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復勵志故事介紹
李開復，1961年12月3日出生於臺灣省新北市中和區，祖籍四川成都，現已移居北京市。李開復勵志故事介紹，我們來看看下文。
李開復勵志故事介紹1
今天要談到的是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人物，現任google公司全球副總裁、中國區總裁李開復。跟其他有名的職業經理人相比，李開復似乎有相當多的麻煩纏身。媒體指責他過於做秀，注重個人品牌勝過企業品牌。同行指責他誠信不夠，從互爲競爭對手的微軟跳入google……但這些都不妨礙他在職業經理人的發展道路上越來越成功。
首先讓我們回過頭先來看看李開復的背景資料：李開復其實是100%的純技術出身，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取得博士學位，憑藉出色的研究能力畢業後留校任教2年。
之後投身實業界，先後在apple、sgi和微軟任職……這期間無論職位怎樣變換，工作內容都與技術息息相關。但李開復最終成功擺脫了人們對技術人員木訥、怯於交際的慣常印象，一躍成爲最搶手的職業經理人，甚至，2005年google不惜引發爭議，以高達1000萬美金的“薪酬獎勵”將李開復招致麾下。
那麼從技術明星到明星職業經理人，李開復究竟是憑藉什麼完成了這一角色轉變呢?
通常，許多技術人才往往埋頭自己的研發，認爲只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了，別人自然看得到，而忽略了溝通能力的重要性。其實再好的想法和產品，也要獲得同事、老闆、公司和市場的認可，這都少不了
出色的演講、勸服和溝通技巧。
現在的李開復是一名演講高手，甚至有人認爲他是天生的演說家，其實技術出身的李開復，在這方面也曾遭受挫折。在讀博士期間因爲演講和溝通能力的不足，他曾被學生評爲“最差的授課老師”，學生們說“ 每天8點鐘去上開復博士的課是非常大的折磨，他不看我們，只看黑板，與我們沒有互動。我們就在下面睡覺。”甚至學生把他的課叫做開復劇場。
傷心的李開復決心提高自己的演講和溝通能力：他要求自己每個月都要去聽演講，並向優秀的演講者求教;同時，每個月自己還要做兩次演講.每次都要請同學或朋友去旁聽，並提出反饋意見。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開復不是一味的賣蠻勁，而是根據自己的特點，“揚長避短”，培養了具有個人特點的溝通技巧。比如他發現：不用講稿，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表達會更好。於是，就只在排練的時候使用講稿。慢慢的，他從怯於跟人講話，到遊刃有餘的演講，爲日後職場上的轉變打下了基礎。
第二，要成爲一名管理人才，培養社交能力，尤其是在公司內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顯得尤爲重要。大多數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往往對人際交往有強烈的恐懼和排斥。
李開復剛開始也不喜歡社交，但是他意識到“如果一個人都不認識，那麼我在公司會失敗的”。於是他下決心改變自己，剛到微軟的時候就拿來登記了幾百名高管聯繫方式的名單，給這些高管一一打電話約一起吃午餐，在吃飯的過程中又請這名高管再介紹另外一名高管給他，通過這種方法，一年後李開復就發現自己在公司內的關係網有了顯著的擴大。
第三，認清自己的優勢，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作爲在外企的華人經理人，常常面臨着“不可突破”的“玻璃天花板”，要想進入企業高層更是困難重重，李開復也不例外，但他在困惑中冷靜分析自己的優勢所在，即自己“在華人中的.強大號召力和影響力”，這正是可以依靠的資源。
在擔任微軟中國研究院院長期間，李開復曾頻繁奔走於中國各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並在許多高校成立了微軟俱樂部，與在校學生和研究人員進行互動，積累了大量人氣。他還在中國陸續進行了50多場演講，陸續寫了6封“
給中國學生的信
”
，創辦了一個專門與大學生交流的網站“開復學生網”，被稱爲“中國it人才導師”。
儘管這些做法遭到詬病，被外界認爲是在構建他的個人品牌。但事實證明，這些資源的積累，使個人品牌和公司品牌得到共贏。google中國工程研究院的迅速發展就證明了李開復 “人氣”的優勢。
