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文國勵志故事：將攝影融入生命的新聞人
“新聞人中有句話叫做不給歷史留下空白，雖然我們不可能不留空白，但是我盡最大限度地少留遺憾。”10月30日，在工人日報社，記者見到了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獲獎者、工人日報高級記者、攝影部主任於文國。6次獲得中國新聞獎、88次獲得全國及世界性的新聞紀實攝影獎的他，仍然把自己叫做“草根記者”。36年來，他的足跡遍及祖國31個省市區，無論是在抗洪抗震前線還是在國家重大新聞現場，哪裏有新聞，哪裏就有他的身影……
在貧窮中受到現代文明激勵的“農村娃”
1956年，於文國出生在山東省桓臺縣灘子村，他的父親原本是當地國有企業的一名工人。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物價飛漲，百姓生活困難，尤其工人的工資常常入不敷出。
“我的父親是當地的七級木工和瓦工，但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着一句話，‘七級工八級工，不如農民一棵蔥。’在那樣的大環境下，我父親選擇了回家種地，我也從職工子弟變成了個農村娃。”於文國說。雖然父親工作上的突然變動讓少年時期的於文國的生活上產生了巨大的落差，但是回想起那段經歷，於文國卻心存感激。“我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其實得益於成長在那樣一個‘既不優越也不閉塞’的小城鎮中，我們山東桓臺縣雖然貧窮，但是地理位置卻不算偏遠，可以接觸到來自大城市的信息，這樣的環境使我能夠在貧窮中受到現代文明的激勵，勵志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追求知識融入血液的自考大學生
1976年，於文國高中畢業，由於沒有恢復高考，於文國選擇進入部隊，當上了一名基建工程兵。“由於我從小學過一些美術，水彩畫、油畫都會，來接新兵的恰好是一位宣傳股股長， 他就讓我進了部隊機關宣傳股，在電影組當放映員和美工。”
1978年，部隊宣傳股的攝影幹事轉業，於文國被選送參加了3個多月的新聞攝影培訓後接了他的班，從此走上了新聞攝影之路。1980年，於文國隨機械工程兵部隊奔赴上海建設寶鋼。經歷了部隊上幾年宣傳工作的鍛練，慢慢地在上海主流的解放日報、文匯報上時常能看到於文國的攝影作品。其中，在熱軋廠建設工地現場拍攝的作品《在榮譽面前》，獲得了《人民日報》首屆新聞攝影比賽一等獎。雖然在寶鋼宣傳戰線上已經小有名氣，但高中畢業入伍於文國始終放不下心中的大學夢。1983年，當於文國得知國家開始允許自學考試的時候，他興奮地第一批報考了上海教育學院和復旦大學。“那個時候除了上班完成宣傳報道任務，其餘時間都投入到了學習之中。”於文國說。
80年代的寶鋼所在地區被上海人看作是荒郊野嶺，爲了不耽誤晚上的學習，於文國下午四點半離開單位，夜裏十二點以後才能回到家門，天天如此。“寶鋼在上海的東北角，復旦離得還近一些，教育學院在上海的西南角，有的時候去那上課，相當於斜對角穿了一遍上海城，半夜回到家以後第二天還得早起工作。”於文國說：“那個時候實在是太想讀書，太想學習知識，也就這麼堅持下來了。”也就是從那時起，崇尚文化，追求知識的理念已經深深地融化到了於文國的血液裏。“記者是一個需要終生學習的職業，現在如果一天不讀書就都有點受不了。”
於文國辦公室的鐵皮櫃裏，裝滿了他從業以來拍攝的上萬卷交卷和數不清的攝影作品。
36年堅守一線的良心攝影人
從影36年，於文國6次獲得中國新聞獎，連續三屆被評爲中國攝影記者《金眼獎》，88次獲得全國及世界性的新聞紀實攝影獎。他是目前我國惟一一位獲得過中國新聞獎“照片、通訊、論文”獎的.“兩棲”記者。這些榮譽的背後，是於文國無盡的付出和歷經生死的考驗。
