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它不嫌我是處女座

　　我根本沒有想成爲作家。但很多人叫我作家，這成了我的標籤，一輩子不可能撕掉了。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爲一個裁縫，或者一個放電影的人，再不行就去當一個圖書管理員，但都沒有實現。可這些念頭從來沒有消失過，我從小對好看的衣服極爲敏感，那些被人們所譏笑和不齒的女人因爲漂亮和風情讓我暗自傾慕。
　　
　　那一塊美麗的花布在裁縫手裏變成一件漂亮衣服時，我的眼睛散發着熾熱的光芒——裁縫踩着縫紉機的樣子太性感了，那聲音“嗒嗒”的，勝似任何花開的聲音。
　　
　　小時候我便不合羣，特別喜歡跟男生打架，母親買的紅襖不討我喜歡，便自己騎單車去換成綠色的。
　　
　　爲買到一塊好看的花布做裙子，我轉遍了霸州城所有商店，包括那些角落中的小賣部。長大後我有兩件東西最多：一是書，二是衣服。
　　
　　很多衣服是我自己設計的，難免誇張、奇特。偶爾想起裁縫夢，悵悵然。
　　
　　那時小城的文化館是最雅緻的地方。細長的小院，院中有兩棵極粗的合歡。東側屋內有唱戲的人，評劇或者梆子，兩邊的屋子有幾十種訂閱的雜誌——《人民文學》《十月》《中篇小說選刊》，那時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在閱覽室看這些雜誌，那閱讀臺是紫色的桌色，有些坡度，放上雜誌剛剛好，窗外的合歡開得正好，那個少年正讀張承志的《黑駿馬》，她幾度哽咽，熱淚盈眶，怕人看見，便偷偷用襖袖拭去淚水。
　　
　　那個少年便是我。
　　
　　文學館還有一個狹窄的後院，穿過月亮門便是了。在上世紀80年代，那樣的小院讓人極富想象，我曾偶爾推開一扇門看到過一幕——書桌上攤着散亂的手稿，是那種三百字的稿紙，上面寫着《長久的天空長久的雨》，落款是閻伯羣。
　　
　　我羨慕極了，作家，寫小說。更關鍵的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每天聽戲、看書、聞花香。
　　
　　我第一次萌生當作家不錯的念頭。這比當裁縫和放電影看起來更無所事事。
　　
　　畢業後分至單位是閒差，與H寫信聊川端康成和弗裏達。每日在飯桌上寫信，那些信淡到不能再淡，現在看來仍然不失韻味。H仍然在南孟教書，目光依然如少年炯炯，五十歲的人彷彿沒有年齡。
　　
　　有三四年我甚是頹廢。半字不着，每日與單位同事打撲克。我很快成爲箇中高手，打撲克落下腱鞘炎，2011年去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教學，和學生談起打撲克打到腱鞘炎，他們樂得前仰後合，我亦不相信那時我所經歷的日與月。
　　
　　但日子就那樣荒廢了——不自知過了五六年，只每日打撲克，簡直要忘掉寫字這件事情。後來想起亦是不悔，那樣快意的人生亦是清水照芙蓉，也好。
　　
　　我總以爲可以沒有寫作。殊不知寫作已經成爲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是我另一個自己、另一種敘述、另一種表達。
　　
　　失去寫作我可以活得很好，但肯定少了味道和氣質。這還不是頂要命的，在最關鍵的時候，寫作搭救過我遇險的心。
　　
　　在最彷徨、最寂寥、最孤獨無助時，寫作不僅是救命稻草，更像親人，不離不棄地陪伴着我，只要我要它，它永遠要我。它不嫌我老、醜、脾氣壞，不嫌我是處女座、個性倔強，不嫌我不會打理人情世故，它老實地在那裏又溫順又體貼，又敦厚又仁慈，它是我永遠的親人，我們將終生在一起，一直到死。