仔細回味李開復職業的一路發展和現在的輝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成功無非來自於這樣兩點：認清自己的不足和優勢，對不足的方面，只要下決心改正，永遠不用擔心改進的時間是不是太晚。
第四，補短的同時，更不要忘記自己的優勢所在。因此不論目前我們處於職業的哪一個階段，李開復的成功經驗或多或少都可以給一點啓示。
李開復勵志故事介紹2
如果把你拋到一個荒島上，不知什麼時候能離開，條件是隻能帶三本書，你的答案是什麼？
李開復的答案是：帶三本白書和一支筆。因爲，他要自己寫三本書。
作爲微軟全球副總裁、微軟亞洲研究院創始人的李開復，他的平和謙虛、睿智幽默要在談話中你才能感覺到。
“你不問我要寫三本什麼書嗎？”在李開復善意的提醒下，你才真正發現他身上的魅力遠遠超過他“微軟副總裁”職位本身。
“我要寫的第一本書是一本能真正能夠幫助中國大學生成長的書；第二本書我要描述計算和技術的未來和對社會的影響；第三本書我要完成我父親的遺願：《中國人未來的希望》。”
聽到這段表白，你會覺得李開復是一個 “有夢”的人，用他一個現在斯坦福大學讀MBA的學生朋友郭去疾的話說：李開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一個真正能夠關心除自己以外的人和事的人
父親的河流經過我的生命得以延續
“我很喜歡的弗蘭克林的一句話：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唯一能留下的就是值得別人寫的事蹟，或者值得別人讀的文章。我從年輕時就很崇尚這句話，但現在意境不同了。年輕時重視的是做能留名的事，但是現在重視的是做值得做的事。”
1961年出生在臺灣的李開復，是父母的老來子，那年父親55歲，母親44歲。11歲那年，李開復被送到美國讀書。1983年李開復從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系畢業，隨後到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研究生。
李開復先後任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全球副總裁、美國SGI公司全球副總裁等職，1998年李開復加盟微軟，並創立了微軟亞洲研究院。2000年，李開復升任微軟全球副總裁，是微軟高層裏職位最高的華人。
從1998年以來，李開復來中國做的演講、報告超過300場，內容涉及純學術的計算機研究，科學、教育和人文的關係，更多的則是中國大學生如何做人、做事。從2000年4月以來，李開復先後給中國大學生寫了三封信，並開辦了針對中國大學生的自己的網站，現在他的網站上每月有10000人來訪，每月有1500人註冊。他經過這個網站回答了１５００封信建和論壇的問題。他曾經說：“一個好的網站好比一所好的大學。”而事實上，李開復此次中國之行除了演講、探親外，也希望更理解學生的心聲，以便把網站辦得更好，並考慮出一本書。
在看到李開復本人前，你會詫異於一個技術領域的總裁爲什麼會對教育如此熱心；在見到李開復本人後，你會發現他的所作所爲都是那麼合情合理；並且你會發現他身上所有這些光環和成績，與他的儒雅和謙和比較起來都顯得黯然失色。他會仔細認真聆聽你每一個問題，即使有些問題在他看來可能幼稚可笑，他也會真誠並且不厭其煩的給出答案。
對於自己身上體現出來的“儒雅”，李開復笑稱來自父親的影響。
李開復的父親對國學頗有研究，曾任***民黨“立法委員”，後來是政大歷史系教授，父親身上的“歷史責任感”和“中國情結”，像一條無聲的小溪不知不覺潛入李開復的心靈，雖然李開復只在父親身邊生長到11歲，用他自己的話說：“父親對我影響更多是他去世後，我再回頭看他做的事，感覺一種無聲的尊嚴在誘導我怎麼做人。”
年輕時李開復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有一次在清華演講，中間有一個學生突然問道：“你爲什麼來中國工作？你來中國這段時間有什麼感想？”。之前從來沒有被人問過這樣的問題，不知爲什麼李開復突然就想到了父親。李開復的回答是：“我從小就一直牢記父母親的教誨：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個炎黃子孫。我希望，當我年老體弱時，回首往事，我會很自豪，我爲中國人做了一點事。我希望，當我離開這個世界後，人們想起我，會說，李開復曾爲中國人做了一點事。這樣，我就會覺得沒有虛度過這一生。”