他曾在青藏公路五道樑道班的採訪中，在接近零下30度的環境下栽進了5米多深的溝坳，左臉摔得鮮血模糊。他曾因勞累過度，兩會期間暈倒在人民大會堂，他也曾在太行山深處的峭壁上，被繩子吊掛在石壁上拍攝捅山工，而腳下就是萬丈深淵……
“只要選擇了攝影記者這一行，乾的就是一線的活兒，就要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頂得住危險。”於文國說：“往往幹完了一天的工作，把照相機往旁邊一放，腿都擡不起來，但是隻要專注在相機取景器前時，一切的疲勞與危險都被拋在腦後。”
從2001年開始，於文國擔任中國新聞獎攝影部分的評委。從那以後，他就再沒有送過自己的攝影作品參與評選。“雖然這些年我也拍了不少的我覺得是那個水準的作品，但是我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在於文國的辦公室裏，看不到任何的獎狀證書，他告訴記者那些東西都被塞在了鐵皮櫃子裏，連家都沒往回拿。相對於那些或光鮮榮耀和不凡的經歷，每每與攝影界的同行相聚，於文國更願意將話題引向中國新聞攝影行業的發展和從業人員素養的提升。
於文國向記者講述了一件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於文國作爲第一批攝影記者到達了災區映秀鎮。在映秀鎮倒塌的電廠廢墟前，他發現宿舍樓的瓦礫下壓着了一個女人和她的侄女。那時已經是地震後的第三天，姑侄二人已經奄奄一息，雖然有上海和山東泰安的兩隻救援隊在現場不停地救援，但是由於被壓過深加上建築受損嚴重，稍一挖掘就會產生二次塌方。被壓女人的丈夫從都江堰趕回來，眼睛佈滿了血絲。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但是救援沒有任何進展。“到了最後，我親耳聽到救援隊長對女人的丈夫說，你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於文國說。男人聽到救援隊長的話後，蒼白的臉一下子就紫得扭曲了。他顫抖着從褲兜裏摸着出擠壓成一團的煙，想用打火機去點燃，但是手中的打火機無論如何都對不準嘴上叼着的香菸。“當時的空氣如同凝滯住了，那種氛圍無以復加。”於文國說。“咱是搞攝影的，從職業的角度講，拿起相機就想拍，但是那個時候我無論如何都拿不起手中的相機，沒法把相機拿到眼前去按下快門。回想起沒拍到那張照片，我現在都不後悔!”
從映秀鎮出來的一兩天後，於文國又到了漢旺中學救援現場。在滿目的廢墟和仍未挖出的屍體前，多天以來積攢的情緒終於化作奪眶而出的淚水。這個山東漢子流着淚他在自己的地震日記中寫道：“那些孩子都是十七八歲的學生，他們的父母都四十多了，也就是說，死一口，絕一戶!”當時這些遇難學生們的屍體停放在一片空地上供家屬辨認，於文國遠遠地就看到也是一個搞攝影的，對着那些死去孩子們的臉，一張張地拍。“我身旁的一位新華社記者看到此景後，破口大罵，我也用相機啪啪啪拍了幾張，把那個人給記下來了。” 於文國說：“攝影人不能瘋了，不能不是人，得先做人、後攝影，有的時候不拍，也是一種職業境界。” 於文國認爲，攝影記者不僅要會照相，而且要懂新聞視覺規律，新聞傳播規律，更要有相匹配的職業倫理和自我修養，這樣當他們真正面對災難報道和突發事件的時候，才知道如何爲社會傳遞出應有的價值和正能量。
從業36年，於文國始終沒有離開過一線。他說：“新聞人中有句話叫做不給歷史留下空白，雖然我們不可能不留空白，但是我盡最大限度地少留遺憾。”
“如果有一天我跑不動了，我還能對這輩子所拍攝的影像資料進行整理和研究，這個時候憑藉這麼多年跑一線的功力和積累的經驗，看問題可能會更加深入。但是現在，每當有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還是會從內心中發出一種力量，推動着我千方百計地衝到最前線去，如果不去現場，我感到難受至極。”於文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