觀標準來對比。

上大學時，經常會有同學認爲（包括我自己），某某人是二流文人，或者說誰比誰寫的好，老師會很嚴肅地說：“你說的是外行話。”換言之，文學研究不能用來討論誰好誰壞、誰排第一誰排第二的，這就像歷史系不能說“假如歷史如何”，中文系也不能說“誰是最好作家”。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這又是另一回事，著名英國曆史學者弗格森就常用“假如歷史會如何”來研究，在具體操作層面，幾乎所有歷史學者都會有“假如歷史會如何”的想法。

魯迅全集讀過數遍。郭沫若全集也讀過文學部分。茅盾的書讀過《子夜》和幾個中篇（《林家鋪子》《春蠶》等，感覺比《子夜》寫的好得多），還有他的文論（茅盾晚年基本是文論家，但他的文論寫的很壞，充滿了官氣）。巴金的書，讀過《家》《春》《秋》和《寒夜》，晚年有一些隨筆性的文章，影響很大，但感覺一般。老舍的小說、戲劇基本都讀過。曹禺的話劇基本都讀過。

從這個閱讀覆蓋面來說，顯然是不太夠的，不能做全面評價，只能談談個人的感受。

1、這個名單忽略了沈從文、張愛玲等。

但從藝術角度看，沈從文、張愛玲比這6個人強（除了老舍之外）。此外張天翼、穆旦、郁達夫等人也很好。總之，這個名單偏政治化，有以政治標準替代文學標準之嫌。

2、文學史的地位與文學水平不是一個概念。

文學史的地位在於其開創性，這樣懂外文的比較有優勢，直接拿別人的東西來用就可以。

比如魯迅，他被認爲寫出了中國第一篇現代意義上的白話小說（實際上不是，第一篇現代意義上的白話小說是陳衡哲的《一日》，發表在1917年1月在美中國留學生的雜誌上，影響可能不如《狂人日記》），此外，魯迅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方向，他使白話小說提升到一個比較成熟的境界，這個歷史功績是無可替代的。

但嚴格來說，魯迅小說過度看重思想性，把故事、人物、描寫當做傳達思想的工具，這就用哲學價值掩蓋了小說價值，小說本來是嘲諷者，站到爲民請命、指點江山的高度，就有些無聊。有了這種誤解，在具體技術層面，魯迅小說就很有硬傷，真實感不夠，對人性解析的深度不夠（除了政治人之外，其他面相都被忽略了）。

魯迅有一些小說寫的是不錯的，但有不少是失敗的。他成功的小說，也要依賴複雜的解讀才能被欣賞，而不能讓人一看就喜歡。我們唱一首歌，首先要喜歡它的旋律、節奏等，其次才考慮其中的深意，如果旋律之類不好，思想很深刻，我們依然難說它是一首好歌。這是魯迅小說的缺陷。

許多人在翻閱魯迅小說之前，已經在課堂上學過魯迅小說了，再回來看，當然會覺得那是經典文本，但只要課堂上不講的，便很少有人提起。

魯迅那個時代，現代意義上的白話小說（古代也有白話小說，比如《水滸傳》等）剛剛上路，所以不必苛責魯迅，但作爲當代的讀者，奉魯迅小說爲圭臬，恐怕會限制審美水平提高。

再比如茅盾，他寫出了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長篇白話小說，但《子夜》模仿痕跡重，藝術上有很多硬傷，但在造境、時間處理等方面，已經超越了傳統白話小說，還是有它的歷史貢獻的，只是今天讀來，有些乏味，會覺得魯迅的批評非常有道理（“沈雁冰一身官氣”）。

“魯郭茅巴老曹”更偏重文學史地位，與具體的閱讀體驗不完全一致。

3、抄襲是中國作家的一大問題

這6個人中，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很大影響，不自覺（姑且寬容地這麼說吧）地會將一些東西流露於自己的創作中。

曹禺模仿易卜生，只是當時中國話劇在情節深入能力上都有硬傷，曹禺又很有舞臺經驗，所以他的作品名噪一時，但他模仿來的東西始終難與本土經驗結合起來，所以他的作品越寫越糟，但在中國話劇史上，依然是無可替代的。

巴金早期的小說很中學生氣，《寒夜》比較好，如果照那麼寫下去，可能會成功，可惜很快就1949年了，《寒夜》有法國小說的氣質。

魯迅、茅盾就不用說了，郭沫若幾乎不會寫小說，寫出來的東西很嚇人。

4、個人最喜歡老舍

老舍是用小說本身來打動讀者的作家，他的寫作最契合小說本身的需要，可惜他真正的代表作《正紅旗下》纔剛剛開篇，如果完成，它將是20世紀人類史上最成功的小說之一，標誌着中國小說徹底將西方小說傳統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形成完全不同的審美範式，它的地位恐怕是可以與《紅樓夢》相提並論的，實在是太可惜了。

其他幾人寫的是哲學、經濟學，小說只是工具，他們很難爲小說自己的發展做出貢獻，只有老舍的文本能做到這一點。韓寒說老舍文筆差，那實在是無知到極點。

至於林語堂、梁實秋的評論，沒必要太當真，林語堂的小說寫的不好，梁實秋是散文家，此外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