“讓我感動的是，一向驕傲的清華學生掌聲不斷，我從他們的眼神裏看出他們被這段話打動。本來我從沒有刻意想過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沒有絲毫準備和防備時，最真的話就出來了，講完後我自己也很奇怪，這也許是最本能的回答。事後我想想這句話在我心裏其實已經很久了，只是借這個機會釋放出來而已。”雖然事隔已久，李開復回憶起這段經歷的真誠也不禁讓聽者動容。
李開復非常坦誠的說，自己在軟件界的影響力並沒有自己給中國大學生寫了三封信的影響力大。“我在軟件界出來說話，也許有些人會認爲我是代表了公司觀點；而2000年我寫了第一封信後，卻有無數的人來信表達觀點和表示感謝，於是我決定繼續寫第二封、第三封。”
那時李開復在微軟亞洲研究院，也許因爲他的平易近人，期間總是不斷有在研究院工作或實習的學生來向他請教各種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李開復發現中國大學生更多的是對生活本身迷失方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充滿激情卻沒有人指導他們，幫助他們。也許是父親就是一個老師的緣故，李開復非常想幫助這些大學生。
“我寫第一封信前，很多人勸我說可能會有人認爲我不務正業，做我分外的事情，或者說忠言逆耳，總有人不理解要批評或反對你，但我還是寫了，回美國後，這封信和後來的兩封信可能是我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事。”而之後2001年，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邀請李開復與當時北大副校長陳章良對“人才”的一個評述，讓李開復開始思考自己除了幫助學生，是不是也可以幫助學校，於是，李開復寫信給李嵐清總理，多次和教育部門領導探討高教的發展，又在《科技日報》上撰寫“美國大學啓示錄”。
“有容德乃大，無求品質高”這兩句話是父親留給李開復最寶貴的財產。“我母親對我管教很嚴厲，我所有做人做事的方法都是來自我母親直接的教導，我父親間接的影響。”
年輕時的李開復同樣對上面兩句話不甚理解，但隨着年齡的增長，李開復說自己現在已經能深深領會這期間的含義。“我曾經認識一個很富有的人，他今年80多歲了，他要捐贈一個醫院，別人提議用他的名字來命名這個醫院，他說：‘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我捐贈這個錢只是一個種子，如果哪天這個醫院沒有錢了，你們還可以去找其他人捐贈，冠其他人的名字，對我來說，我是不在乎這個名字的。’這件事情對我是個震撼，我開始理解‘無求品自高’的含義。”
李開復說自己來中國工作也許是父親冥冥中的安排。“父親憂國憂民之心終生不渝。病中曾作一夢，在水邊一石上拾獲一方紙，上面躍然四字「中華之戀」，魂牽夢繫的故土情長啊!”“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時，告訴父親不用擔心，我會幫他出版他未完成的書，父親只是用深深的眼光看着我，沒有反應。後來我理解到，父親對我的希望並不是出版那本書，而是我作爲他的兒子，能幫他做完沒有做完的事。”在他臨終前，姐姐問父親如有一夢想想做的是什麼？他說：“寫一本書― 中國人未來的希望。”從此，李開復又一份使命感，尋找中國人未來的希望。揹負父命的他，相信會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
創辦微軟亞洲研究院是這輩子最讓我自豪的事
“創辦微軟亞洲研究院是我這輩子做的最自豪的事。它證明了中國人的優秀聰明、有創造力，影響了微軟對中國、對中國人、對中國人技術能力的看法，蓋茨開會時經常說：我們最優秀的研究院就在中國。而且研究院培養了很多我們僱傭的博士，其中很多人才畢業幾年就已經進入他們領域全世界最優秀的幾十個人之中。”
李開復曾經認爲，做技術就要做最高深先進的技術。1996年在SGI公司，李開復和同事們做了一個很酷很棒的技術，獲了很多大獎，但他們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因爲沒有市場，這個技術等於白做，李開復不得不把部門賣掉，解散了員工。這件事對李開復影響很大，甚至是自己認爲成長經歷中最難忘的一件事，也是學習的最大的一個教訓。
李開復帶着這個教訓來到微軟之後，發現這裏的技術是面向市場、對社會產生變革和作用的技術。李開復記得蓋茨說的話：“我們的工作只有兩個目的：一是爲客戶解決今天碰到的問題，二是解決用戶明天將碰到但他還不理解的問題。”
“目的一是生產軟件產品；目的二是研究。這個研究不是空洞的，而是能看到五年、十年後用戶可能碰到的問題，要有很好的市場和技術眼光，在用戶還不知道這個問題存在時，我們已經開始在做科研了，當碰到這個問題後，我們能迅速轉化成產品。我開始認識到，真正的重要的不是創新，而是有用的創新。”
1998年，李開復受命來中國創建微軟亞洲研究院，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很多朋友都勸他：“中國這麼落後，中國最優秀的人已經在美國了，你僱不到什麼優秀的人。優秀的人都是從中國往美國跑，哪有從美國往中國跑的道理。”
也有人認爲很多跨國企業都希望討好中國，因爲中國的市場很大，很多跨國公司就像放個花瓶一樣在中國設一個研究機構，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表示擺設一下。他們認爲李開復最多也是給微軟在中國做個花瓶而已。
“這件事我沒有分析，我認爲這是我應該做的。”李開復對自己當初的選擇自豪之情言於溢表。“創辦微軟亞洲研究院更是影響了中國對微軟公司、對科技和技術的看法，說明一個跨國公司在中國是可以達到公司和政府的雙贏。”
李開復不掩飾自己對比爾.蓋茨的欣賞。“欣賞一個人，並不是要求自己就要成爲那樣的人，而是要學會從別人身上發現優點。”。從蓋茨身上，李開復最欣賞的是他的謙虛，自覺，激情，和他慈悲爲懷的一顆心。
“蓋茨是一個能把各種才華集於一身的人，他擁有技術、戰略、商業等各方面能力。而且非常自覺和謙虛。蓋茨開會時經常自我批評，徵詢別人自己怎麼能做的更好。一次開會，他的助手因爲一件事認爲他錯了，他開始不認同，雙方爭執了很久，後來蓋茨承認自己錯了。”
李開復甚至談到蓋茨一件有趣的往事，蓋茨快到40歲才結婚，結婚前每天都很晚回家，那時他和現在微軟的CEO巴爾默打賭每天誰晚回家，以誰的車子晚開回家爲贏。結果經常是兩人憋着氣半夜2點、3點纔回家。可是有一次，兩個人都很奇怪，因爲總有一輛車子停在停車庫裏，他們連續幾晚都輸給第三輛車，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公司的一個職員借了一輛車忘記還了。
李開復對蓋茨捐贈慈善事業更是大加讚賞，他談到蓋茨有一次在印度捐贈醫學軟件，剛好看見微軟的技術在當地做一個遠程醫療，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蓋茨非常感動。而且蓋茨不隨便捐錢，比如捐贈AIDS、SARS 等醫學研究前，他自己會親自研究ADIS、SARS ，要做什麼樣的實驗、哪些國家願意做這樣的實驗，蓋茨會去那些國家和衛生部門的官員接觸，探討如何合作來解決這些頑強的疾病。
李開復說自己最欣賞的人除了父親和比爾.蓋茨外，還有Vannevar Bush（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和亞伯拉罕.林肯。
“可以說Vannevar Bush是電腦之父，他寫了很多了不起的文章，預測了Internet和很多今天科學技術的方向”。李開復非常推崇Vannevar Bush的兩篇文章《As we may think》和《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這位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針對二站後美國的情況，提出要把科研和教育結合，把本來屬於國防的實驗室歸給學校，將非機密技術如解密、青黴素技術等基礎科研下放到學校，大大增加經費，讓市場經濟用在科研和國防上，讓他們把技術推到更高，把科技更直接轉化爲生產力。因爲有了Vannevar Bush，美國今天成爲科技強國。
“我讀博士時偶然看到他的文章，後來還由也在我的文章《美國大學啓示錄》中談到官員中也需要大師級的智慧。作爲一個技術管理者，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好好考慮一下計算和技術的未來，和科技、教育、政策間的互動。”聽完李開復這段話，你會覺得他不單單只是一個忙於具體事務的公司執行者，更是一個願意做更深層次思考的人。
而對林肯的欣賞，除了他崇高的理念，則是因爲林肯“永不服輸”的意志。林肯當年競選衆議員失敗，後來競選參議員也失敗；第二次當選又失敗，他的黨都不願意提名他；競選了一次又一次都失敗了，總共失敗了十多次，但他認爲自己的理念必須要從一個較高的職位裏才能實現，所以經歷了無數次的打擊。“如果我受到這麼多打擊，不知自己是否有這種毅力堅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